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中国议和使节抵日,林树惠史学文集

当我们在华盛顿接近圣诞星期的时候，在1894年12月23日清晨，我被从北京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叫醒了。由于我同京城曾为了一件事务通过信，我推想是不紧迫的，因此我又睡了一小觉，然后很安详地穿上衣服，并用早餐。

翻译出来时，知道这个电报是总理衙门打来的，说已委派议和使节到日本去求和，皇帝希望我到日本去，在那里与议和使节会合，并且用我“智慧的意见”帮助他们。

1893—1894年我在中国时，曾受到总理衙门的款待，并在各处遇到该国一些知名之士，如本书第30章内所提到的。我也曾在华盛顿中国公使馆充法律顾问，并且为他们办过一些重要事务；但是问一下中国公使，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政府的用意，这个电报对于我完全是可惊异的。

对于这个聘请，我感到很大的光荣。在同我妻商量以后（她常是我的第一个并且是最聪明的顾问），我们决定，除非受了某些官方的阻碍，我必须服从皇帝的召唤。我认为这是我所受过的委任中的责任最重的一件。因为它不仅是关系两个大国，而且与将来最大问题之一有关——太平洋的政治关系。

那时我是一个平民，但是我认为有责任把电报内容报告给我自己的政府，特别是因为它在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中是调停国。接电报的那天早晨，我到国务院访问格莱锡（Gresham）国务卿。他认为接受这个使命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建议我当这个事实公开时，应当声述我和我们的政府没有关系或无权力代表我们的政府。因此数日后发表时，美联社根据我的认可，说我去日本完全是以私人的资格，作为中国和谈使节的顾问，没有权力代表美国政府或替美国政府发言。

我往下所担心的，是要知道日本在精神上将如何接受我的使命。有两个动机使我担心。第一，我知道我的职务的效能，将大大受该政府对我个人态度的影响。第二，多年来国内外都认为我是日本从治外法权解放出来的积极提倡者。当1894年春天在日本的时候，多年以前任华盛顿公使时即和我有了友谊的外务大臣陆奥子爵，关于（日本）与外国所作修约谈判的进展，曾征求我的意见。他说由于一些没经解释的理由，华盛顿会议陷于停顿。他请求我回国时去看格莱锡国务卿，并尽我的力量使谈判得到圆满的结局。

7月7日我到达华盛顿，次日我与终生友好的格莱锡推事会商。我对他解释关于日本悬而未决的条约。这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它的效力从7月20日陆奥子爵给我的信里可以看出来：“数日前我驻华盛顿公使来电，说在条约修改的问题上，格莱锡采取一种很好意的、友谊的态度，并且告诉我，由于你有力的影响以及你善意地把日本真实情况向格莱锡说明，才生出这种更光明的希望。谢谢您现在对我的帮助，我希望您在将来以同样的态度继续帮助我们。”

两个月以后，日本派一位新任公使栗野到华盛顿。他给我带来陆奥子爵的一封信。信上说：“现在委任他（栗野）最重要的工作是修订条约。我请求您给他友好的信任，给他最需要的帮助，使他工作得到圆满的终结。”数星期后，恰好是我从中国接到电报一个月以前，这位新任公使就签订了这个渴望已久的条约。关于此事，我的服务不是职业的，而纯粹是友谊的及私人的性质。

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重要的是，假若我担任了中国皇帝请我做的工作，我应该使日本政府了解我接受这工作的意思。因此，在向格莱锡国务卿报告，并离开国务院以后，我便直接到日本使馆同栗野公使会面。（知道底下这点或者是有兴趣的。栗野就是最近主持圣彼得堡会谈的外交官；会谈的结果便是日俄战争。）我向他申述我访问的目的，并且说假若我接受中国差使，将使日本政府感到任何程度的不安，或对我和日本间的友好关系有任何危害的话，我是不愿接受差使而到日本去的。公使说，对于我打算到日本这件事，他是不能说赞成或不赞成的，但是他要把我的目的报告给他的政府；他认为没有疑问，我将要受到热诚的欢迎，因为该国知名之士熟知我的经历，而且我同日本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这个晤谈在各方面都是使人满意、安心的。似乎没有官方的阻碍了，我于是准备起程。

后来，我到达日本时，高兴地知道陆奥子爵授权当地报纸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我是中国议和使节的顾问。子爵说：“我对科士达先生之来是很满意的。他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作了顾问后，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受不到像我们单独同中国会谈，在方法上是不正常及迟延的那种限制。科士达先生是一位人格无可指摘的、有经验的外交家，他的出席，将加速会议的进行。”

