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禁止，广州交易细节

在西南季候风时节虽然很少有商业可作，但是鸦片的买卖却很活跃，这是新洋药运来的时期。经纪人卖货统用现钱，照接货的船上的订货单付款。接货船依照订货单将鸦片装到船上之后，将鸦片运到各目的地。这些专为此项贸易特殊制造的船是很长的，船梁和船尾比较不相称，为的是给经纪人们留一块地方，使他们可以常在一起。水手的数目是从60到70人，他们和所有中国船夫一样，是特殊的好水手，聪明而又很活泼。他们排列着坐在船板两面的低板凳上划着桨，又以席竹及藤条做成的大帐和前帆来增加推动力量。船上的武器是一尊大炮、铁链、花枪及从外国船上买来的鸟枪。这些走私船和水师船不同的地方是走私船武装较弱，水手较少，并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不是油成黑红相间的花纹，这是官方师船的颜色。

在将鸦片交货的时候，接货船每箱（原注：每箱一担等于133.333磅）付给送费5元，叫做金沙，假若7天之内，不交订单提取货物，再付两元，是为延期费。在从船上将货拿走以前，要用席再加打包，然后把所有者的私人标记及重量注明。有时一船装到100箱，约值十五万元到二十万元。广州代理人抽取卖价5%的手续费，以后减到3%。开包、过磅、再打包，仅占数小时时间。接货船上的水手，差不多是马尼拉人和一些印度人，而钱商、木匠，及船上的水手、厨子、仆人等，是中国人。

鸦片贸易是圣旨及广州当局的布告所禁止的。中国人贩卖“洋土”（公文上的称呼）是要受到斩头的刑罚。但是存在着这样完备的贿赂制度（外国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买卖是很容易，而有规律地进行着。有时也会发生暂时的阻滞，例如在新任官吏到职的时候，费用问题发生了。但是除非新上任的过分的贪求，这问题不久即可以得到解决，除非像经纪人所表示的，“这个人是疯狂了”。无论如何，不久的时候，所有的都安排了，经纪人再现出光亮的脸色，大地上充满着和平与自由。

在广州永远找不出一个铺子卖鸦片烟，或者一个人可借以判明在何处买到鸦片或吸烟的标记，虽然鸦片并无他项用途。

广州官吏们很少提到伶仃岛转运站的事情。但有时候被迫去那样作的话，就发一布告，命令：“在外面抛锚逗留的船，一律进口，或开回本国。否则龙船一定要开炮轰击，将它们粉碎。”

鸦片贸易又一分支的地方，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个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靠近厦门的泉州、金门、甲子门及南澳岛。他们从两桅帆的船及小帆船上接到供给（从事于这些交易的人称做岸商），从伶仃出发，将货送到上面停锚的地方，在回来时候收集货款。参加这项贸易的人数很少，而且保持秘密。有一次，公司要我去到南澳岛走一趟，我遂欣然应允，以得此实际经验。那时，我们公司有只小船，名叫玫瑰号，在1837年，我们公司正要将一批在广州卖妥的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并且有另外若干箱鸦片烟带去试卖。整船的货差不多有300箱，广州价格是30万元。临行时我邀了一位英国绅士作我的客人，我们便从澳门的急水门一同出发。玫瑰号开行时，有了西南季候风。它是一个前桅张帆的纵帆船，注册吨数150吨，甲板水孔距水面二米。天气很好，风向稳定，海面是光平的。这是台风季节，我们注视气压计，并且我们很注意水面上的渔船队，因为这些和平的渔夫，有时也会变成劫掠的海盗。

到了第三天，我们在南澳岛内部抛锚，靠近两只英国的两桅帆船，名叫“奥米卡号”和“芬德来总督号”。不久向我们开来了两只中国作战用的木船，挂着许多旗帜，一个挂着“副总”的旗。我知道了要和大人们周旋一下。但是没有一条中国小船，甚至一条沙船到来。直到我们作成要开船的样子，一位官员坐着一种平底方头形的长宽的划子来到了，除了水手，并有随行的属员们，穿着草绿色衣服，圆锥形藤帽，帽上围以红丝绳直到帽边。官员自己庄严地坐在椅子上，安静的吸着烟。一个仆人举着一个大的丝边的伞在他的头上，另外一个仆人执着扇子驱逐蚊蝇。船长福斯德在船板处迎接。大人的态度很是安详而庄严。当着雪茄烟及一杯酒献过以后，这位“副总”询问我们在南澳下锚的原因。一个钱商（所有鸦片烟船上都带着钱商）向他说明这条船在由新加坡到广州途中，因遇逆风，漂到南澳，必须补充烧柴与饮水。在仔细听取报告后，这大人就说：“任何供给物都可得到，但是当买妥饮水与烧柴后，应当抓紧时间驶往黄埔，因为大皇帝不许可从远方来的船只到任何别的口岸去。”他于是庄严地从他的靴子里取出一个长而红的文件交给他的秘书，给我们讲解它的意义。下面写的就是……（上谕删）

