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条约批准成果-林树惠史学文集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他说，关于此事，可能发生严重的纠葛，芝罘交换批准条约尚未举行。规定批准条约的时间，仅余5天了；为了这个目的，我必须即去芝罘，不能迟延。中国政府方面指定由总督的两位秘书去交换条约批准书。中国换约大臣依据训令把换约延迟到最后一天的晚上，但是5月8日晚11时30分他们完成了最后的一个行为，于是条约成为一个完全的文件。

我们经过60个小时愉快的航行，到了大沽口，由此换乘火车抵达天津。4月20日我的信札中曾述及我们到达的情况：“他们对总督举行一个大的欢迎，好像他不是签订屈辱的和约，而是凯旋归来。大沽炮台鸣炮致敬，铁路沿线排列军队，举枪敬礼，官吏们叩头致敬，表示完全的顺服，似乎整个天津到车站奏军乐、鸣礼炮来欢迎他。他仍然可以继续为中国的伟人，在许多方面，他确是一位非凡的人物。”

这是他多年官吏生活中和他一起并受他统治的人民的表面欢迎。但是当他到了（他自己的）衙门，接见僚属，批阅函件以后，那些外部的表现变成深沉的凶兆了。他知道了各省总督及大部将官上奏，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他关于皇帝是否批准条约，至觉惶恐。

我和他同寅与友好中敢于坦白说话的人们劝告他本人立即赴京，用他的众所周知的才能和使人敬服的威望，去抵御并击败反抗。但是他在暴风雨的面前，似乎是丧失了勇气，而决定留在他的天津衙门。他要求我代替他去京都担任这个使命，在军机处或内阁为这个条约申辩并催促批准。

我告诉他，我怕一个外国人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去北京将不能受到亲切的，有利的接待。他答说：他明了国人较胜于我；军机处知道我受皇帝的召请，来到中国帮助他们商议条约；因为他们反对这个条约，他们是无意和我见面的；但是他们不能拒绝听我说话；我告诉他们的话，比他自己所说的一切，力量要大得多。

去以前，在一个秘密会议上，他向我详细解释军机处每一位的个性及其政治的环境。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精明有技巧的政治家，深刻了解政府里面反对派的情形，并很知道什么是算计他们最好的办法。他说他要派他的一位秘书伍廷芳作我的帮手兼翻译，并且要命令伍君为我“据实直译”。

4月24日我到达北京，条约是在我两天以前到的。我看到前任议和委员现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荫桓。我马上如总督所指示，预备了致该衙门的通知，请求同军机处举行关于皇帝批准条约事的会议。

翻译此项通知并与诸“纡缓机关”公文往返，需数日之久，我即利用机会与外交团主脑人物会晤聚餐。我年前来时即与他们大部分相识。我发现有能力的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伯爵（后任驻华盛顿大使）积极地向总理衙门言说，希望诱致皇帝批驳这个条约；他并且为法国及德国公使所支持。他们的反对以及从帝国各处来到京城的反对似乎使得事情处于大的危险中。在我会晤军机大臣前一晚上，总督的秘书来到我处，告诉我反对总督的情绪甚为严厉，所以他想假若由李的秘书作我的翻译，恐怕将妨害我对事件的陈说。这增加了我的困惑。由于他这样陈说，我请求美国公使让我用他的翻译，他高兴地答应了。

4月30日我与军机大臣的会议在总理衙门举行，在那里我会到了10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人——与皇帝及慈禧最为靠近的人。仅恭亲王因病缺席。计有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及李鸿藻——这两位是军机处最有势力的人，又是总督最厉害的反对者；又有庆亲王（后为军机处首脑人物），顺天府尹及其他各部主持人。这是我参加的最稀有的会议。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注目的会议。过去14年里，北京官场上有许多大的更新。当时外国公使仅同总理衙门来往，新年向皇帝作形式的鞠躬而已。那天晚上在英国公使馆用餐时，我遇见外交团的首脑们，发现他们甚至很想知道军机处大臣们的外表和举止，其中许多人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他们很客气的注意听我的话，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许多的问题，卒至对于中国的需要作一般的讨论，达两时之久；关于政府需要的改革，我供给了几点尖锐的意见。皇帝的师傅问我，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时，是否有一方向他方割取土地之事。从此，他们的国际知识的程度可以略知一二了。

