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金玉均尸体及凶手洪引渡给朝鲜，亟需美国援助，请斡旋

第七号　阿兰（H.N.A11en）致国务卿格莱锡（W.Q.Gresham）（摘录）。朝鲜京城美国使馆1894年4月6日发（5月28日收到）。

上月30日早晨，一位官吏很早的从朝鲜王那里来，声称领导1884年革命的叛徒随后亡命的金玉均，在上海美租界被在巴黎住过几年的朝鲜人洪钟宇刺死。似乎洪和他十分要好，洪说动了他一同来到上海。

国王很希望把凶手送到这里审问，要求我给上海总领事一电，由他斡旋把这个人送来。我这样做了。亨特（Hunter）先生回答说，他不应去干涉。

但是现在洪已送交中国当局审问，不久他们就用炮舰把他送到朝鲜。

在东京差不多同时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位李逸植，持着盖了国王御玺的谕旨，命令他刺杀另一叛逆朴泳孝。日本警察接受朴泳孝劝告将李逮捕。李供出同伙洪氏，后者到了朝鲜使馆避难。日本政府要求朝鲜代理公使交出洪氏审问，但是代理公使认为除非他能坐在法庭上审问，他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日方不肯接受他的条件，电令他们此间的大鸟公使把此事通知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这事办了，但又遇到了另一个拒绝。后来似乎日本外务省命令警察强制进入朝鲜公使馆，把洪逮捕入狱。

我把从宫廷里来的许多消息给您。谭恩（Dun）先生就在当地，他无疑地将给您比我更清楚的事实。

第八号　阿兰致格莱锡。京城美国使馆1894年4月17日发（5月28日收到）。

4月6日函计达。叛党金玉均尸体及凶手洪，本月12日由中国炮舰运到济物浦，引渡给朝鲜当局。尸体即刻送到京城，施以割裂后，部分尸肉传示各处——戳尸系在14日晚间施行的。那天早晨，外交团主席大鸟先生召集各国代表，解释他奉到外务省命令劝阻预定要执行的戳尸。他要求我们共同行动，但并不催迫我们去做。

大家的意见是，除了以个人资格非正式的向朝鲜方面解释外国对这种行动的看法而外，我们最好不要对于本地习俗加以干涉。

第九号　西露（John M.B.SiII）致格莱锡。京城美使馆5月17日发（6月12日收到）。

朝鲜政府对全罗、忠清、庆尚，南方的三道混乱情形抱极大忧虑。人民起来反抗观察使和其他官吏们苛刻、残暴的压迫。虽然现在暴动限于上述三省，全罗道是最骚动的，但同样的情形遍于全国。人民方面少数的胜利，像现在全罗道所报到的一样，就可以刺激他们在他处喜爱混乱和流血，并普遍起来反抗所有的官吏们。

我把情况告知司克雷特（Skerrett）提督并转递给他一个国王的要求，即从他的舰队里派一舰到济物浦港。同时我示意在更紧急需要战船的时候，拍电给他。

由于政府迫切的要求，我又召回内地的美国传教士，因为政府通知我在通商口岸以外，他们是不能够得到保护的。

由于这个运动整个的是反对暴虐的官吏们，官吏们中有的人同他们的家族被处死，有的人房屋和财产被破坏，而且在受了责打以后，被从他们的县分内逐出。政府派出了相当数目的军队到混乱的地点去，但他们似乎既不能恐吓又不能伤害任何人，此间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有任何用处。我相信我们的军舰时常来访问，可以对政府及人民有良好的道义上的影响。一个偶然的示威是必要的，它可使朝鲜人及其他的人们记得美国是继续存在着的。许多月来美国军舰没有到朝鲜港口来了，前驻华盛顿代办YeCha—Yun在很诚恳地要求我们军舰更常访问朝鲜港口之后，刚刚地辞别了本公使馆。

第十四号　乌尔（Uhl）致西露（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6月22日发。

为着美国对朝鲜及其人民的幸福的友谊的关怀，兹依总统的指示，训令你用所有可能的力量来保持和平的情况。

第十五号　西露致乌尔（电报）。京城1894年6月24日发。

电报已经收到。为了和平的利益，我已经工作，并且要尽可能去工作。他们自己把朝鲜叛乱镇压下去了。数千中日军队占据了朝鲜，谁也不肯先撤退，他们留在这里是有很多的危险的。中国赞成同时撤退。日本强硬。最后目的可疑。它似乎愿意战争。朝鲜完整受到威胁。国王竭力同日本政府折冲。

第十六号　西露致格莱锡。京城美使馆1894年6月25日发（8月5日收到）。

关于昨天我的电报，我可以说当接到你的通知时，我的电报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数日来国王及其顾问们忙于准备发函请您斡旋。

朝鲜政府最初只想请美国一国援助此事，但恐为他国所不悦，于是把公文（见附件）送给此间各国代表，请求斡旋。收到这个文件后，我立即拍发前电给您，同时我与其他同僚——英、法、俄的代表——联合要求此间中日当局同时撤退军队（见附件）。

德国代表在报告他的政府以前，不愿参加此项要求。

我可以说，情况日见紧张。日军约五千人，携炮在汉城附近驻扎。大鸟先生明日谒见国王，据说他将要求某些问题，无疑地他将把事态引到危机上去。

昨晚我看到朝鲜驻东京公使给宫中的电报，说中日双方各5000人，不久要在朝鲜领土上作战。

司克雷特提督很愿意离此赴日本，并曾公开宣布在本月23日离去。由于危险的情势，我成功地劝说他延迟出发的日子。假若我在这时候和此间美侨80人留在这里没人保护，将是极不幸的一件事，因为最大的个人危险是“乱民”的暴力，对于他们，当局是不能控制的。

附件一　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督办赵秉稷致西露公使。1894年6月24日。

国王指示我，请各国代表注意我国现存的某些事情的状况，以便由他们通知与朝鲜有条约关系的各政府。

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军队占据朝鲜土地。中国军是被请求帮助平定“叛乱”的。日本军不是被招请，而是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而开来的。他们对我说，是由于担心此间日本的侨民的安全而来的。

他们双方的驻留现在是没有必要了。现在中国当局在这个情形下是愿意从朝鲜境内撤退他们的军队的，如果日本撤兵的话。但是日本在中国撤兵以前是拒绝撤退它的军队的，并且不考虑双方同时撤退的任何建议。