这上谕放进封套以后，再放在他的靴筒里（别的外国船如有问题时还可以应用），这大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给他的随员们，除了秘书外，都要回去。于是大人和秘书被请到官舱休息一下，茶点以后，我们进行公事。官员直接发问：“你们在舱上有多少箱？都是运往南澳的吗？你们还沿着海岸再向上走吗。”同时，并暗示这里官吏，是非常严厉的，不敢不执行天子的圣意，等等的话。但是我们的答语也很简明：这并不开往南澳以北，他的船货包括200箱。然后金沙问题来到了，是按照中国以前约好的原则：“按照前列”办理的，所有的事情如此安适的安排完毕，于是乎饮酒吸烟，这位大人说声“告辞”，我们护卫他到船边，他在秘书帮助下爬下船去，我们看着他安全地坐在他的华盖之下，不久即赶上他的大船了。

中国买货者看到我们的船已经官方查看过了，便自由地来到船面。一两天后，有些商人的划子从大陆上来到这里泊锚。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我们由他们的桅顶分辨出他们的暗号，在离开急水门以前，已给了我们样本。我们升起我们的旗，这划子靠近我们下锚，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从玫瑰号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这批鸦片是在广州卖出，在那里付款，在这泊锚点交货。广州商馆的外国卖货人与中国买货者间的完全信任，这便是一个好的例子。在交易上任何一方违约时，对方并没有合法的手续得赔偿。这些包里的价值是15万元，在急水门即已经打包、标记、并且查点过了。这位中国人上船以后，从手中取出在广州已经办好的提货单，抽了一两袋烟，并且同钱商喝一杯，然后在离别我们时，说些“一帆风顺”或“一路平安”的常语，拔起船锚，升起大帆，当最后一包收到船上时，他们向北面站立着，立即开船了。

有人到更北边，企图去建立“漂浮”的货站，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到过朝鲜海岸，和中国台湾北部基隆港过。西洛夫号快船船主华莱士驶往辽东湾，有名望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一译郭士立）为着传布《圣经》及劝世文的利益，作了鸦片贩的翻译者。他是一个“老岸商”，他头一次到中国，是坐中国帆船从新加坡来的，因为他也在马六甲学过汉文，我们之间就有了友情。头一条停泊在东海岸的鸦片船是杨上校号，在1831年他的驳船法利号是往来于伶仃及停泊站之间的。郭实腊有的时候在杨上校号船上，并且因能说中国话，他是一个极有用的人。他很像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常认为他是一个扮作洋人的汉人。他回来后，曾将他的沿着海岸到内地的旅行报告给我看，内容是很奇怪而有兴趣的。他有几天离开这条两桅船，有一时候他差不多达到了广东省的边境，在另一次他深入福建省的武夷产茶区。他说那些人们客气而且仁慈，供给他乡间的坐轿，食物没有限制，他能找到一座庙来休息一下。他旅行的目的除了增加知识外，为的是散布劝世文。到了一个城市或乡村，他将要散布“人生说”并给中国人治病。有一天，他乘小船登陆时，船倾覆了，他和装满药品及宗教册子的箱子都滚到浪涛之中，他同小船上的四个水手几乎被鲨鱼拉去。

两星期快完，我决定回到急水门及广州。我的朋友N先生是和善的，但是问题是如何和善？什么时候和善？玫瑰号仍有相当数量的鸦片要处理，而且一个月的工夫不可能准备好，这一猜疑，两天的工夫过去了。当哈利埃特号纵帆船从北方停泊站来到的时候——一只小的纵长的、名义上是一百吨的船，一个美国造船匠汉米尔顿在澳门建造的，由一个朋友名豪尔船长指挥，他允许带着我们回到急水门。他从三只南澳船接到款货，这笔款子是价值43万的金条与纹银，我们同我们的货物及仆人来到船上，立即开船。这官舱的面积自然是很小的，散布着蚂蚁、蚜虫及百足虫，很是讨厌，我们搬到船面上——吃饭，抽烟、开玩笑，逍遥自在。我们在九龙泊锚，正避免了一个非常大的台风，我们从那里出来，然后驶往急水门，从那里由快船直接回到广州。

