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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论丛:强调读书教化

【摘要】:袁氏家族素有诗书传家的家风,所以特别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崇尚读书,崇尚求知,这一家训标示了袁氏一族的开明智慧与远见卓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袁氏家教崇尚读书求知的同时,也重视自食其力的职业教育,这与陆游《剑南诗稿》中“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的观念是一致的。《袁氏家训》注重家风家教,心念国家民族,难能可贵。

袁氏家族素有诗书传家的家风,所以特别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自从先秦时代孔子办学,除了“学而优则仕”,更为重视的在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性,故《孟子·滕文公上》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0]人伦教育就是要将儒家思想内化为子弟的人格、气质、修养,故《袁氏家训·专执业》说:“士农工商,皆生人之路,外此则业,非其正矣。大凡子孙天分最高,才智过人者,命业为士,幼则训以小学,领其法行,践其法言,口诵心维,勿致旷时,长则入于大学,宗其纲领,疏其条目,致知力行,无愧圣贤,达而兼善,穷而独善,此恒业之最上者。”崇尚读书,崇尚求知,这一家训标示了袁氏一族的开明智慧与远见卓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即使乡里不具备官学条件,也不妨族人集资设义学,《袁氏家训·设义学》中明确说:

吾族子弟姿性可读者甚多,但有穷而不能读者,有师非其人而读或不成者,今拟祠堂左右设立义馆,族中有学德俱优者,择之为师,凡有力者则量出供应,束修以资诵读,无力者则量为资助,令其专心肄业。教者必尽其职,学者务领其益。学者勿忘其本,教者勿市其德,斯一本之谊笃,而祖先之业可继矣。我伯叔兄弟共虑行之。

袁氏家族重视教育的目的并非全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耀祖光宗,重在使读书人提高人文素养,“勿忘其本”,即不忘做人的根本,因此特别强调要选择学德俱优的人做教师。即使是读书的资性不够,也不妨务农、经商,所以《袁氏家训·专执业》说:“次则务本力农,因天之时,顺地之宜,尽人之力。是故先王教稼,必使之三时无害,而有耕九余三之积。夫布[11]有罚,遊惰有儆,毋致失误农时。身其事者要,必夫耕妇馌,因时布种,自然衣食足而礼义生。如或读书不成,耕亦无力,则因其才而为工为商,傅岩之筑,磻溪之钓,陶朱公之致富奇书,太史公之货殖等。傅虽曰职业微细,自古英雄牡牝托迹于此业,无大小司事,专精乃得采玉探珠,一样情之趣。”因此,袁氏家教崇尚读书求知的同时,也重视自食其力的职业教育,这与陆游《剑南诗稿》中“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的观念是一致的。在《袁氏家戒十条》中,特别告诫族中子弟不可侵祭产、鬻守器、滥交游、忤邻里、学浪荡、唆词讼等,这对于袁氏子弟杜绝社会上流行的恶习,防止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泛滥,养成良好家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袁氏家训》还对族人从社会责任、义务、法度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三则“急国课”强调为国家纳赋税的义务。显然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然后获得自我生活的安宁。第十则“遵礼制”就是要遵守社会法制、法度。“当大事奄临,务宜恪遵礼制,宁戚宁俭,慎勿蹈习流俗,有坏名教”,教导人依法度行事,常持忧患意识,勤俭持家,不随流俗,不做有损社会风气的事,如此则社会有序,国泰民安,这与当今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趋同。《袁氏家训》注重家风家教,心念国家民族,难能可贵。

《袁氏家训》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范纯仁的《戒弟子言》、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袁采的《袁氏世范》、高攀龙的《高氏家训》、杨荣的《训子篇》、何尔健的《廷尉公训约》、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等著名家训家诫传达的儒家思想观念一脉相承,也与袁氏家族中杰出人物的道德人格楷模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一门三进士,南北两天官”,公安三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享誉后世,而且为官清廉,恪尽职守,政绩突出。袁宗道为官清廉,忠于职守,最终在极度的疲惫中死去,死后仅存数两银子,是门生故旧集资为其购置棺木,变卖其平生书画几砚等物,才得以扶柩南归。袁宗道在《白苏斋类集·寄三弟》中言:“吾官十年,债负山积,室如悬磬。”[12]小修《告伯修文》中亦云:“兄之为人,清白好修,砥砺名行,事可与天知,语可对人言,无一念不真实,无一行不稳当,小心翼翼,周详缜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见与一字干人,不欺暗室,不愧衾枕。身死之日,一贫如洗,栖身一室,尚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处子。”[13]袁宏道是明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从严治吏,惩治贪腐,兴利除弊,弘扬正气,在吴县上任仅一年,就把吴县治理得政通人和,秩序井然。当朝首辅申时行称赞他:“二百年来无此令矣。”综观三袁兄弟之一生,可谓人品、文品、官品俱佳,才德兼美,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为人、为文、为官的楷模。

三袁的人品、文品、官品的养成有其自身的人格修养与道德追求,也与其家族严明的家规家训与温润敦厚的家习家风有着深厚的联系。三袁的祖父大化,就是一位周济世人的道德典范。嘉靖年间,公安发生饥荒,袁大化倾其家财,拿出两千石稻谷和两千两银子慷慨周济灾民,在百姓中有口皆碑。楷模人物的事迹,具有极强的示范、激励作用与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能使人产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14]的道德情感,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家族楷模相对照,变成趋善避恶、择善而从的道德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家风,世代相传。

唐代名相张九龄曾有名言:“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袁氏家训》与中国历史上其他许多家训家诫家规是与封建农业社会宗法制度相伴相生的特有文化现象,在当时不仅使族邻关系调节伦理化,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对封建社会延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即使在当今,当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对整个社会仍然发挥着它的巨大功能时,我们必须珍视这笔丰厚而宝贵的伦理道德文化遗产,研究借鉴它曾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批判地继承对我们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与价值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