和平时期驻扎大批军队，骑兵和炮兵登陆安设炮位，在国内治安获有保证之后仍以军队扼守军事要点——这对各国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对于朝鲜本国和平及完整是一个威胁。

我谨向各国代表及其政府提出，在日本与朝鲜和平相处的时候，朝鲜境内保留这样多的日本武装军队是不合乎国际法的。

国王指示我，请求对具体情况完全了解的各国代表们，依据条约出面作友谊的调停，使现在的情况获得和平的解决。

朝鲜外署督办　赵秉稷

附件二　京城各国代表致中国、日本代表的联合照会。1894年6月25日（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页24下，来电六兹略）。

第十七号（临时代办）田夏礼（Charles Denby，Jr.）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6月26日发（8月3日收到）。

（编者注：田夏礼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上校〔Col.Charles Denby〕之子。）

朝鲜“乱事”以及中日参加在内，继续引起了此间最大的注意。“乱事”本身，与它所引起的朝鲜两邻的复杂情形比较起来，反而不重要了。

据报，现在朝鲜的日军已超过四千人，日政府正布置一切，准备作重大的行动。中国也增加了兵力。前次运输的以外，本月22日数百名兵士离开大沽开往济物浦。这是命令运载5000人中的一部分。

日本代理公使通知我，日军现占据京城，华军在城南15英里处驻扎。在中国确切保证“除中日条约所规定的以外，不再干涉朝鲜事情”以前，日本政府是不能撤退它的军队的。这个条约是1885年在天津缔结的，其中包括下列一段：

“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据说这次中国的举动，是在事实既成之后才通知日本的。华军于本月3日离大沽，5日抵济物浦，把他们的出发通知东京方面是在5日以后。日本……在本月7日通知中国它已派遣军队。日军在10日登陆。

总署大臣们讨论此事时，好像此事全由李鸿章掌握似的。这证实了我从很可靠方面得到的一个情报，即约十天前有一个密谕，任命这位大总督处理此事，甚至给予和战决定的权力。但是上谕里说，战事发生在庆祝皇太后60生日这年里是太遗憾了。

此间批评日本的行动是急躁而过分好战。虽然这是一个有很少理由的国际纠纷，但两国武力冲突是似乎迫近了。……战时编制的日军仅12万人，但是单单李总督就有新式装备、训练精良、受过外人训练的兵5万人。除去这些，尚有成千成万的外国训练过的军队在帝国各处，并且有无尽的旧式土著兵士。

今日据报，京城各国代表力图劝诱中日同时撤退互相敌视的军队，以避免冲突。

第十八号　西露致格莱锡。京城1894年6月24日发（8月6日收到）。

关于6月25日我的信：此间外国代表联合照会此地中日代表，建议他们军队同时撤退。照会副本在第16号文件内——附上。次日，6月25日，我们从大鸟先生处收到答复（见附件）称，他将把我们的建议送给他的政府。同一天我们也从袁君（世凯）一处收到同样意义的答复（见附件）。

次日，26日，袁君又给我们一封信（见附件）。说他那天早晨3时皇帝及军机处曾考虑过我们的照会，但是不得不说，日军既然拒绝从朝鲜撤兵，中国军队必须驻留。

后来我从可靠方面听说，中国皇太后决定把她收到的60生日的寿礼，6000万两银子，用在解决这个乱事，不举行庆祝，一直等到事件解决后为止。

日军已占领京城一带的山地及其他军事要点。他们又完全控制从京城到济物浦的河流及公路，这样中国人开到的时候，就要遇到很有效的反抗。

我现在必须报告：在国王急迫请求下，我同意在需要的时候供给皇室及其他高级官吏避难所；同时，不赞成政府首脑除非在绝对需要时改变他们的住所。

由于这个事件，我最终劝说司克雷特提督把所允许给我的卫队由12名增加到120名，因为12名就只是保护使馆的话也是不够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冲突。差不多每天有更多的日军开到。据报，中国政府正从事集中及装备一支充足的军队。本月26日，大鸟先生谒见朝鲜国王，依日皇命令呈递一张文书称：为了两国间彼此的利益，日本认为有必要请求对朝鲜政府及其政策作某些急剧的改革；这种变更应与日本当局商量；在这种改革情形能使日本满意之前，日本军队是不能撤退的。（见附件）

我可以说，日本对于朝鲜似乎是很善意的。日本似乎仅希望使朝鲜永久摆脱中国宗主权的支配，然后帮助它作这样的改革，把和平、繁荣及开明带给它人民，就这样地帮助这个日本的弱邻，巩固它的独立地位。这个动机受到了许多比较有智识的朝鲜官吏们的欢迎，并且我想像在美国也不能遇到反对的。

附件一　大鸟对京城各国代表联合照会的答复。京城日本公使馆1894年6月25日。

你们本日照会已经收到了。你们依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友好调停，向我建议同时撤退在朝鲜的日本及中国军队，作为现在情况的解决办法。我对于你们的劝告及高尚的行动，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抱歉地说，撤退日本军队，完全由日本政府来决定，我只能遵示把你们的照会呈递给我的政府而已。这点我一定尽早去办。关于这事，我更愿意指出，在维持京城的治安与秩序，继续维持我们全体之间融洽关系诸点上，我的看法和你们的完全一致，所以我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步骤向我的政府推荐，使各有关方面所希望的目的可以达到。

（通知京城各国代表）

附件二　袁世凯致各国代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94年6月25日）。

敬复者，接奉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阴历）（即6月25日）联合照会……已立将此事电知我政府；于接获政府回示后当即奉告。

附件三　袁世凯传达中国政府的答复。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894年6月26日）。

关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阴历）（6月25日）你们的联合照会，前已立即函覆，将此事实电达我政府。

兹接我政府电报内称：

“关于朝鲜政府请求帮助‘平乱’，中国派遣军队前往朝鲜事：军队开到后，我们接报，全州业已克复，叛军逃散。我政府准备从朝鲜撤回军队，但是大部日军开至朝鲜，分驻京城及济物浦，他们似乎欲长久驻留。此事既关光绪十一年（1885）中日两国在天津所订的条约，双方军队自必须同时撤兵。业有训令向日本政府提出此事，并已照办，但日本政府不同意。我政府亦十分考虑各友邦人民的情况，但我们不可能撤退我们的军队，因为日本不同意撤退。关于此事朝鲜各友邦代表力图和平解决，我们是感激的。”谨此奉告。

