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美鹏生面临国难抉择

2023-08-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初，鉴于日寇一再在平津地区不断增兵，并频频举办军事演习，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之故，王芳荃及早便将家眷送到上海，前去投靠已在那边安顿下来的岳母和三姨妹桂德华。未几，上海“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武汉，而北平本校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于汉口，并组成校友会驰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武汉主持复院开课事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每个中国人在日寇铁蹄大举入侵的危急关头，都不得不面对如此严峻之局势，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在日军的枪刺下苟且偷生，还是不顾身家性命，自觉地投身到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洪流中来。这时，为了保全始建于1909年9月的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不致沦为敌产，身为该校专任教授的王芳荃，义无反顾地将全副精力投入到为这所高校的主体南迁，而组织师生们平安撤离的艰苦工作之中来。

当初，鉴于日寇一再在平津地区不断增兵，并频频举办军事演习，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之故，王芳荃及早便将家眷送到上海，前去投靠已在那边安顿下来的岳母和三姨妹桂德华。当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时，原本是由北宁铁路局一个副局长兼任的前铁路管理学院院长，早已提前离校，抽身远遁了；而来校兼课的其他院校教授，也都各奔生路、风流星散。在日寇强占北平后，学校一片混乱，学生们尽管义愤填膺，但却一时无所适从。为了尽量能给国家保全这所培养铁路管理高级人才的高校，王芳荃带着部分学生赶赴天津，然后搭乘海轮来到上海，以探寻新的办学之路。

王芳荃找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商洽，打算让随同而至的学生先到该校借读。未几，上海“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武汉，而北平本校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于汉口，并组成校友会驰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武汉主持复院开课事宜。时值国难当头，面对莘莘学子的殷勤呼唤，王芳荃将家眷留在上海，带着抵沪学生绕道江北天生港，辗转奔波，然后迂回到龙窝口，避开战场，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溯江西上抵达汉口，借住于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过的武昌文华书院旧址。

战事紧迫，人心浮动。在汉口办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机关上下一片惊惶。为了向教育部递交恳请复院开课的呈文，王芳荃等往返5次从武昌过江到汉口，可阅时三月竟无人理睬。1938年3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当王芳荃得知随同其莅任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就是他早年间在清华执教的学生时，于是便亲自去找顾商议复校开学之事。顾毓秀为先生这种坚守教职、共赴国难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拉上同为校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几经折冲樽俎，终于争取到了教育部同意该院复学开课的批文，但当局提出因战时教育经费短绌，复课的先决条件，是该校须同意与迁至湘潭的唐山工程学院合并，然去湖南湘乡的杨家滩准备开学。

对这段时间王芳荃临危不惧，勇于担当的种种表现，现今为北京交通大学（其前身即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校史办修纂的《百年高校·沿着交大的足迹》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曾这样叙述道：

1937年冬，在汉口，王芳荃先生曾慨然长叹：“院长、教授，走的走了，散的散了。我一个英文教师，人微言轻，何能担此复校重任？”然而，正是由于这位教授的努力奔走，为学校请命，赢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校友张冲的帮助，复校终告成功。1938年1月29日，教育部令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改管理系，与在湘潭的唐山工程学院合并复学，当时学院院长是茅以升。^[35]

两院合并后的新校校名，叫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为茅以升。这时，前北平铁路管理学院被改称为新学校的铁道管理学系，茅院长委任王芳荃为系主任、主持系内一切事务。此时正值兵荒马乱，生计维艰，王芳荃勉力支撑数月，一经熬过了那段最为困苦的日子、在杨家滩安顿下来之后，他当即函请原校前负责人之一胡立猷教授来湘，并向其交代了系主任之职，自己仍回到了普通教职的岗位上来。

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一当武汉沦陷，长沙的局势便非常危急。学校奉命再度转移，全体教职员工在战火弥漫的中南大地上劳碌奔波，行进于湘、桂、黔简易公路或乡间小路上达数月之久，终于在1938年底迁移到贵州中部小县平越（现名福泉）停下了脚步，并于次年春天复课开学。1940年，鉴于师生们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先于1941年7月17日决定，将学校的战时名称，在“国立交通大学”的前缀不变的冠名之下，各自改称“唐山工程学院”与“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半年后，再度决定将两院二度合并，称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1944年底，因贵州独山失守，日寇前锋距平越不过九十华里。王芳荃等奉命另觅校址。他和同伴三人餐风露宿，日夜疾行，终于在四川渝蓉线上的璧山县找到一处地方。于是，学校再迁至璧山丁家坳……抗战八年，正是由于有了像王芳荃这样的爱国师生执着坚守，才使这所当时全国唯一培养铁路管理专门人才的高校弦歌未绝，终于在战难岁月的艰危困苦中得以保全。

抗战结束后，学校复迁北平。王教授芳荃继续回校任教，并曾一度出任训导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抽空潜心用英文翻译出了儒家经典《孟子》和陆机的《文赋》。可是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他来不及料理这两部书的出版事宜，便和全校师生一道，投入到向国民党空军修械厂追索被占校舍的斗争中去。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原院长徐佩琨见解放军已攻克天津，先行弃校出走，接着，学院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以及部分高级职员皆纷纷南下。为保护学校财产，迎接解放军进城，学院老师、学生、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挥下，决议成立院务维持委员会，公推已是68岁德高望重的王芳荃教授为主任委员，领衔主持校内一切事宜，并组织教职员工巡逻护校，直至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