和谈对于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局势对于中国的和谈不能比现在更令人绝望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帝国，多少年代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它小的邻邦，已经被一个等于它1/10人口的敌人所完全击溃了。军队到处败挫，海军覆灭，坚固的炮台被夺。在胜利的日本人面前，这个绝望了的巨人贴伏了。似乎谈判是谈不到的，仅是等战胜者强定条件就是了。中国官方的一部分思想情况，可以在下列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1894年11月13日给我的私人信中看出来，这是我从总理衙门接到电报两天以前收到的，信中说：

“这个国家的情形是可怜的。它没有兵士，没有武器，没有给养，没有希望。我同总署人员曾有几次公开与秘密的晤谈，他们在任何代价下都要求和；有一天要求我以私人资格劝说总统出面调解，次日召集另外五国的代表，请求干涉……

中国自然地转向我们。总署的人员们像是大的学童们在寻找一位教师。他们惧怕骗子（指欧洲列强），即使是带着礼物的话。他们知道美国没有别的企图。这是世界上未曾看见的最大的危机。一个大帝国，日本刺刀一触及便崩溃了，是可怜悯的。同这些人谈话，听他们问日本人是否要杀皇帝，是否要捕捉他们，他们是否要把家眷送走，日本是否要占全中国等等，心里是难过的。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者读到像这样弥漫在各阶层官吏们的极端腐败和完全绝望的情况。”

应该承认，这样的一封信，对于要到地球那一边，希望要帮助这个在患难中的大帝国的一个人，不是很使人欣快鼓舞的。但是一个新的烦恼面临着我。皇帝召请我这件事实已成公开，并且即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报纸一般的认为这对我个人是一个高度的荣誉，而且是（中国）对一般美国人信任的标志。当时流行着一种印象，以为我在开发中国的大计划上将能够为我的朋友或我所选择的主顾服务。因此，在我离国的前几天，我接到许多人们寄来的各种计划的申请书。这些计划有的是很可以实行的，但是另一些则完全是幻想。我仅能摘引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在议和条件中，日本将会对中国要求一个大的赔款，后者必定举债。于是纽约一家主要金融商号（与欧洲各京城颇有联系，和我也多年熟识）就来向我表示，关于这样的一个债，他们愿意谈商，并请我用他们的电报密码本。因为这个战争正在银子热潮的时候进行，于是人们提供给我各样银债的计划，报纸上甚至说我已与一家公司取得协议来推进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恐怕这样对于使节要有损害，认为必须公开否认与此事的一切联系。

当时又流行着一种印象，就是议和以后将需要大量造船，因为中国海军业被破坏或捕捉，并且也知道日本要用大部分赔款来加强海军。我国一位主要造船所的代表要请我给他们情报，并给我一个电报密码本。另一造船公司的总裁（他的名字若说出便可立刻知道他是金融界巨子）写信求我帮助，说：“我知道我们亚洲的朋友们对于你评价是多么的高，你推荐几句话，即能达到为你所惠然赞成的任何的目的。”在一个机密的信里附有他的正式提议，他写道：“对所获得的结果，我将很高兴的出一个和它的价值相称的报酬，而这个报酬我愿意留给你自己决定。”

但是属于这类性质的一个最特别的建议，是由一个声称与我就说没有友谊也是相认识的一个人提出来的。巴尔的摩尔（Baltimore）附近的雀岬俾士钢铁造船厂（The Sparrow Point Bessemer Steel and Shipyard）要出让，原价700万元。他认为150万元一定可以买到。它可以全部运到中国或者设立在任何地方，作为重建及恢复中国海军之用。这对于他和我是稀有的发大财的机会。

另一位住在太平洋岸的人，以认识我自豪，写给我一封长而秘密的信，说他可以供给极多样的军器，但是他特别处在有利的地位，短期内可以供给交战国双方五百匹或再多一些的军马，“精选的、良种的军官骑的鞍马，驯服的、高头的或驯服的、好而且可靠的工作马”，为了表示“对战争双方”不偏不袒，他把两份给中国及日本的正式建议给了我……

除了借债及造船以外，最出色的申请者，是替中国作铁路计划的人们。举一个例就够了。写信给我的人，在标明“个人”、“机密”的一封长信的开头，想唤起我乡井的自尊心，说：“我推测你忘记了许多印第安纳（Indiana）州的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人没有忘记你。”他在叙述他的生平，特别是有关他在铁路经营的经验，并附有许多参议员及其他知名之士的签名保证后，他说他自己是“33岁，勤勉的印第安那人，愿意到中国参与铁路计划并与其政府官吏们结交”。把中国的铁路系统建设完了以后，他将发展它的金矿，因为他“熟习矿业，能适合要求”。所有需要来完成这些大计划的，“只是你的一句话。我有这些特质，我一定可以使自己又可以使你派给我的一些你的印第安纳的朋友们发财”。