附件四　1894年6月26日大鸟奏朝鲜国王文。

大日本帝国使臣大鸟圭介谨奏：

恭惟大君主陛下，圣德日跻，兆民沐化，邦治弥隆，寰宇献颂，无任钦仰之至。

窃尝南民蠢尔梗化，敢抗有司，跳梁一时，王师爰发，大张挞伐，复虑灭此朝食之不易，竟有借邻援之举。我政府有闻于此，以为事态较重，乃奉天皇陛下谕旨，令使臣带领兵员回任阙下，自卫使馆商民。并念贵国休戚所系，如有所求，兼可一臂相劝，以尽敦友谊。使臣衔命抵京也，适闻全城克复，余党窜退，于是班师，善后渐将就绪，此莫非盛德所被，实为内外所共庆颂。

顾我日本与贵国共处东洋一方，疆域逼近，洵不啻辅车唇齿，况讲信修睦，使币往来，今昔不渝，征之史册，历然可稽。方今观列国众邦之大势，政治、教民、立法、理财、劝农、奖商，无非富强自致，逞长专能，而欲雄视宇内耳。然则泥守成法，不思通变达权，广开眼界，不力争势自主，何能相持介立乎列邦环视之间耶？是以又命使臣以会同贵朝廷大臣讲明此道，相劝贵政府务举富强实政，则休戚相关之谊于是乎可终始，辅车相依之局于是乎可保持矣。伏望陛下圣鉴，降旨饬令办理交涉大臣，或专委大臣，会同使臣，俾尽其说，庶几无负我政府笃念邻谊至意，则大局幸甚，使臣圭介不胜仰望屏息之至。爰祈陛下洪福无疆！谨奏。

——原文汉文见《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第131页及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第53页

第二十号　朝鲜办理公使Ye Sung Soo致格莱锡函。华盛顿朝鲜使馆1894年7月5日发（同日收到）。

我顷接一电称：

“京城各国代表曾开会。日本公使不愿撤退日军。请求美国总统调整这种困难。”

如果您收到任何有关朝鲜事件的报告，并可以通知我的话，盼您通知我。

附件一　朝鲜政府致Ye Sung Soo。皇宫1894年6月28日。

日本公使本日拜访宫廷，请求我指示首相或外交大臣开一会议来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他拒绝撤退日本军队。

立刻去晤见国务卿，向他说明开一个强有力的（国际）会议以调整困难及避免冲突是极重要的。

附件二　朝鲜政府致Ye sung soo。

中日军队仍在朝鲜。各国公使将就事件的现况开一会议。你要郑重地请求美国政府指示其驻中国、日本及朝鲜的代表们，用他们的力量来避免任何冲突，并要求各该国军队尽速撤退。

第二十一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7月6日发（8月16日收到）。我兹证实本月三日我的电文如下：

“朝鲜局势危险，冲突逼近。中国不顾日本的侵略行动，表示了和解的态度，请求英国、帝俄斡旋，谋求和平解决。”

英国公使欧格讷（O'Conol）请我给您去电，请求美国政府主动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向东京抗议，反对日本开战。他说他曾照会总署，并且他知道，这种举动，中国及其他国家可以接受。我不愿意这样做，除非总理衙门请求。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报告您我发电报的那一天事态严重的情况，以及中国对此的态度。

从最近到达北京的消息，可以看出有藉助外交方法而不诉诸武力的倾向，并可以看出和平解决纠纷是可能的。

第二十二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7月8日发（8月24日收到）。

昨晚我接到美国驻津领事Bead先生电报如下：

“总督希望公使馆电请华盛顿主动催促各国联合起来，要求日本政府撤退朝鲜的日军。”

我觉得不能拒绝，请您注意这个请求。今日我依据这请求打给您如下的电报：

“李总督请求美国主动催促各国联合起来，要求日本撤退朝鲜的军队。”

第二十三及二十四号　西露致格莱锡（电报）。京城1894年7月8日。

司令2日离此，违反了我的意见。在他走了以后的第二天才收到了他的通知。他说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他已命令孟诺加西号（monccacy）来更替他，并且说时时刻刻在盼望它来到。我尚未知道船的航行日期。我曾允许在危急时供给国王避难所。提督的离开，使我处于一个可及最危险的地位。驻华盛顿公使曾致电朝鲜政府，说您曾劝告他们抗议日本政府用胁迫提出的要求，并且通告各外国公使。

第二十五号　格莱锡致西露（电报）。华盛顿1894年7月9日。

收到你昨天的电报。我告诉这里的朝鲜公使，本政府不能武力干涉。我没有劝告他，说朝鲜应该抗议并通告各国。

第二十六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7月13日。

三国间的情势，实际上似乎没有变化。据报，日本已从北方航线上撤回了他们的商轮，推测将用它们作运输军队及补给之用。但是日方有一个比较友谊态度的表示，就是北京日本代办昨日觐见中国皇帝，答谢皇帝对于日皇结婚25年纪念的庆贺。据报，李总督请求皇帝给他一个筹集大量公债以作军费的权柄。

第二十七号　西露致格莱锡。京城美使馆1894年7月18日发（8月23日收到）。

关于朝鲜军事动态我的四封信。我报告您：中国未在朝鲜增加兵力，还没有发生战事。有更多的日军开到，共约一万五千人，另有担任运输的3000名工人。日本商船被用作运输船，离开了日本朝鲜间的航线，因此使与外界交通很是困难。一般来说，日军举止尚有秩序，加上日本当局的中和的态度，便取得了朝鲜方面相当的好感。

我昨天打电报告诉您，英国代表在日本兵营附近受到了强力的干涉。这是一个不幸的举动（见我7月17日的信）。兹将英日代表间关于此事往返的函件，附呈阅。这里，我也愿意提一提英日政府间和它们驻京城代表间往复的、关于底下事件的一些函件（副本随函附上）。贾德纳（Cardner）先生向其伦敦政府控诉大鸟先生要求撤换朝鲜政府雇用的英国海军教官。我附上大鸟先生建议（要求）改革案的副本，您可以自己来判断应归咎何方。大鸟先生提出这些要求，或者说建议，是我们上封信发后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大鸟先生在赐见时曾要求（见6月29日我的第16号信）设立一个会议来考虑他要提出的某些提议。因为这个会议的任命迟延了，日本公使最后要求在3天之内委任出来。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应仅给予这个会议以听取及报告关于日本要求的权力而已。上面附件就是结果。对大鸟的要求，朝鲜政府的回答也是依据我的意见。他回答说，这些提议中许多是与朝鲜过去十年间努力追求的政策方针一致的，而且他们现在是不能在国家受军事占领的状态下予以接受的。同时国王委派他自己的一个庞大的、有势力的会议，来考虑他们自己所要做的改革。而且他们已经决定删除不必要的捐税，如过去十年间所征收的为个人津贴用的税。