在建国初期，原北平铁路管理学院经政务院定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任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校长，并于1951年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期间，曾一度荣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王芳荃教授将他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为新中国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教学工作之中。

在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在公教人员中进行履历登记手续，王芳荃虽然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一向并没有参加正式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但考虑到本人自幼即受教会资助读书，后来又去美国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因而他还是在履历表的“宗教”一栏中，填报为“基督教”。后来，在他写的那份“自述”中，老人曾这样叙述了他当时的初衷：“我想，共产党是无神论，不喜欢人隐瞒，要人说真话。”他就是以如此执着的信任和爱戴，真切地表达出了一位历经晚清、民国百年沧桑的老人，对新中国、共产党情有独钟的殷殷情怀。

1958年，王教授已近耄耋之年，他见学校各项事业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一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教学骨干也都已担当起了各自的责任，便向校方提出申请，要求退休。上级领导见他两次在危难关头，承担救亡重任，挽救了学院，遂授以“研究教授”的殊荣准予退休，原职原薪待遇不变。^[36]

抗战期间，正当王芳荃为着原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在战时办校一事劳禄奔波之时，他的妻弟、原沙市美鹏学堂毕业生桂质廷，则在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同样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坚守着自己的教职岗位。

早在1931年，桂质廷就获得了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地磁部的资助，他利用学校假期，在华北、华南、华西等地区进行地磁巡测，到1935年共测了94个点。事后，他将在华北地区的测量结果撰写成文，发表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物理学报》第1卷第1期上。这是中国人首次巡测自己国境内地磁常量的公开展示。

地磁场的变化与电离层的电流密切相关。桂质廷于1935—1936年在卡内基研究院地磁部作短期研究时，就考虑过在中国进行电离层探测的计划。1936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观测了电离层电子浓度对日偏食的依赖关系。这是中国最早的电离层研究成果。这次的三位观测者之一，就有桂质廷的学生梁百先。稍后，桂质廷与他的学生宋百廉一道，在武昌华中大学校园内，开始进行常规的电离层垂直探测。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武汉时遭空袭，工作条件十分困难，他们尽最大努力，取得了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共9个月的探测记录。这是中国首次对电离层进行的常规观测研究，其研究取得了两项突破性成果：一项是桂质廷与美国科学家H.G.Booker几乎同时注意并报道的“扩展F层”的重要现象；另一项是桂质廷发现武汉地区F2层临界频率明显超过了按纬度分布的预期值。后来他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经度效应”，实际上直到1947年，这一电离层赤道异常现象，才由其学生梁百先和外籍物理学家E.V.爱泼顿从理论上最终完成；由此，可以说桂质廷在这方面的科研进程中，起到了拓荒者与引路人的先驱作用。

战争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但桂质廷仍然坚持不辍，长年坚守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1943年，他作为中国知名学者被派出访美国。在美期间，桂质廷一手促成武汉大学与美国标准局合作研究电离层的计划，并于1945年在与许宗岳教授一道归国时，还带回一台DTM－CIW3型的半自动电离层垂测仪。这套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设备，当时非常珍贵，为确保它的安全，当局甚至动用了美国军方的力量，才最终一路平安地运送到四川乐山。在1946年元旦的零时，这套刚刚完成安装的设备便开始在乐山武汉大学战时校园正式进入观测运行。此刻，为该校所创建的游离层物理实验室也宣布正式成立。战后，武汉大学由乐山迁回武昌，该实验室于1946年8月20日即恢复观测。桂质廷带领梁百先、许宗岳等物理系和电机系的部分教师与研究生在这里做了大量观测、分析和研究工作，并与全球数十个观测台站开展科技资料和成果共享的交流活动。从此，在桂质廷的领导下，该校关于电离层研究工作的进度，一直居于国际上的领先地位。1949年，桂质廷受聘成为国际著名学术期刊《Jowrna..ephysica.esearch》的编辑，而他也是该刊编辑中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质廷在武汉大学开创的电离层研究工作不断得到发展：1955年武汉大学设立电离层及电波传播专业，并恢复招收研究生；1978年，该专业发展成为空间物理系、并包含一个电波传播及空间物理研究所……此后，武汉大学在该学科领域中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无不凝聚着桂质廷等老一辈教育与科研工作者的心血与汗水。^[37]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目前，人们虽然不可得见当年桂美鹏开办的“美鹏学堂”设定过什么样的办学宗旨与教学大纲，也难以断定美属基督教圣公会的宗教背景给这所早期班级式分科授课的制式小学，带来过怎样的教学理念，但有一点似可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从旧体制下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桂美鹏尽管是旧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文化、且又身为基督教华籍神职人员，但在他思想深处的骨子里，仍然保留着荆楚士人传统的家国情怀。这就意味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样是他们那代优秀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最高境地；而在家邦危急、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是他们养德性、重名节的第一选择。王芳荃、桂质廷是桂美鹏的血亲后辈，同样也是美鹏学堂教导出来的学生。他们郎舅二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所表现出这种勇于担当、共赴国难的献身精神，应该可视作为沙市美鹏学堂毕业生的光荣代表，永远值得后人缅怀。

荆楚文化论丛第3辑：美鹏生面临国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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