最后，美孚石油公司一位职员写信给我说，他们有些事务也许需要我的关注，他们上海的代理人将要拜访我。上海代理人曾真的来看了我，不过只是请求要在我停留期间照拂我。但是不幸，事前已有人在一个美国旅馆为我定好了房间。

诚然，有些建议可以充分地引诱我的贪欲，奉承我使我满意，但是我回想历史上最成功的人大概用这句话作为他的座右铭：“我只做一件事情。”我确信，假若我要能够给我的主顾中国皇帝任何益处的话，那么我必须专一注意去尽我所被召唤去尽的责任，而我国人士的各种计划应放在一边。

总理衙门往返拍电通知我，议和使节准备在1月初离华赴日，希望他们到的时候我已在那里。因此，我必须乘第一艘横过太平洋的船。于是在12月29日即收到我的电报6天后，我同我的私人秘书汉得森经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到了温哥华。

从我来日本直到我最后离开时为止，我同我的秘书不断受经常穿着便衣的警察的监视。这是政府采取的预防手段，来避免受了战事冲动感情高涨的民众给予我们任何侮辱或伤害。我的秘书汉得森有一封信被人登在报纸上，信里描述他企图闪避便衣警察的情形：“昨日我想我可以对警察不辞而别，偷偷地到大阪去。这是一个人口50万的大都市，希望可以安然参观这个城市。警卫很引人注目，殊觉不快。佐野（我的最能干的翻译、向导及仆从）和我从后门离开旅馆，坐了人力车通过后街到了车站上了船。到了大阪，两位大警察立刻站在我后面，10小时没有离开我。他们的后面随着一些政府的侦探。这样我坐人力车，就等于为首带着一队人前行；我若乘坐，他们就乘坐；我若步行，他们就步行。当我进入两家戏院时，他们全都进来，于是我变成比演员们还大的一个角色。在戏院里，他们不要我的钱，给了我贵族的包厢、额外的垫子及取暖的炉子等等。当我进入一个铺店时，他们全站在各门口。因此我放弃闪避他们的一切企图。”

1月30日清晨，中国使节乘英国皇后邮船到达神户。第一位是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户部侍郎并曾任华盛顿公使数年的张荫桓，第二位是湖南巡抚邵友濂。他们带着5位秘书及一批随员、翻译等等，约五十人。我发现在东京这些人没有给日本人良好的印象。张君是一位能干的人，他的外交上的经验适合他这个职务，但他并不是最高的地位。邵君的任命是不幸的，因为他差不多是一个不知名的人；他的最有名的行动，是在战争开始时发出布告，凡缴日人头者，予以奖赏。日本报纸公开表示派遣这样一个使节，是不能表示中国方面诚意求和，特别是知道了日本皇帝委派日本第一位政治家首相伊藤伯爵及外务大臣陆奥子爵作为他的使节的时候。

但是日本政府对他们没有忽略应有的礼节。有一只轮船停在神户，等着把他们载到广岛去。在港口换船以前，两位使臣上岸到我的旅馆同我一块用早餐并举行一个会议。在登岸的地方以及去旅馆的街道上，挤满了大群的日本人和外国人，稀奇地想看使臣一眼。当他们由码头动身时，发生了一些嘲弄的声音，但是警察立予制止，因此他们在安静中受到接待。人们采取一切防备手段来保护他们，使不受到侮辱。在我们会议的时候，使臣把他们的皇帝的委任书（credential letter）拿给我看；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国际常用的格式，假若日本有意吹毛求疵，它是可以全权否认他们的谈判的……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我访问中国使节，并知道他们已获得通知，日本使臣次日要在县署内和他们晤见。他们也知道不能同他们的政府通密电，张君拍往北京的密电已被退回。他们又接到通知，说电报局有他们的一张电报，但是除非把电报的密码本给外务省，那电报是不能送来给他们的。他们至为愤慨。关于此事我允许次日晨去见端迪臣（Henry W.Dennison）先生（日本外务省外交顾问——编者）。我去见他了。我告诉他，关于密电的命令与外交上的惯例冲突，并将要受到所有文明国家的非难。他说采取这个命令，为的是报复北京政府方面在开战时拒绝日本代办拍发密电。我回答说，冲突爆发的时候，这样做也许是有一些理由的，但是当双方同意进入和平会谈的时候，那就不可以了。

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2月1日，谈判代表们举行第一次会议，专以交换委任状。日方在仔细检查中国委任状（Credential letter or commission）以后，就交给中国代表们一个书面的备忘录，要求明确地书面向日方说明，到底他们刚交到的全权证书或委任状是否包括中国皇帝授给他们的一切权柄。次日给日方的答复大体上是肯定的。日人收到时，立刻约定在下午五时三十分举行另一会议。