我们在外署开了几次会，各国代表企图使济物浦中立。这个建议，中国立即同意，但是日本提出一些条件来排除一切中立的意念。

我在6月1日第12号信中提及，此间俄国代表韦柏为了北京的任务而离此。他突然返回此间。我很钦佩他的聪明及长期经验。

这里，我也应报告，美舰孟诺加西号于12日开到济物浦。印柏（Impey）司令似乎愿意与我合作，做一切必要的事情，以适宜地、正当地保护美国的利益。

我从外界听到了一个来源可靠的消息，说巴尔提摩尔号（Baltimore）昨日抵达济物浦。

皇太后生日典礼举行以后，我们预测数日内中国方面将有行动。中国商民由于他们官吏的命令，差不多全都离此赴华。

当前的困难使得几位年轻有为的人显著于世，如Yechayun主管朝鲜华盛顿使馆已4年之久，他被任为三级官吏及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

（附件七略）

第二十八号　格莱锡致巴雅尔德（Bayard）。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7月20日。

自从本月7日国务院向谭恩发出训令（令文我在14日已打电给你）以来，朝鲜情势及中日关系未有改善，我引以为憾。中日战争将给朝鲜带来灾害，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下列所陈述的将使你明了的更清楚，此间发生了些什么事，以及政府为了和平的利益，已经从中斡旋到了什么程度。

朝鲜政府由其驻美京公使声明：其国境内存在大批中日军队，严重威胁了它的独立；它不能够保护自己；它在巨大危险当中希望我政府作无私的建言及友谊的调停。因此，上月22日拍电训令我们驻京城公使西露先生，指示他尽可能地并公正他用他的势力，使朝鲜政府脱离它所忧虑的危险。两天后，西露回复说：在朝鲜存在些时候的革命，已被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但是中日军队几千人仍然占领这个国家，对朝鲜的保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国赞成双方军队同时撤退，但是日本似乎企谋战争，予以拒绝，朝鲜诚恳地希望美国为了保护它，出面调停。

上月28日朝鲜公使再访国务院说：京城日本公使拜访宫廷，要求朝鲜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声明，在改革实施前，日本是不能撤退它的军队的；因为不能够抵抗日本，所以朝鲜依赖了美国无私的友谊；他并且奉命向我政府说明由中立国家会议来调处未解决的困难及避免战争的重要。数日后，公使受了他政府的指示，第三次访问国务院，请求美国指示其驻中国、日本、朝鲜的代表，为朝鲜的和平利益而尽力，要求日军急速从该国撤出。在这些会见里，我通知公使说，美国同情他的政府，希望看到它的主权受到尊重，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对它及其他国家一个公平的中立态度，我们仅能以友谊的方式予日本以影响，我们绝不能够同其他国家联合干涉。

上月28日我们驻东京公使电称，朝鲜局势及中日政府的关系很危险；但是日本希望一个和平的调整。第二天谭恩又电询，若日本从北京撤退公使，美国是否可以居间保护日本在中国的档案及侨民。谭恩立刻得到指示，若日政府采取上述步骤，这个请求可能得到总统友谊的考虑，但是没有中国的同意是不能予以考虑的。

几天以后，为了别的事与日本公使简单谈话终了时，我提及我所了解的朝鲜的不幸局面，并告诉公使朝鲜政府诚恳地希望美国努力劝诱中日从朝鲜撤退它们的军队。公使答称，朝鲜叛乱系由弊政及官吏腐败所造成，在朝鲜内政实施所需要的改革以前，他的政府不能撤兵。我指出，由于我们政府间多年来存在着极友好的关系，我觉得可以冒昧地说，倘若日本亲切地、公正地对待它的弱邻的话，美国将很觉到愉快。朝鲜无所依靠的情形博得我们的同情。我更指出，本政府对日本及中国均怀真诚的、尊重的情感，而日本显然决定要与中国在朝鲜土地上作战，对此事没有比我们更觉遗憾的了。公使答称，他的政府并不贪图朝鲜领土，它的要求是为和平的利益，并且他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上月29日训令谭恩打听日本派遣军队到朝鲜的理由，以及有什么要求是希望用这种手段来强迫执行的，倘若是有的话。

本月五日谭恩复称：日本在根据1885年条约派去第一批军队后，听到中国派遣大批的军队，这使日本有必要增加军队；“叛乱”是由于官吏的腐败及压迫；日本要求在朝鲜作根本的政治改革，以为将来和平的保障，并且曾提议与中国联合行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日本否认对朝鲜领土有企图；它将不顾中国如何而进行改革；美国在北京、东京方面的斡旋，可能使谈判重开。

本月3日从我驻北京临时代办田夏礼处收到一封电报，说：朝鲜情形危急；冲突迫近；虽然日本的行动是侵略的，但中国的态度是中和的；中国又请求英国同俄国从中斡旋以求和平解决。

本月8日英国大使对我宣读他从金伯雷（Kimberley）勋爵接到的训令，让他打听美国可否与英国联合出面干涉以避免中日间的战争。因为他没给我训令的副本，我只能从记忆叙述其大意。大使表示，所计划的只是友谊的调停。我告知他，本政府不能超过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的调停以外，而且我政府已向日本作如此调停，我不相信总统能觉得有权可作更进一步的斡旋。次日我交付大使7日给谭恩训令的副本，同时通知他本政府不能和他国联合，作甚至是友谊的干涉。

本月11日谭恩电称，将国务院七日训令的大意通知日本政府以后，人们告诉他：日本军队并不是要留在朝鲜在该国内作战，而是要保证秩序和朝鲜的独立，并阻止叛乱的再发；日本希望消灭官吏的腐败、侵吞公款及恶政，这些是不满的真正原因；中国政府的态度，阻止了朝鲜采取必要的改革，这样危害了东方的和平；叛乱没有完全镇压下去；日本是渴望撤退他的军队的，但是它撤退军队将不是在将来的秩序没有得到保证以前，而是在将来秩序有了保证的时候；不用忧虑要同朝鲜作战。