我的使命完毕了，次日早晨，我动身赴天津。知道我要离去，军机处所有人员到我泊宿的美国使馆访问，并留下了祝别的名片。5月3日我的信件中有一段，详述我访问北京的结果：

由于下雨，河水滔然，我们轻快地顺流而下。毕德格今日清早来访，说总督兴高采烈，因他从北京得着电报称：我与军机大臣会议的翌日，皇帝就批准了和约，李希望我尽早到他衙门去。当我到的时候，总督在外门迎着我，很愉快而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坐下时，他告诉我说，皇帝已批准。他说，我同军机处会议的情形，他全知道，并且完全归功于我，并说，假若我没去北京，那么条约就完了。

随后他证实我在北京所听到的，俄、法、德向日本提出要求，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他说，关于此事，可能发生严重的纠葛，芝罘交换批准条约尚未举行。他恳请我留在他那里，直等到这些纠葛过去时为止。他又说，已将此事向总理衙门提及，皇帝曾指示留住我。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从北京回来后就直接回国，因为这已超过我预计停留的时间。但是我的名誉及责任和条约的成功是不可分开的，我于是同意留在中国1个月或不超过两个月。

规定批准条约的时间，仅余5天了；为了这个目的，我必须即去芝罘，不能迟延。

中国政府方面指定由总督的两位秘书去交换条约批准书。我们坐着一条为此目的而租赁的外国商船去芝罘。日本使臣乘日本轮船约同时到达。我们在港内看见有英、美、德、法、意的军舰，可见世界各国对于在这港口所欲完成的行为感兴趣。除此以外，俄国政府在中国海域集中了未曾有过的、最可怕的舰队，包括17艘军舰，数只水雷艇及其他俄国海军船只。俄国的示威，意在恐吓日本，还希望引诱中国不采取最后的步骤使条约生效。俄国为了使这个示威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起见，它的每一只船到那里抛锚，便立即进行暗灰色的“出阵化装”，并除去索具，作战斗准备；他们又使用和日本换约代表团住的旅馆正相对面的海岸，存贮船帆及其他多余的器具，直接侵犯了中国的领土权。

然而这示威是徒劳了。中国换约大臣依据训令把换约延迟到最后一天的晚上，但是5月8日晚11时30分他们完成了最后的一个行为，于是条约成为一个完全的文件。中国遵守它的约言，保持了它的信誉。在此两关系国内，没有人比我自己对这个结果再愉快的了……

据说当总督于4月17日在下关签约时，他已得到各大国出面干涉的保证，当他同意割让辽东的时候，他知道列强决不能允许日本保有它。但是情形并不是如此。议和条件于4月1日交给李氏。前一天井上先生依陆奥嘱来访我，并要求保证不把条件发表。我告诉他，我确信中国使节不能在下关发表，但是北京政府的行动如何，不能给予保证。从“会谈记录”的摘要中，可以看出伊藤曾主张议和条件仅与中国及日本有关，其他政府没有权利知道。井上访问的目的，是要使条款在谈判结束以前，不被欧洲国家知道。

为着中国的利益，显然应该告诉各国。李氏根据我的意见，在向北京电告议和条款时，要求把条款电知中国驻欧洲各使馆。因此在和约签订两个多星期以前，各国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李氏渴望从俄国方面得到些表示，但是直等到我们回到天津时，他没有接到什么。

我有理由相信，对中国本土领土要求是与伊藤伯爵较好的判断相违背的。我已经提过端迪臣听说关于日本皇帝周围的军部的跋扈情形。我与陆奥子爵谈话时，曾告诉他，我确知俄国将不允许日本占据距离北京太近、威胁北京的内地，所以坚持此点，不是好的政策。他答复说，不管伊藤和他自己的私人判断是什么，他们是为军部态度所迫而要求的。我确知当他们知道了俄国态度的时候，他们谁都没觉到惊奇，虽然他们也许未曾预见到俄、法、德会联合，以致无法抵抗。

条约规定派遣使臣到台湾把它移交给日本。这事因为退还辽东的谈判而复杂起来。在台湾，反对割让台湾的情绪很激烈，以致发生暴动，囚禁或驱逐了中国官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发表宣言，声称新政权要用武力反抗移交。总督违反了我的意见，企图用这些事件作为延迟移交的借口，并电伊藤要求把此问题并入关于辽东的谈判中。但是他立即收到了一个拒绝的回答，并附有要求，让中国遣派使臣移交台湾。

于是他和我拍电催促总理衙门，尽早采取步骤去履行条约关于台湾的规定。同一天晚上收到通知称，已任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委员。这个任命使总督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及他的家庭肩上。在他的急迫要求下，我发电给美公使以获得英公使的合作，企图使他免除这责任。我也同样给总理衙门的张荫桓打电报。但是他们立即答复无法可想。李经方在他接得任命通知之后，以有病电辞。这样便得到了皇帝一个严厉的谕旨……

