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修祥任何时代都需要自己的道德楷模,明代也不例外。明代的确有众多的“道德楷模”,而海瑞则可谓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如果只看到明代中晚期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现实,很容易将海瑞的人生际遇,视为“道德楷模”与贪腐社会道德堕落冲突的悲剧,而得出如此结论则未免过于简单化。......
2023-08-18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重人贵生、尊重生命的伦理价值取向。郭店楚简《语丛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强调人在一切生命存在中所具有的至尊价值。这一思想在儒家文献中屡屡出现,如《孝经》云:“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孔子家语·六本》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荀子·王制》云:“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由此可见,“人为贵”的思想是儒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家的生命伦理观念与儒家有所差异。道家强调“物我齐一”,认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并没有儒家那种人高于万物的思想,但在道家的伦理价值取向中,对生命的重视程度要远超于儒家。这一点从道家提出的一系列贵生、养生的理论中可以得见一斑。
由于贫富分化的原因,加之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清代溺婴现象较为普遍。见之方志记载的,如同治《黄陂县志》载:“邑中溺女之俗最盛”,更有甚者,不仅溺女婴,也溺男婴,如同治《安陆县志补》载:“楚中恶俗,不但溺女,且溺男。”清代统治者极为重视溺婴问题,认为溺婴“干天地之和,犯神明之怒”,因而把弃婴的赡养视为政府之责任,采取了各种惩戒与劝化措施。清代湖北地区各地开办的育婴堂,对于改变清代溺女恶俗,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同治《蒲圻县志》载:“楚俗从溺女,有育婴堂而女得不溺矣。”同治《崇阳县志》载:“俗惯溺女,故有育婴堂之设,风因所改。”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对生命的重视与强调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有清一代的官员和文人都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因而对儒家的生命伦理价值取向是完全认同的。在清代湖北地区官员和文人为育婴堂所撰写的碑文中,这种伦理价值取向表现得尤为明显。武昌知府裕谦在《武昌府恤孤局记》一文中说,对弃婴“顾委而弃之,是大伤天地之和也。”[25]晚清学者王柏心在《新堤育婴堂记》中说:“若从而收录之,保抱提携,以养以成,不独平天地之憾,又有以成国家念元元之意,其功效岂不宏且远哉。”[26]江陵知县李豫在《重修育婴堂碑记》中说:“夫天地之性人为贵,何初生而才不及物若此,此天所以使人各尽其父母之才。然而势穷力拙,或有时不能尽其才,则其责不得不仰而望之君。”[27]他们所说的“天地”是指宇宙的本体,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认识生命的价值,是对生命价值的升华。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中,以生为贵的伦理价值取向正是推动清代湖北地区育婴慈善发展的动因之一。
有关荆楚文化论丛 第3辑的文章
孟修祥任何时代都需要自己的道德楷模,明代也不例外。明代的确有众多的“道德楷模”,而海瑞则可谓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如果只看到明代中晚期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现实,很容易将海瑞的人生际遇,视为“道德楷模”与贪腐社会道德堕落冲突的悲剧,而得出如此结论则未免过于简单化。......
2023-08-18
忠厚在于为人忠诚厚道,讲诚实,守规矩。“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为人善诚处事恭谦”的传统家训家风,就体现在一个家庭一个人有社会担当、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忠厚之家,也多是勤俭之家,忠厚勤俭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今时世风奢侈,勤或有之,俭则难持。袁氏家训的撰写者深知中国历史上“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深刻教训,所以立专条告诫子孙,“克勤克俭,是勤俭两字,帝王且然,况士庶之家乎。”......
2023-08-18
当初,鉴于日寇一再在平津地区不断增兵,并频频举办军事演习,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之故,王芳荃及早便将家眷送到上海,前去投靠已在那边安顿下来的岳母和三姨妹桂德华。未几,上海“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武汉,而北平本校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于汉口,并组成校友会驰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武汉主持复院开课事宜。......
2023-08-18
所谓“正心术”就是使人的心理与思维方式符合道德价值标准。反之,精于算计,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则为心术不正;所谓“立人品”,就是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行,这是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从孔夫子开始对弟子的教育就非常重视正心术、立人品,一个人的心术、人品贵在一个字:正。《袁氏家训·正心术》秉承儒家育人传统,明确指出:人生祸福成败,莫不基于心术。......
2023-08-18
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的廉政思想对楚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法家思想传入楚国,推动了战国时期楚国变法改革运动的发展。至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君臣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使楚国国力更进一步强大,并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陈、蔡两国贵族因担心孔子见用于楚后,会使得楚国更加强大,发动仆役将孔子围困在郊野里,史称“陈蔡之厄”。叶公赞赏直躬的“直”,表明他在法与情的关系问题上是主张法大于情、法不容情的。......
2023-08-18
明成祖朱棣藉“靖难”入主中枢,为了让天下士子为其所用,他对读书人实施了更为苛严的钳制手段,也采取了愈加强硬的慑服措施。这样一来,作为文化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传统政治践行者的士人群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将这种儒家的文化理想,内化作自身的精神品格。明朝进入中晚期之后,商品经济大潮骤兴,使得那些已经获得经济话语权的富商成为社会上最具活力一个群体。......
2023-08-18
王芳荃与桂质廷的留学背景,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践行东方伦理秩序的忠实信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视“五伦”为调节与维护人与人正常关系和言行的基本准则。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角度看,王芳荃与桂质廷不仅是忠实践行了“忠、孝、悌、忍、善”等伦常礼仪的优秀代表,而且也时常将这些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传承给子女。......
2023-08-18
袁氏家族素有诗书传家的家风,所以特别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崇尚读书,崇尚求知,这一家训标示了袁氏一族的开明智慧与远见卓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袁氏家教崇尚读书求知的同时,也重视自食其力的职业教育,这与陆游《剑南诗稿》中“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的观念是一致的。《袁氏家训》注重家风家教,心念国家民族,难能可贵。......
202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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