本月8日我驻北京代办报告国务院，总督请求美国主动催促列强联合起来，要求日本从朝鲜撤退他的军队。

13日驻此间中国公使依约定访问国务院，并告诉我：他依总督指示，请美国注意这个事实，即：日本于朝鲜驻扎大批军队，企图引诱该国政府改变国内行政，中国曾建议同时撤退所有外国的军队，日本不同意这个建议。又说，他受总督训令，表示希望本政府训令驻东京公使与他国外交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影响日本，使它放弃对中国的战争目的。公使又说，中国的政策是和平，它不希望同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战争。我答复说：美国希望继续并加强它和中国及日本的友谊关系；我诚恳地希望看到这些政府和平相处，但在他们之间，我们除了斡旋之外，不能做别的干涉……我们没有权利，而且也不愿意进一步去做；我曾已按照总统的指示，为了和平的利益，经由我们驻东京公使，向日本提出一个强硬但是友谊的规劝；我们看不出我们还能够进一步去做；我们不能与其他国家联合作任何种类的干涉。公使又一次说，日本拒绝在上述改革完成以前撤兵；除非是列强对日本施以强力的影响，他怕战争将不可避免。他又问我对局势有何想法，能否建议办法使它好转。

我答说，从谭恩及其他方面收到的情报看来，我难立即相信日本将诉诸战争；对于中国，有一个其他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方法，就是提议用友谊的仲裁来解决争执。

第三十八号　西露致格莱锡。京城美使馆1894年8月7日发（9月12日收到）。

昨晚我收到此间日本公使照会称，日本于8月1日对中国正式宣战。此项照会附私人函件一份（参看副本），通知我日本在华的领事馆、公使馆及侨民，由于和平情况终了，将要受到美国的保护。

我即刻把这个情报通知现在济物浦美舰巴尔提摩尔号的高级海军军官对意（Day）上尉。

第四十二号附件　总理衙门致日本代办小村寿太郎的照会。

关于朝鲜事件中国与你国之间的争论，我们很久希望不破坏我们间的友谊，协商解决。但是七月二十五日你军在朝鲜的牙山海港攻击我方船只，因此现在战事开始，此后我们间的条约无效，很遗憾的本署将来将没有事情和你办理了。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1894年7月31日）

第四十三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8月6日发（9月22日到）。

虽日本政府保证将视上海在战斗范围之外，但中国政府决定在吴淞对黄浦江作部分的封锁，将留下充分的水道作为一切商业活动之用，这水道在必要时，可以通告立即封闭。

第四十三号附件——引自上海1894年7月25日《字林西报》周刊。

昨天清早，我们发出一个号外，报告了下面受人欢迎的消息：英国领事汉南（Hannen）先生由英国驻东京代办巴健特（Paget）处收到一个电报宣称：“日本政府承诺视上海在它战斗范围之外。”

日本政府无论在何种情现下都不攻击上海，对于此间的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星期天下午电报仅能经由伦敦拍发，所以我们的外交部、汉南先生以及英驻东京代办巴健特处理此事的敏捷，是很值得称赞的。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事已作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怕它有所变更。

第四十八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9月15日发（10月31日收到）。

我从上海美国总领事收到一电，要我用力量使日本尊重上海的中立。

从可靠官方消息，我知道为此事的忧虑是有理由的。日本政府表示了坚决的意向撤销它对英国所作的上海不受攻击的诺言。这个态度的改变是有相当的理由的。中国自己没有尊重上海的中立。巨大的江南兵工厂就在上边，位于同一个江边上，恰在上海城的近郊。由于所约定的中立给予它安全，它不断在工作着。外国船也从兵工厂码头安静地装撤军火，并无忧无虑地等待适宜机会运他们的货物到台湾及其他各处。

中国政府决定在租界专对日本人行使管辖权——表现在最近两个间谍的案件上。人们非难它破坏中立。由于中国政府这个决定的结果，多数日本人离开上海。但是，不管日本有什么理由可以撤销它的保证，这个大的商业中心的中立，对外国贸易是极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给您电报如下，“为了美国租界，请您用力量劝诱日本尊重又受了威胁的上海中立”。

关于此事，已向英、法呼吁。

第五十六号　歌珅（W.E.Goschen）致格莱锡。新伦敦英使馆1894年10月6日发（10月9日收到）。

接到英国外交大臣指示，让我打听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英、德、法、俄联合出面干涉中日纠纷。这种干涉的基础是：各国保障朝鲜的独立；日本取得战费赔偿。

倘若您能够使我得以早日回答金伯雷勋爵，则不胜感谢。

第五十八号　格莱锡致歌珅（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0月12日发接。

接奉本月6日台函，谨复如下：虽然总统诚恳地希望中国与日本在对双方都是体面的、而且不屈辱朝鲜的和平条款上迅速获致协议，但是他不能如所邀请，加入英、德、俄、法的干涉。

第五十九号　歌珅致格莱锡。新伦敦英使馆1894年10月14日发（10月16日收到）。

本月12日承惠将美国政府对所提议关于干涉中日纠纷一事的回答电复，业已报告给外交大臣。

兹奉该大臣训示，请您注意这个事实，即所计划的干涉仅限于外交的行动，并将仅于有适当机会采取这一步骤时进行。

第六十号　田夏礼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10月9日发（11月19日收到）。

我接到本月6日总理衙门照会，宣布为防御计封闭福州，在入口处，留五虎门不封。在江口之外指定了一个地点为中外船只停泊，在那里装卸货物。福州城进出的货物则由海关登记的驳船输送。这种驳船走指定的路线，且仅在白天往来。

无疑，这些规则对商业将是麻烦的，但是由于中国海军完全丧失斗志，并不足以保护它的海岸，所以对这些规则不能加以反对。福州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无论冒若何危险都必须加以保护。

为使美国船只周知，已把总署来照的副本送给上海总领事及福州领事。

第六十三号　田贝致格莱锡（电报）。北京1894年11月3日发（11月6日收到）。

“总理衙门王大臣致书田贝阁下：

昨天我们交给您关于中日问题一封公函，但是因为您最近才回来，事情的特点，可能未被您注意，因此我们写了这个补充的公文。皇帝希望保持并巩固同美国总统最友好的关系，并且也不愿同日本进行大的战争。此外，1858年中国同美国订的条约上说：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如此表示两国间友好的感情，因此我们把这次事件中国所处的难境放在您的面前。您的政府能不能惠然出面干涉，阻止战争，重建和平？这样一个行动乃中国之幸，亦各国之幸。”

