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真相揭秘：外交交涉背后的谎言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日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日本方面有任何确定的决心要开战。自然，在中国方面更没有梦想到战争。日本方面通知我驻东京公使称，经由北京美国公使转递的中国向日本提出的直接和谈的请求，将加以考虑。无论如何，在末了张荫桓及邵友濂两位全权代表于1895年1月中旬已准备好了到日本广岛去。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在玩弄他们，仅仅希望拖延，并可能是希望一个休战。

中日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日本方面有任何确定的决心要开战。自然，在中国方面更没有梦想到战争。它用骄满的外壳封包着自己，没有梦想到倭人（它对日本人的称呼）胆敢来攻击它。它以四万万人口，对抗四千万人口。它的国家广大，而日本是个小国。他们全是东方国家，似乎没有战争的理由……

我仅能简略提及战事发生的经过。1894年6月10日，日军500人以使馆卫队的身份进入京城，6月13日又开到日军800人，同时还有其他日军在济物浦及到京城的途中。6月16日日军3000人进入平壤，6月26日日军击沉高升号。该舰载着华军1500人—　—由德国将官汉纳根（Von Hanneken）率领，是李鸿章最好的西式训练军队。1894年7月28、29日牙山战役发生，日本损失70人，中国损失800人及所有的积贮物资和大炮。8月1日跟着发生平壤大战，华军溃败。9月17日鸭绿江海战，华舰四艘被击毁，日本没有损失。旅顺港于11月22日陷落，在占领时日军表现了极可怕的残暴行为。

日军于是进攻满洲，推测要向天津及北京方面前进。我们在北京的情况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假若北京天津的路上发生战事而华军溃败——可能是如此——的话，那么溃军在北京集合，我们的性命就朝不保夕了。在这时候以前，我的同僚他国公使们招来些水兵以保护使馆，但是我并不要求任何水兵，因为无论从军事或政治去看，我没有惧怕日本占据北京的任何理由。此外，国务院虽然把这个问题留给我来决定，可是它是颇不喜欢派遣军队到内地来的。我的德国同僚对于这个情况和我的看法一样。但是英、俄、法、西、意派遣水兵来北京。无论如何，人们采取了预防的措施。中国海关及各使馆的妇女们，除了英使欧格讷夫人（Lady O'Conor）以外，都离开北京。我的家庭就在美国，所以我没有感到不安。国务院曾经通知我，假若我需要保护时，我可以去天津，该处有我们的老军舰孟诺加西号（Monocacy）一艘，但我从未想到离开职位。由于我留住，那么我们自己的传教士、男人和女人也留下来。我们安排好了，假若遇着困难时，所有美国人都移到使馆内。我请问负责北京警政的步军统领到底他是否能够保护外人，他对我保证能够做到。因此他派遣一队兵到每个使馆大门前驻扎。他们是些可怜虫，拿着矛及长刀，在毛瑟枪之前是一分钟也站不住的。但是我们让他们留在大门口，不然，假若让他们回去，中国就不负保护我们的责任了。

我们的情况最有趣味，并经过了多次讨论。有些公使们赞成由北京撤退，但是大多数赞成留下。我清楚地拒绝劝告传教士们应作何行动。我说，假若他们离开他们的事务去天津——这是唯一避难的地方——而其后北京并没有发生事情的话，那我将受到埋怨；然而，假若他们留下，而我们都丧失了性命的话，那我将因为没有劝告他们离去而大受责难。由于他们知道情况和我知道的一样，他们应做他们所喜欢的结论。结局，他们智慧地决定和我同样地待下去，而且他们安静地、平安地去进行他们的慈善工作。旅顺口陷落的前两天，我在北京收到如下电报：

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19日。

日本方面通知我驻东京公使称，经由北京美国公使转递的中国向日本提出的直接和谈的请求，将加以考虑。

格莱锡（Gresham）

在这个暗示之下，外交——幸福的外交——插进它的脚来了。

在那天以前，总理衙门曾召集美、英、德、法、俄、西、意等国公使开会，迫切地恳求我们，让我们的政府为着和平出面干涉。当我把这次会见的经过报告给总统时，他不愿考虑任何干涉的提议，虽然他说，假若中国和日本都要求他调停的话，他可以单独调停。欧洲各国在那时候都不愿干涉。

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按照上述电文所指示的路线去行动。1894年11月22日，我与总署晤谈一次。我问他们是否还能够支持这个战争。他们说，他们不能够了。他们没有军粮台，没有军需官或医院，而且没有兵士。我说：“你们有兵士25000千人在北京没有事做。”他们答称：那些兵不能够打仗，中国军队的目的不是作战，而只是威吓老百姓。我于是说：假若他们确信再战没有好处的话，他们应当议和。他们说：自然他们希望议和，但是由于不能和日本通信，他们怎能办到呢？我回答说：假若他们授权给我，我可以经由我们驻东京公使谭恩（Dun）先生，进行商谈。他们高兴了，请求我立即照办。于是，我向日本拍电说：中国希望在朝鲜独立及赔偿一个合理的战费的条件下来议和。日本即刻答复说，它可以考虑和平的提议，但是它要规定和平条件。我于是要求在会谈时停战，但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一直等到后来，李鸿章在下关被一个狂暴的人枪击负伤，日本才允许停战，略作对这个凶暴行为给中国的赔偿。一直到了1895年1月底，中日间的谈判还是通过美国的公使们进行。这些谈判无于此处重述之必要。这两国不相信任。中国老想预先知道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以便获取英国或俄国的干涉。无论如何，在末了张荫桓及邵友濂两位全权代表于1895年1月中旬已准备好了到日本广岛去。到了那里，他们晤见日本全权代表伊藤伯爵及陆奥子爵（编者注）。当全权大臣们晤见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互相查阅全权证书。中国使臣提出一张文件，值得转录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在向来所有“全权”证书中最稀有的样式：