玫瑰号在1841年7月21日，因遇台风而沉没，仅仅一个葡萄牙水手未淹死，他一连三天在木板上，被我的老朋友和船上的伙伴福雷色船主在成功号船上救起，距离万山群岛有30英里之远。

我不惮其烦的叙述我住在广州的头15年内的鸦片贸易，可以给读者对于这项交易的方法一正确的观念。在1839年林钦差大臣没收20052箱以后，当地鸦片贸易一个时期陷于停顿，但并未完全根绝。在这年以前，外侨们在广州所进行的是一件容易和谐的买卖。他的卖出是愉快的，他收款是平和的。这项交易似乎也染上了鸦片的气氛，一切都是愉快舒适，卖出的手续费是3%，盈利的手续费是1%，没有坏账户！代理店每箱可赚20英镑，年年如此。

因为没收了英国人的鸦片，英将卧鸟古爵士率兵攻打广州，并勒令中国当局备款赎救。中国方面付了600万元。这数目以后由英国政府拨作赔偿鸦片贩子们之用，他们是以前直接或间接由他们广州代理店，遵照义律的命令“为着英国政府，而向钦差大臣屈服”交了鸦片。但赎金中的偿还数目低于一般市场价格很多，甚至连成本还不到。在另一方面说，当时没有人可以预测鸦片能落到怎么低的价钱。这是由于清当局采取在他的管辖区域内“永远根绝吸食鸦片”的缘故，在此情况下，这种处置是很合理的。

交出数量最多的一行是7000箱，我们交出1500箱，名列第三。其余的主要是在英人、港脚人，及其他印度人公司所交出的。派遣钦差大臣以及他将要到达的消息，在广州方面是1838年后几月里知道的，当地官吏为着要表示彻底执行以前的谕旨，乃对交易者实行严厉的处罚，这样引起更多的残酷惩罚。1838年12月中，在商馆前的广场上，处决了一个人（这是侮辱洋人的方法）。在1839年2月，企图再绞死另外一个，这次引起了空前的暴动，以致中国人对所有在户外的洋人予以袭击，他们一些人受了伤，商馆被成千的流浪人包围着，他们拿着石头瓦块不住地袭击门窗。

他们把每个商馆前面小围墙柱子拆下来，用作攻打之军器，大声呼喊，听如野兽。我们忧虑有一些人可能攻打进来，于是我们把大量的破瓶子撒在我们自己的商馆二号大门上面及下面的路上，因为我们敌人是赤着脚的一群。我们又滚了些大的煤桶来挡住门，但是作为我们第一道防线的碎玻璃并不怎样有效。中国官吏在正午时，带着鸦片犯人来到广场执行绞刑。绞架已经插在地上，在几分钟内即要完毕。当时一个非常的骚动突然发生了，以致引起当时在广场的外人的注意，这新闻马上从这一商馆传到另一商馆，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大约是70到80人，一齐冲出来制止执行。我代表着当场的人作为发言人，抗议把广场变成行刑的场所。主管的官吏说他已接到命令，必须执行，这广场是大清帝国的领土。我对他说：“是这样的，但是已经租给我们作为娱乐场所，所以我们不能允许在这里公开的行刑而破坏规程。说这话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在短的时间，这情景是一个非常的局面。这是一个绞架，靠近的是这犯人，头上戴着链子，由两个狱卒架持着。这3个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官吏的仆人不断地给他装烟，作为他的随员的几个兵卒，他的抬轿夫，觉着好笑。假若没有一个船上的水手们赶巧这天早上从黄埔来到这里的话，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水手们是属于老的东印度公司船奥威尔，船主汤姆·拉金斯以前曾在这公司服务，在这团体里很著名，而受到一般人的欢迎的。这些水手游逛广场，渐渐走近这地点，而看到了这种事态，他们忽然间将绞架拆毁，拿着这些木块向执行者及附近的中国人的头及肩上乱打，这狱卒拉着犯人走了，水手们把为官吏盖的棚子给撕碎了，推倒了椅子及桌子，拿起了茶杯及茶壶，假若我们不来保护官吏，他们下一步就要打中国官了。当着这位官大人及其随员离开此地，并且没有受伤，我们如释重负，而且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仍保有这块地方。然后一个水手对另一水手喊着说：“我说，毕尔，我们每一天都没有得到像这样的游戏！”