上面所述，系向您特别请求。今日总署召集英、法、德、俄各公使及我自己开会，要求我们电请我们的政府出面干涉，获取和平。它提出朝鲜独立和赔偿战费（数额由友国共同决定）（分期给付）作为谈判的基础。

第六十四号　田贝致格莱锡。北京美国使馆11月4日发（12月20日收到）。

昨日总理衙门约请英、德、法、俄公使及我在总署内晤谈。

恭亲王宣称，他请求我们向我们的政府发电，祈求它们出面干涉，以获取对日和平。亲王称，孙毓汶将报告日本（自开头）到他任总理衙门大臣这段期间的行动，然后他再讲到今天，完成整段历史。孙毓汶叙述的大意，可以在本使馆8月4、5日及10月31日函内以及我昨日的电报中找到。

恭亲王完全没有说到10月间英国努力调解的事。此事经英法公使十分秘密地向他诘问，他承认在10月中旬是有这样的努力的，条件是承认朝鲜独立及赔偿战费。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以为日本现在能接受它最近才拒绝的条件（拒绝的日子是10月25日），他说日本没有积极拒绝这个建议，而只是在那一特殊的时候拒绝接受。现在由列强提出，是可能得到接受的。

外国公使们同意在这紧急非常之际，转递这个建议给他们各自的政府，并且由于总理衙门很紧急的请求，他们也同意（向自己政府）建议调停。

从一般报告中，知道您已拒绝了加入英国以前所寻求的调停，我很犹疑地同意向您建议在现在参加调停的努力。

这个会议以后，我收到我昨天电中那段所谓总署送来的函件。总署很急迫地要求我把我所收到的全部公文用电拍出。从他们看来，那函件强力地论证依据条约您应出面调停，因此我认为应使该函件和送给上述各政府及意大利的电报能同时到达您那里。

晤谈完毕前，他们交给各国公使一份每人相同的照会（译文附上）。这篇公文悲伤地叙述皇帝及慈禧的忧虑，并且可怜地哀求列强在这巨大的危机中给予援助。

我又应指出，亲王宣称，由于皇太后60岁生日，作为一种“恩赐”，外国公使呈递亲署祝贺书时将在宫里接见。对于“恩赐”这名词有了些吹毛求疵的指摘，但经询问后，亲王称公使们有国书时也可在同时间、地点呈递。公使们的结论是：这个程序将成为定例，将保证所有将来的接见在宫里举行。以后就没有其他讨论了。

附件　总理衙门致田贝照会。1894年11月3日。

敬启者：自从七月（阴历）以来中日发生战争，究竟哪一国是对是非，乃与中国友善各国所熟知，是以不必加以讨论。

战争未停，情势日趋严重。皇上孝顺皇太后并慈爱他的臣民。他不愿意使皇太后有任何的忧虑，亦不愿生灵涂炭，因此他愿意同意两国停战。日本应从满洲撤去它的军队，中国同意朝鲜将来独立。中国将赔偿战费，数额由各友邦共同决定，并且在一定期内付清。中国将忠实地履行条款并及时偿付到期的金额。

由于中国与各国间长时期的友好关系，相信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因为希望能够建立和平及安宁，将会合作，帮助中国，并于此事出面调停。

第六十五号　格莱锡致田贝（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6日发。

美国恒常愿意对中国表示诚恳的友谊；美国总统出于这种友谊，训令你表示，总统随时可以在双方都体面的条件下出面调停，以结束目下对日战争，假如这个提议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话。

第六十六号　格莱锡致谭恩（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6日发（内容与《蹇蹇录》第15章谭恩于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转日外务省书同，故略）。

第六十七号　格莱锡致田贝（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6日发。

今天我发给你的电报（即第65号），是在接到你转来的中国“请求总统出面调停以光荣地结束战争”的照会之前。中国致欧洲各大国同样请求，也许将多少阻碍总统的行动自由。

10月6日，英国代办奉命询问美国是否加入英、德、法、俄，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及赔偿日本适当战费的条件下，干涉中国与日本的战争。

12日，总统谢绝任何共同的干涉。我今天训令你行动，大体上可以说已经是在中国请求之先提出了调停。总统希望很快知道他今天提出的他单独的调停，是否为交战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果如此，他将愉快地让双方在华盛顿开会或通过任何其他实际方法帮助他们。

第六十八号　格莱锡致田贝（电报）。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8日。

总统虽然愿意单独行动，但是如果人们只请求他和他国在日本同意下共同决定赔款的数目而已的话，他是不拒绝这个请求的。

第六十九号　田贝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11月10日发（12月20日收到）。

接到您11月6日及7日电报，我访问了总理衙门。三位大臣在座，即孙毓汶、徐用仪及汪鸣銮（编者注）我主要对大臣们说，关于中日战事，美国总统觉得自己不能与别国一起出面干涉或调停。但是出于他与中国的友谊，假若他的单独调停被双方交战国接受的话，他可以同意出面斡旋，结束战争。

最初大臣们似乎很愿意立即接受这个建议。但是经过一些讨论以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已经向五大国英、法、德、意、俄请求干涉，在他们答复以前如果采取一种忽略了他们的行动，是不慎到的。

他们说，他们接到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报告说，总统已向日本提出斡旋；如果日本接受的话，中国可以立刻接受。

关于这问题，他们约定在接到上述各国回信时，立即知照我。我藉此机会说，总署对美国作特别的请求，但又请其他五国为中国出面干涉，这行径是互相矛盾，并使人感到困惑的。他们坦白地承认此点，但是为自己辩解说，他们情形已到这样，所以他们不得不到任何可以找到帮助的地方去寻找帮助。（编者注：原文作Wang Wenhuan疑误）

第七十号　田贝致格莱锡（电报）。北京1894年11月10日发（11月13日收到）。

总署很有意接受总统单独的调停，若日本接受，中国将立即接受。中国因曾向五大国请求干涉而感到困惑，在它不知道他们是否干涉前，不能对您的建议给予肯定的答复。

第七十四号　谭恩致格莱锡。东京美使馆1894年11月16日发（12月10日收到）。

本月7日夜半不久，我收到本月6日您的电示。不巧外务大臣陆奥子爵在那天离东京到了日本南部，皇帝仍驻跸广岛。本月8日早晨，我拜访外务次官林董，通知他，总统派我来询问并且为了使日政府明了我所得训令的性质，以及政府给我这训令的友谊的、无私的动机，我把训令的译文交给他，以便用电转达广岛；这是美国无私的、友谊的、中立的一个有权威的宣言，是美国在这个不幸的战争中，以完全无私来制定对日本及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有权威的宣言。