（谕旨从略）

总督完全明了从皇帝来的这样一个谕旨的力量及意义。他完全崩溃了。他派毕德格恳求我去上海，陪他儿子到台湾。毕德格说：这位父亲很怕儿子为愤怒的台湾人所杀；对儿子很少信心，因为儿子缺少经验；并且说我是“一位老军人”而有经验，将知道如何地保护并帮助他。我急欲回国，而且这个使命绝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使命。地在热带，热天气就要来了，虎烈拉（霍乱）流行，比愤怒的台湾人还危险。但是李鸿章的请求是这样的哀切，所以我不能拒绝；在同天晚上我上了一只特别租赁的船去和李经方会合……

当我到达上海的时候，我发现李经方虽然显得对于出差很胆怯、憎厌，但是正在为此使命作准备。载我到上海的那条船担任我们远航的任务，船上有中国卫兵约五十人，美籍医生一名并带有足量医药及外科器具。5月30日我们离开上海前往台湾岛的淡水港，我们商定在该处会见日本代表桦山提督。

航行之前，我从毕德格处收到一封长信，这是总督让他写的。这是那信里的几句话：“总督期待你保护他的儿子使免受危害。不要让他登陆，除非是日本人完全占领的地带。无论任何借口，也不要让他被本地官吏或他人拉去巡视海岸或走出日本军事线以外。……首先你必须让小李答应一件事，即如果没有事先告诉你并取得你的同意，他不能到任何地方或看任何人。你知道我对你也特别关心，因此作这个长的请求。”

总督与伊藤伯爵曾经商定，在李经方与桦山提督在台湾海面晤见后，假若叛乱仍旧活跃致不可能交付公共财产及作台湾岛的正式移交时，李经方则退到福州或其附近口岸，等候日军推翻这独立的共和国。这将使移交无限期地迟延。我发现李经方不愿意上岸，我就向他建议，他可以不用上岸而执行他的任务并履行条约。我告诉他，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一个所有权人把大的财产及大块土地移交给另一个所有权人时，用一个书面文件叫做“让渡证书”就够了，把这文件签字，交付后，所有权也就移交了，不需要再去巡视土地。我认为这个惯例可以用在目前事例上。李君听见这个建议异常喜欢，并说他和日本代表会见时，就立即把它提出来。

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的船只抵达台湾淡水港外，在距离港口数里的海面上抛锚，还在大炮射程之外。我们在这里发现日本军舰一只。该舰舰长交来桦山提督给李君的函一件，函中说，他在岛端另一边的基隆附近，并请他到那里去和他会合。但是淡水中国海关（代）税务司曾经接到我们要来的通知并获得训令，在我们到达时应立即告诉我们岛上的情形。我们等候着他来。不久他驾着一只小船来到船上。他是美国人马士（H.B.Morse）先生。他报告说，岛上的革命者们气势旺盛，并决心用武力反抗台湾移交给日本。

其后我们在日本军舰护卫下，开往桦山提督处，发现他的旗舰在基隆东南12哩的三貂碇泊所。两天以前，一个日本整师在此处登陆，并已经到达基隆炮台前面。6月2日李及其随员拜访该日本提督，在谈话中建议说，因为他的身体有病，且全岛叛变，似乎可以在他们所在的港口，用书面文件举行正式的移交。提督允许尽量给李君方便，并说谈判开时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同一天上午桦山作礼仪上的回拜。下午2时开始移交的谈判。日本方面接受李君所提的建议。他们一同进行起草移交文件，作中日文复本。这些文件于傍晚完成、签字并交换。两方互作辞别的访问，夜半，中国船拔锚，在日本海军礼炮声中，我们向上海开行。我们在台湾海面恰恰36个小时，从来没有一个官吏于胜利地完成任务后回家时比李经方更快乐的了。

我们抵达上海，把出使结果向北京报告。我收到总督一个祝贺及衷心感谢的电报。6月8日，我最后向中国告别，搭乘一只到横滨的轮船，再在横滨乘坐美国的邮船……

当我访问东京时，内阁大臣伊藤通过美国公使请我去见他。在会晤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知道我到北京去并和军机处会议的事情。他对于我努力使条约获得忠实的履行深表赞许……

1895年6月21日我从横滨出发，7月2日到了温哥华，7月7日到达华盛顿，为着我的使命离国已经六个月零九天了。（编者注）

（编者注：原文作“伊藤侯爵”“陆奥伯爵”者，均依两人当时实际爵位改为“伊藤伯爵”“陆奥子爵”）

（译自John W.Foster，Diplomatic Memoirs第二卷，第31、32、33章）

（原载《中日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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