“敕书从略”

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里并没有授予缔结、签押条约全权的必要字句。日本曾听到有些时候中国政府否认其使臣的行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在玩弄他们，仅仅希望拖延，并可能是希望一个休战。由于我担任使两国得以接近的谈判，我多少受了有好意的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硬说我没有注意让使臣们带着适当的“全权”证书，但是这个批评是不恰当的。我曾对总署建议，我可以预备合适的“委任状”（Credentials）（注意：日本当局认为credentials是国书，不是全权委任状full powerr而拒绝接受，见《秘书类纂杂纂》四“中国媾和使节会谈纪要”——编者）。他们同意我可以这样的做。因此我送给他们中文草稿一份，是依据（当时）所能够得到的这类文件的最好例范写成的。委任状用的格式是我的法国同僚供给我的。我同他自由地商议。委任状的每一细节都按照现代惯例完成，是完全无缺的。这个文件送去不久，我询问总署，皇帝是否已签了字，据答称皇帝已签字。当中国使臣因为没有“全权”被命令回国的时候，我拍电给张荫桓，把我所准备的文件交付日本，他回电说，皇帝并未在上面签字。自然，实际上送去的全权证书与我所预备的并无类似之处。因为受到总署这种狡猾手段的教训，我经常要求总署把它（所发出给使臣们）的训令用书面通知我。就是我们当面在一块商讨的事情，我也固守这条规则。我现在存有一个骨制的裁纸刀，上面就有一位大臣写着他口头传达给我的“发给使臣的”一道命令。

使臣们回来以前，我拍电给日本，说我曾预备好“全权证书”，而由于某些错误没有给谈判代表，我要把内容电告，等航运一通，立即邮递给他们，但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那时候日本要进攻威海卫——中国第二个大要塞，而唐突地停止谈判。此外，它常害怕外国干涉，急欲结束它已经做的工作。

中国使臣回国以后，我们又坠入云里雾中，但是日本鉴于俄国干涉的威胁，而被迫重开和谈。因此它拍电给我说，假若中国能够派遣一位有资格的、有声望的使臣，可以重开和谈。中国方面都知道日本希望派李鸿章任使臣，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政府里有大的势力，并受民众尊重的缘故。不幸，李氏现在正处窘境。由于中国遭受惨败，1894年9月17日皇帝下谕夺去他的三眼花翎及黄马褂。他不愿意去日本，他很害怕遭到暗杀。我曾严肃地和他辩论，来引导他接受所给他的荣誉。他对于失掉花翎很觉痛楚。这个装饰品是戴在帽子上的，插在帽缘后面为它预备的孔里，帽子上面没有它，就好像一只公鸡失掉尾巴一样。我向他说，中国不可能派一位被羞辱的人去日本，因此，他的荣誉是能够恢复的。这一个引诱，再加上一个高尚得多的引诱，即他可以为国家效劳的引诱，使他同意担任这个危险的工作。这责任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危险的，因为李很知道中国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他知道，当他回国时这种割让，对于他是斩头之罪。不久以前，中国因不认可一位使臣和俄国订的条约而下令要把这位使臣斩首。外交团自然不喜欢这个先例；由于外交团的努力及皇太后个人的干涉与要求，才救了他的性命。

1895年3月15日，李从天津驶往下关。3月24日他在下关被一狂暴的人刺伤。凶手走近他的轿子，向他脸部开枪。子弹留在他的左颊里面，直到他死。

他的委任状没有发生问题。他用的是以前我提出的那分。电报局把原文拍往东京，完成了一作非凡的事功。中国字是“意标的”（ideographic）不适宜拍电，所以实际拍电是用电码而不是用文字。自然，拍发这样长的文件是困难的，但是做得相当的成功，所以日本答复说，除了一个地方电文讹误而外，对这文件认为满意。它要求把英译文也拍过去。

这样由于谭恩先生和我自己数月的努力，使这两个大国相见了。

科士达（John W.Foster）上校，印第安那人，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外交家及律师。他将以中国的顾问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我们的责任终了。

用不着在这里把我和中国大臣们作长而令人厌倦的商议、他们因为我是美国公使多次努力引诱我个人积极参加这个谈判以及“祈求”建言及怜悯等事的经过，详细叙述出来。我仅是一位中间人，倘若任何人认为这个地位是容易的，那么可以让他一星期中两三次同许多中国政治家彻夜坐着不睡，他的意见就要改变了。

（编者注：原文作“伊藤公爵”“陆奥伯爵”，茲依二人当时实际爵位改为“伊藤伯爵”“陆奥子爵”）

（译自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第二卷，第10章）

（原载《中日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中日战争真相揭秘：外交交涉背后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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