本月14日晚，陆奥子爵与总理大臣伊藤伯爵由广岛回到东京。次日我要求并得到与一外交大臣晤谈。他说他在广岛已读到您给我的电训，他诚恳地、高度地佩服总统为了日本所表示的友情，他在和他东京的同僚会商以前不能答复我所奉命提出的询问，就是为这目的，他同伊藤伯爵急忙地回到东京；今天（本月16日）内阁要开会来决定他的政府应如何答复才算合适。大臣告诉我，我可能在本月17日获得答复。从此点我推测，他们的答复是要先奏闻在广岛的皇帝的。

数星期前，此地英国公使奉他政府的指示，探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英国的调停以结束战争。调停的基础条件是由大国保证朝鲜独立及中国赔偿日本战费。经过很久的耽搁，特棱池（Trench）先生得到如下答复：

“帝国政府十分感谢英国政府提出询问的友好动机，到今天为止，日本在军事完全成功，可是帝国政府认为在战争的现阶段，事态还没有充足地进展以保证谈判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在这时候，帝国政府不能表示关于停止战事条件的意见。”

这是我冒昧的意见：除非日本的海陆军突然遭到严重的挫败，日本政府在中国直接向日本交涉以前，是不会愿意考虑和平的提议的；数月前可以接受的条件，现在将不能获得好意的考虑。

第七十五号　觉书（东京1894年11月17日）。

日本政府对于欲为中日两国和睦尽力调停之美国政府之厚意，深为感谢。惟交战以来，帝国的军队到处获胜，今为息止战争，以为无乞助友国之必要。然帝国政府非欲乘胜超越此次战争之正当结果之定限外，逞其欲望。但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前，帝国政府不能认为已达上述定限之时机。

（谭恩于1894年11月29日第二九八号件内转递国务院）

第七十六号　谭恩致格莱锡（电报）。东京1894年11月17日发。

日本外务大臣请求于中国对和平问题希望与日本接洽时经由北京美国公使馆办理。

第七十九号　田贝致格莱锡。北京美使馆1894年11月（22日？）发（12月28日收到）。

20日晚8时我收到您本月19日的电报。

20日清晨，我送给总署一个照会称：因有关系中国重要的事件，我希望见亲王及各大臣们；除非另有通知，我将在早上11时到总署。总署答复说，将在下午3时会我。到时候我同六位大臣会晤。恭亲王未在座，因为据说他在别处有急迫的事务。

我告诉大臣们，我的政府通知我说，日本可以考虑中国通过我向它直接提出的和平要求。我说，我推测这是因为总统按照中国方面经由我寄给他的那文告的要旨办理，才得到日本这个表示。

大臣们对于上述的提议，似乎十分愉快。在他们的高兴中，潜伏了一个思想，认为日本的这个建议是因为据人们传说，它最近在旅顺口受到些挫败。因为我不太相信日本的这些败退，所以我并不附和他们这种猜疑，通过我的翻译员，我很彻底地解释我所站的地位，反复申说中国曾祈求美国调停，日本显然认为由于它的胜利斡旋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要求中国直接向它请和。

我让各大臣极明显地了解，我只要作一个中间人，我可以说出谈判的基础条件，但他们自己必须安排细则。据我所知，我的政府将愉快地看到和平的重建。日本既然不希望斡旋，而是要考虑中国“直接”提出的条件，所以我预备把中国的提案用密码送达东京美国公使，再由他转送给日政府。

第八十号　田贝致格莱锡（电报）。北京美使馆1894年11月23日发。

昨天中国经由我直接向日本请和。基础条件是朝鲜独立，赔偿战费。除非和平已成，请海军部长增强孟诺加西号水兵50人在北京勤务。

第八十一号　格莱锡致田贝。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24日发。

本政府曾对中国和日本努力表示愿意斡旋于二者之间，以期恢复和平。关于此努力的往来通讯，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这些事实及情况。

受了战事比较直接影响的某些国家，其有意终止战争，可以从上月6日英国代办送达的提议看出来。他问美国是否愿意和英、德、法、俄联合出面干涉中日纠纷，基础条件是：列强保证朝鲜的独立；日本取得战费的赔偿。

总统考虑了这个重要的询问，并在上月12日他令作答复称，虽然他诚恳地希望中国与日本在对双方都是体面的，而且是不屈辱朝鲜的和平条款上迅速获致协议，但是他不能不加入上述各国的干涉。

后来歌珅先生代表他的政府作了一个限制性的声明说，所计划的这个干涉，仅限于外交的行动，并且仅限于有适当机会采取这一步骤时进行。这个声明并没有变更总统的判断。

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外交史上的记录，证明我们没有违离我们智慧的政策，即避免参加外国同盟及参加保证远方国家的独立的令人不安的行动。但是美国在友邦间不幸发生战争的场合，无论什么时候，他们企图解决彼此间的争议时，是可以表示我们公平调处的意愿，给予帮助的。这并不违背上述政策。

本月6日以前，中国公使杨儒和国务院有数次晤谈。他表示，他的政府至诚恳地希望美国总统按照美国一般的政策并遵循调处行动的著名前例出面斡旋，结束目前战争。因此，总统作出本月六日用电报通知你的建议。但是这建议，是在我与日本公使多次友谊晤谈而确实知道日本完全理解并赞许总统的善意、公平的动机以后才做的。

在我与中日公使晤面时，我明白地向他们说明：这次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什么政策，因此美国对交战国才处在绝对的、公平的中立地位；美国总统无论怎样渴望恢复和平，只能依据双方的要求作一个调处人而已，不能超越这限度。

我在拍发本月6日的电报给谭恩先生以前，我先把电报给栗野先生看。他表示赞成，并且对我坦白的、亲切的做法以及总统对日本表现的行动深为赞许。

你已经知道，给你的训令是本月6日拍发的，在接到你的电报前几个钟头就已经向北京拍去了。你把本月3日总署给你的照会转给我的电报是在5日夜里收到的。

从东京最近消息去看，日本政府无疑已了解总统偶合的建议之所由来，并知其目的仅是使两政府知道，假若中国及日本都可接受调停的话，总统是愿意调停的。日本政府表示感谢总统友好的愿望，并且表示准备考虑中国方面经由北京美国使馆直接提出的和平建议，事情现在就是如此。