整个下午这群乱民继续包围着夷馆，在美国的馆角隅处的守卫者，本想将攻击者加以驱逐，然而无效，被迫退回。事情看样子是很严重的，巴林亚历山大号的船长圣·罗克思集合所有同住的人，用他们中间所有的武器如手枪、鸟枪等，把自己武装起来，提议冲出去，但是幸而没有这样做。很是明白的，有8000到10000的坏人，要消灭“洋鬼子”。到了5点钟，有人提议有必要把我们的情况通知（伍）浩官。当着街道完全封锁的时候，看样子好像满大人把我们舍弃到乱民的手里了。没有中国人想到去传达这个消息，美国人尼先生和我自己担任去看他。达到瑞行第四号屋顶上，我们横过到公行街一家铺子的屋顶，我们从那里下来，努力达到商馆的后面，叫做“十三行”的街上，一直通到怡和行。我们发现这位老人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因而有些惊惧，但是他似乎并不知在群众威胁下的广场及商馆形势的严重。他立刻派遣一个送信人到广州知府，我们于是仍沿着原路而归。大约到了六点半钟，我们听到敲锣的声音，这表示官吏们来到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从我们凉台上看到用鞭子把暴徒们立刻驱散。满大人跟随着许多兵士的来临，吓得人们从广场急向着出口四散，没有一个人剩下，有的甚至跳到河里面以致淹死，也没有一个船夫来援救他们。夷馆敞开了大门，不一会儿这些被囚禁的外侨们呈现出难以描述的得救情况。满大人在此地过了夜，预备好了椅子，官灯也燃着了，我们现在享受了十分安全的保障，并且没有受到夜间打更敲锣的扰乱，他们全回去了。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快乐与安全。罪人被由广场带到公共刑场去执行绞刑。在早晨，我们到满大人处感谢他们及时的援助（如某些人所说，这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前天我们掌握了自己的法律，把法官驱逐走了），他们接待我们很客气，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是外国人对当局最严重的一次激动，我们对于他们的文件、禁令、警告以及威吓，照样是很轻视的，我们时常说他们的宽容，并且对于他们的帮助及保护感觉惊奇。其实他们认为我们像一个不受约束的孩子，没有一个机会受到理智的教育。

当着帝国用前所未见的办法来没收英人的鸦片，及惩罚本地经营者，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是到了。广东商行被迫交出货物，在他们少数者控制之下的，东海岸的供给是减少了，往前看新货是没有了，从印度运来的大量货物卸在新加坡或者送到了马尼拉，从外地运货完全断绝，各方面是一片漆黑，不知道造成了什么结果。持有者没有法子在新加坡出卖了，这物品真成了一种药材。每箱低到150元到200元，成海峡方面的常价，这就是紧随着充公了后“鸦片问题”的情形。除去美国人，所有外人都已离开广州，最初他们带了些什物在九龙上船，但是在江口被官船炮轰，急水门成了一般外侨的聚集之地。有一天，一只快船向海驶去，长期没有消息，他在甲板上装了几箱鸦片，在行驶时间中，接到致船长两信，指示他在离开陆地前，先拆看其中的一封，在这样做后，他发现命令他到新加坡去。将鸦片卸下来，交于订货者。结果，船长遵命而行，不知目的何在。

到达之后，卸下20箱的那天，岸上充满了摩尔人、犹太人及中国人，全是鸦片持有人或经纪人。自然，他们没有收到信件。但是想不到在20箱卸下时，中国最后决定不许毒药进口！在过了24小时以前，这个代理人敏捷做他的计划，在聪明的经纪人帮助下，他安静地收买了700箱，价格奇贱。鸦片在新加坡卖不出去，许多保持者不能保有了，有些受到吩咐，能得多少就卖，并且从此“洗手不干了”。平均购买价每箱仅250元，这20箱再装到快船上，新买到的装到甲板上，在短期停留后开驶了，没人知道到何处去。它是要到中国海去的，它的目的地是东海岸，在那里，它的货很快地以每箱2500元平均价卖出了。

我们听到中国人说，广州城里价格增到3000元，吸或卖几乎是生或死的问题，处死不是空口威吓，已经将一些吸者处死。钦差是在当地，他是不可动摇的，中国方面普遍惊恐，但是我从有关方面听到，被砍头的还不太多。

（原载《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书社1951年版）

【注释】

[1]威廉·亨德　著。

[2]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12-18.

[3]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18-20.

[4]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20-30.

[5]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31-32.

[6]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32-34.

[7]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34-36.

[8]The Fan Kwae'at China.By William C.Hunter.New edition，Shanghai，1938，pp.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