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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奉使抵达下关,将于次日与日方举行首次会议

【摘要】:3月19日早晨抵达下关,双方用书面通知各该全权使臣的到达,并规定次日午后3时开首次会议。李总督是中国唯一的全权大臣,日方是前曾在广岛晤见中国使臣的伊藤伯爵及陆奥子爵。伊藤伯爵允许于次日会议提出日方的答复。这将使日军不受到阻碍便可占据北京。晚间,我同他(李鸿章)有一段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警告他不要到日本,因为可能会有人企图暗杀他,但是田贝、法国公使及其他人们,向他保证那里没有一点危险。

总督虽然以战败者的地位去日本,但并没有忘掉他国家的伟大以及东方人喜爱的排场。全体随员135人的航行需用租赁两只商船装载。其中有曾任驻外国的公使2人,能说英、法或日语的秘书4人,翻译及书记约二十人,中国及法国大夫各1人,护卫和队长1人,一辆最高级的官轿和轿夫、厨司及仆从多人。轮船开驶前,当地官吏上船给总督送别……

3月19日早晨抵达下关,双方用书面通知各该全权使臣的到达,并规定次日午后3时开首次会议。李总督是中国唯一的全权大臣,日方是前曾在广岛晤见中国使臣的伊藤伯爵及陆奥子爵。首次会议时交换全权勅书,认为满意。因此总督提出“按照原状”完全停止战斗的停战计划作为谈判的序幕。伊藤伯爵允许于次日会议提出日方的答复。

21日,日方提出关于停战的对案,认为如果休战,就应把山海关、大沽、天津及其间的铁路线交给日军。这将使日军不受到阻碍便可占据北京。总督立刻说,中国很难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并提议立即进入和约的谈判。伊藤说,假若如此,战斗便要继续推进,并且以后不能再考虑停战的问题。经过思索后,李认为最好是把问题提交他的政府,由它来负责。为了这个目的,休会3天。

(华方)接到北京方面拒绝日本建议的答复,于3月24日第三次会议时书面通告(日方)。于是总督询问日方议和的条件,全权大臣们说已经预备好了。经过相当的口头讨论后,他们同意停战问题作罢,并定于次日10时的会上交付议和条件。在讨论的时候,伊藤宣布日军一部已在进攻台湾的途中……

第三次会议以后,总督在返回他的行馆途中被刺(受伤),这事几乎酿成国际异变。事后我于该日会有一封私信详述此事。

昨日当总督自议场回来时,在下午4时20分,距行馆约100码的狭道上,拥挤着日本人,他在轿中,一狂暴的日本人向他开枪……

晚间,我同他(李鸿章)有一段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警告他不要到日本,因为可能会有人企图暗杀他,但是田贝、法国公使及其他人们,向他保证那里没有一点危险。他说:“现在你看,怎么样了!

3月24日,总督被刺,—直到4月10日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才能离开行馆。但是会议并未因此而受到大的耽搁。就在他被刺的晚上,他在我准备好了的给日本全权使臣的照会上签了字。照会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表示遗憾,但是要求把写有已答应提出的媾和条件的备忘录送给他,并保证要迅速予以考虑。次早送来了日本全权大臣的答复说,由于前天不幸的事件,日方必须先向日皇陛下请示,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伊藤伯爵已去广岛。

两天以后,陆奥子爵书面通知总督称,日皇对24日不幸的事件甚为悲伤,已嘱全权大臣允许无条件的停战。两天以后,宣布完全停战21天的条约签了字。这实在是首次会议时总督提出而被拒绝的要求;日方诚意的同情,得到了确实的证明。这对于受了伤的中国政治家是一副镇痛剂,并且为议和扫清道路。

由于总督不能工作,中国政府委派随伴他来的儿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赐以(与李鸿章)“共同行事的权力”。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游历欧洲,能讲流利的英语。他的先生是毕德格(W.N.Pethick),一位有素养而智慧的美国人,曾跟随总督有年,任他的秘书兼翻译,在议和使节内是一位得力的分子。当总督不能工作时,李经方曾与日方举行数次非正式的晤谈,并和他父亲共同在最后和约上签了字。

就在停战条约签字的那一天,总督又请日本全权大臣把议和条件送给他,并说若是不能照办,就请他们到他的行馆来会议。请求后的第二天,日本把写有和平条款的备忘录送交总督。这些条款勒索太甚,且对于中国过于屈辱。总督因条件苛刻,甚觉委顿沮丧,似乎对于协议感到绝望。我对他坚决主张,情形决非绝望,某些要求可作合宜的答复。我又说,我相信能够强制日人依据自己的正义感并顾及西方各国的良好意见而作重要的修改。他似乎略受我有自信的口气所鼓舞,并指示我预备一篇回文作为他对日方备忘录的答复。

当我在日本及上海逗留时,我曾利用一切机会考查议和的可能条款,并准备资料来抵制预期的苛刻条件。我同总督交往繁密,也使我完全掌握了他的意见。当收到和约草案时,我已经有了准备去做所交托给我的工作。两天以内,我呈给总督一分相当长的、详细评论日方和约草案的备忘录。

译成中文以后,我和总督仔细地勘阅一遍,他略为修改字句,就予以接受,我引以为快。接到和约草案的第四天,中国的复文就送去了,这行动在东方外交上算是异常迅速的。

这篇文件是会议自始至终中国对日方要求所作的本质的答复。它特别地与3个项目有关:割让土地,战费赔款及商业利益。它指出日方要求割让日本军队还没有占领的地方,这种要求在战争中是不常见的。它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依据官方文件及伊藤首相在议会中的声明,要求3亿两的赔偿,是比(实际)战争的消费多了两倍以上。它指出所要求的商业利益,多半是没有国际惯例根据的。这主张曾因英政府的承认而得到支持;关于贸易的权利,英政府在东方是最为苛求的。

这文件对日本人发生了最有利(于中国)的效果。不必详述经过许多会议文书往复的谈判,只要指出日本撤销割让满洲土地的要求(误!)就够了。日本:在战费赔偿上减少1亿两;相当地减少了赔偿的利息及支付的条件;放弃了取消厘金的企图;在所要求新通商口岸的名单上取消了一些地方,包括北京在内;这大大地安慰了中国人。日本取消了日本轮船在某些中国内河中航行的要求,又不再主张占领满洲旧京盛京以作偿付赔款的担保。日本的这些让步,对于总督是一个大的安慰,并且在实质上减轻了条款,虽然条款仍然是苛刻的……

有时看样子似乎不能获致协议了,要是我说,假若战争重新开始,争斗继续,则对目前统治的清政府和帝国的独立将有极端的危险的话,这位老军人便就精神奋发起来并说,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设会谈失败,皇帝与朝廷可以退至山西省山里,政府即可无限期的继续争斗,牺牲了几百万人是没什么的,最后日本将被迫给予一个光荣的和平……

最后,冗长的会议及文书的往复终结了,日本最后通牒说不能考虑再让步了。条约全文经过最后修正后电达北京政府,后者训令总督予以签字。4月17日晨10点钟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在会议室内,在条约上签名盖章,没有举行任何特别仪式。(后来)日本人告诉我,那个下关会议室被小心地保存下来,并被单独隔开,作为日本的一个历史名胜之地。

同日2时,总督、他的随员及我乘坐与来时相同诸船只驶回天津。在下关曾逗留了4个值得纪念的星期。从那时起,下关就被指为条约签订的地方,这条约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将来的命运是要有显著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