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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1954年夏天,我怀着对郑毅生先生崇敬的心情,来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当时郑先生是系主任,接触的机会不算太多,只觉得他为人和蔼可亲,学识渊博。1958年我系明清史研究室成立,我调到该室工作,一直到今天,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多年了。
明清史研究室十几年来主要的工作是标校《明史》。现在《明史》早已出版,而郑老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情景,我的心情就长久地不能平静下去!郑老是研究室的直接领导,但我从来把他当做是一位尊敬的老师,总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一名学生,二十多年来从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一些治学的基本方法和做人的根本态度,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郑老一生为人表率之处甚多,很多同志都谈的比我深刻得多,我现在仅仅谈一谈我在明清史研究室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感到郑老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郑老在我系工作长达三十余年,是受全系尊敬的一位长者。但我还有另外一种深刻的感觉,当时我是《明史》标校工作具体负责人,因此在这方面感受尤深。
我觉得他是一位严师,对大家要求没有丝毫马虎,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有时不免分辩几句,惹得先生颇不愉快。今天回想起来,才理解到这是爱护我们的表现,只有严格要求才能鞭策自己前进,改正错误,把标校工作搞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对《明史》上一些细小的事情也毫不放过,我觉得这是先生不讲情面督促我们的结果。这里可举一例:1965年秋,全室大部分同志都参加四清,仅留我和郑克晟二人。当时我们主要在搞《明史》校记。1966年3月,他来信谈到这一工作,要求非常具体。信中说:“校记的分量、条数,要看实际情况。如经过细心校勘,并无几条,自不能加。怕的是一时大意,我们没看出来,而让旁人指出来,这是对人民不负责,切须注意。志表校勘,《明史》本书的歧义可能多一些,要注意整个记载的同异,不要只看名词数字。参校书籍不要求多,而要求一本书校到底。《食货志》可参校日本人和田清的《译注》及《图书集成·食货典》的《明史·食货志》稿。《译注》科学院有,找不到就算了。《艺文志》可参校《千顷堂书目》及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千顷堂书目》为主,焦书不校亦可。《刑法志》参校《明律》或《唐明律合编》,以一种为限。表参校《二十五史补编》里面的两三种。这样已很够了。切忌有几条参校很多书,而重要的反漏了。从来“博”与“渊”是连着的,抽几条不是关键问题,繁琐征引以炫博,在明眼人看来正是陋,而且是不负责。郑老不但对大家要求严,对他本人则要求更严,举个例子说罢。1974年左右,《明史》校记的初稿,在交到中华书局的时候,还有最后一小部分没有做完,郑老、汤纲同志和我3个人一起搞这项未完的工作,我们工作的地点在主楼北面,时当严寒的数九天气,滴水成冰,暖气等于没有供应,我们每天上下午8小时坐班,下班时觉得肚子里满是凉气,郑老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坚持工作,有时还安详地替我们解答问题,我们年纪较轻,都觉得有点受不了,而郑老处之泰然,此情此景,迄今思之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其次,郑老对我们的进步,更是非常关心。经常告诫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郑老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这点也有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印边界问题发生后,在郑老的指导下,我们查阅了各图书馆里的地图,终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查到一本珍贵的地图,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此外,在当时,系里有少数同志对标校工作有些片面的看法,我们听了以后,感到有些委屈,郑老发现以后,就经常说服和鼓励我们,使我们不但把工作做得好些,而且思想上也有所提高。后来《明史》出版,大家一无名、二无利,我们都觉得心安理得,这和当年郑老以身作则和耐心教导是分不开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的嘉言懿行,正指引着我们扎扎实实地前进!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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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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