第八十二号　格莱锡致谭恩。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1月23日发。

我寄上国务院本月24日致北京美国公使训令的副本一份，请阅。该训令叙述总统不得不辞谢英国建议的理由。该建议欲美国与英、法、德、俄联合对中日纠纷出面干涉。有一些事实与情况终使我政府向中国与日本表示愿意善意出面调解。该训令对这些事实与情况亦作复述。

第八十六号　格莱锡致田贝。华盛顿国务院1894年12月26日发。

我接到你上月10日来文说，你已通知总署，倘若总统的单独调停为双方交战国所接受的话，是愿意出面结束战争的。又说中国愿意接受，但因它已向别的国家提议（调停），而感到困惑。你是知道的，总统是在中国经由它此间的公使反复的请求后，才表示愿作和平的调停人的。

第八十八号　谭恩致格莱锡。东京美使馆1894年12月20日发（1895年1月11日收到）。

你无疑的已经看到克里曼（James Creelman）11月11日从横滨“纽约世界”（The NewYork World）的电报，报告11月21日日本大山将军占领旅顺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电报又被从纽约转致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处，他送给我一个副本。我也从克里曼先生的口里听到他叙述占领旅顺的经过以及占领随即发生的事情。

本月15日陆奥子爵从广岛回到东京。我在那天要求并获得与他晤面，并且向他叙述我从克里曼处听到的旅顺屠杀的可怕故事，并问他关于此事是否愿意作一个声明。陆奥答说，他的政府已命令对旅顺发生的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以准确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知道调查的结果以前，他不能对发生的事情作正确的声明。但是他坦白地对我说：日本政府及人民承认并悲悼这一事实，即旅顺中国兵被杀的比必须杀的要多得多；日本官兵愤怒，因为落在中国人手中的他们的伙伴横遭虐杀；当日军进入旅顺时，就表示很少宽恕。但是他说，攻占旅顺时那里只有少数的非战斗员，在好些日子以前那里的和平居民们已经逃避了。如果在中国兵以外有其他的人被日本兵杀死的话，那是偶然的事，并且是因为不可能把和平居民和兵士分别开来的缘故，因为兵士们在要塞被占后，就抛弃他们的军服，穿着老百姓的服装了。

陆奥子爵认为克里曼先生致“世界”的电报是言过其实，极端耸人观听的，而且是有意在文明世界的眼里给日本以重大的损害与冤屈。

我将本月19日陆奥子爵寄给我的关于旅顺事件的书面声明的副本，附呈查阅。我从本使馆武官海军上尉欧柏利恩（M.J.O'Brien）没有接到正式报告。日军攻占旅顺时他也在那里。我收到他1894年12月3日从中国金州来的一封信，于此事提及非常多的中国人，没有真正被杀的必要，都被杀掉了。

这就是我所能够报告给您的关于这个战争中可悲的事件的一些事实。我以为屠杀旅顺的中国兵这件事是违反近代文明战争习惯法规的（假若“文明”这个名词可以适当地应用于战争的话）；但是克里曼先生送给“世界”的报告，是极端地骇人听闻的，并且把发生的事情过分夸张。

写至此时，我收到今天的《日本邮报》（Japan Mail），我剪下上面的社论“旅顺事件”附在信里（略）。

附件一　陆奥声明。

旅顺的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多，或者是比绝对必要的流血还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外国记者们特别是“世界”的记者向海外发出的消息，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旅顺陷落时，中国兵士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友服，把他们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逃到该城的空房子里。这些空房的真正居民在日军进攻的前些日子就离开了。这点从真正的居民们在和平恢复后返回旅顺家屋的事实去看，是更加明显了。中国兵士这样化装，秘密携带武器。因为他们不习惯于饶（投降的）敌人的命，所以他们怕投降后被杀，于是用所有化装的办法藏匿起来，并且在末了被日军发现时，便抵抗奋斗至最后。战争以前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一些和平的居民，据说被命令开枪抵抗。他们这样地做了。但是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士。这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

一位外国记者说，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带着剑伤，他们比受枪伤更呈现一种可怖的景象。这可能是让一些外国人夸张这些事实的理由之一。日本兵看到被中国俘虏去的伙伴被凶残地宰割的尸体，是大大的愤怒了。那些日军俘虏有些人被活埋，有些人被处磔刑。虽然这样，日本人仍保持了纪律，那些和平投降的没有一人被杀或受虐待；旅顺陷落时，捉到的中国俘虏355名受到优待，已送东京，数日内即可到达。

第九十号　谭恩致格莱锡。东京美使馆1895年1月7日发（1月29日收到）。

关于我1894年12月20日我的公函内所述的旅顺事件，兹奉上本使馆正宫欧柏上尉1894年12月28日从中国金州给我的私函的摘录一份，其中叙述对日军攻占旅顺的不幸情形。

欧柏上尉的报告与帝俄驻中国及日本的武官卧假克（Wogack）上校的报告相符合，也与日本运输舰的美籍指挥官康纳（George W.Conner）报告的符合。占旅顺时他就在旅顺。从这些人的报告里，似可以清楚地看出1894年11月21日对旅顺的中国兵曾有一次屠杀，但是克里曼对“纽约世界”报告的该日以后的可怖情况是不真实的。克里曼报告所易于给人的印象是大大的夸张了事实的。

附件　欧柏致谭恩私函。辽东金州1894年12月2日发。

亲爱的谭恩先生：

关于旅顺不幸的情况，自然，我仅能说我所看到的。但是我遗憾地说，就是这一点点，就足以使（日本）军队受到最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因为这与大山元帅的宣言所向人们说的完全不同（指大山不杀俘虏百姓等的宣言）。我曾亲眼看到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做俘虏的，他们不但没有抵抗，而且显然是没有武装又是最恭顺地投降了的。我又曾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伤创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专为到各处看可怖的情况才发现的，而是在我观察战事的普通过程中和到炮台及所关心的主要地点去的途中所看到的。在这里我听到此间记者们在谈论11月22、23日（日军）所犯的暴行。关于这些，我什么也不知道。那两天，我没有看到任何暴行。环城的山上，我听到些枪声，但是在那两天里我没有看到强暴的行动。22日大半天及23日下午，我在该城附近，但是没有看到新的战争行为及抢掠——除了抢房屋及店铺而外，这些抢掠一直进行到完全抢光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抢的时候才停止……

（摘自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年卷）

（原载《中日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