第二次会议时，伊藤伯爵宣读了相当长的一篇演说。他非难中国已往的行为，在条约会谈上表示了缺乏诚意与信实。他硬说中国这次还是一样没有诚意与信实。同时他宣布说，日本希望和平并准备与负有全权的委员来会谈。他然后交付中国代表们一个备忘录说他们的权力不完全，并宣布现下的会议终结。中国代表们宣称，他们的全权证书用的是中国使节通常用的格式并曾为欧洲各国在条约会议上所承认，皇帝的意思就是给他们这委任状，赋予他们全权。他们提议用电报来修改，使日方满意。

但是所有这些话是没有用处的。日方通知他们，4日正午准备好了汽船，要载他们到距中国最近的口岸长崎。2月3日早晨中国代表们写给日本代表们一张照会，与前一天在会议上所声述者相同。伊藤伯爵拆开并读了这张照会然后退还，并声明由于会议已经终结，不能从中国委员处再接受照会了。

最后会议的晚上，我从端迪臣处接到一个通知，请求同我晤面。他依约于2月3日上午到我的房子来。拜访的目的是对我更详尽地解释日本拒绝与中国使臣们开会的行为。他说日本不信任中国有寻求和平的诚意，并引述了像伊藤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中国已往的作风，并举使臣们职位的低微为例。他说日本是真实地愿意和平，假若中国派遣恭亲王或李鸿章带着适当的委任状，他们是可以受到接待的。他向我说明伊藤及陆奥颇受在皇帝方面占有势力的主战派的拘束，主战派主张要到夺取北京才媾和。他又说，假若派遣了上面指定的人为使臣，就可以允许他们同北京用电报自由地通消息，并且可以为了他们的方便，选择旅顺作为谈判地点。

端迪臣的拜访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对于他们拒绝中国代表并不完全觉得安心，希望通过我向世界更完满地说明他们行动的正当。端迪臣没有说出他们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2月4日我们又乘坐载我们去广岛的那条船；次日，我们在长崎登陆，在那里等候一只去上海的客船。当在广岛及长崎的时候，我时常同张君晤谈，他详细地告诉我许多关于北京的事情。他说，曾和我们美国公使田贝上校商议过他与邵的国书样式。公使指出国书的缺点，并依据张的请求，起草了一张格式妥适的国书或全权证书（注意：日方认为国书与全权证书不同，详参秘书类纂——编者）。但是没有人能有勇气去告诉皇帝给他们的国书是有缺点的。田贝的草稿并没有用上。张君更详细谈到北京内部政治的情况，说明朝廷对战事的情况、各党派间存在着的意见分歧、激烈的竞争、爱国心的缺乏、腐败、毫无所知等等。这些情形超过了上面所引的田贝给我的信内所形容的……

当知道了中国使节不成功以及他们必须返回中国的时候，张、邵恳求我和他们同行。他们感觉到所负的使命失败了，无疑他们惧怕政府对这样的官吏就是不处刑的话，也要加以责难。他们认为我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在北京替他们解释失败的原因。这次丢脸的失败，既然不应由他们负责，我感到在他们困难时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依从了他们的愿望。2月15日我们到了上海，两代表接到了训令，免去他们出使之职，命令他们回到他们原有的职位上。

中国政府按照日本政府所表示的意思，任命李鸿章总督为唯一的议和全权大臣，并召他到北京接受皇帝及皇太后的训示。我到上海时，已有一张电报在等着我，请我同总督联络，因为他希望在即欲担任的谈判上能得我的协助。关于雇用我的条件，张君成了我们双方间的磋商人。在12月23日最先请我来中国的密电中，他们让我说出需要多少费用，我答复说，在我到达以后，中国政府斟酌办理。他们电汇给华盛顿中国公使一笔巨款，给我做旅费。

到了上海的时候，张君问我在他的使节内服务应给多少费用，我说出了一个我认为是合理的数目，但是他说他认为那数目是不够的，而大大地增加了款额。当我们考虑到同李鸿章工作的报酬时，我说刚才他给我的数目已是十分优厚了。张回答说：“不，不成，这绝不成。总督是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人，假若你不多向他要些，他将感觉到有伤他的脸面。”由此可以推知我们在决定报酬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3月4日我离开上海到天津，参加总督赴日本的议和使节。航行期间，张君的一位秘书让我看到以下中国官吏的生活：他告诉我当着钦差们向北京皇帝陈奏时，他们请求革职，因为没有完成使命，并请加以处罚，因为他们失败。他说，自然他们不希望皇帝真这样办，但是按照惯例，他们必须做出这样请求。不久来了复文，把他们赦免了，让张回到他在北京的职位，邵回原省并继续其巡抚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