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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名楠同志批评:未翻译外交文件

【摘要】:一、丁同志批评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翻译当时各侵略国的外交文件,我们承认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

《新建设》杂志社寄来“评翦编义和团”一稿,我们拜读之后,觉得丁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于《义和团》一书的改正,大有帮助,不过我们对于丁同志的批评,也有一点意见。

一、丁同志批评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翻译当时各侵略国的外交文件,我们承认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造成这种缺点的原因是受条件的限制。第一,为了要争取在1950年出版,以纪念义和团50周年,时间上太仓促,来不及翻译这些材料。第二,我们这里的人手很少,而且没有懂德、法、俄文的同志。英美的外交档案,我们都已看过,而且正在择要翻译,最近再版时,预备先加入重要的一小部分。将来我们预备全部译出,但这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二、关于东北方面的材料太少,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材料,大半保留在苏联政府所发表的红色档案中,这种档案,我们至今尚未找到,即使找到,也没有人能够翻译。另一方面,是限于篇幅,因为我们要留出篇幅来容纳全面性和集中性的材料。关于记述义和团在北京的活动的材料,搜得比较多,我们认为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农民轰击帝国主义的英勇之一幕。

三、关于材料方面的遗漏,谢谢丁同志给我们指出了《愚斋存稿》一书。现在我们已经把其中有关东南互保的材料辑出。再版时即可补入。我们自己觉得遗漏的书,绝不止这一部,希望丁同志和其他史学工作者在续有发现时能告诉我们,以帮助这本书的逐渐改善。

四、关于《庚子使馆被围记》的取舍,我们认为它还有著录的价值,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自白,它不仅使我们看出当时使馆中的防御实情,并且可以看出侵略者的野蛮劫掠行为,这些都不是躲在屋中的公使所能详细知道的。另外,这本书除译本中颇有错误之处,这次再版时,我们自己已按照原本校对改正了。

五、关于《瓦德西笔记》中的人名地名,王译本没有译出,我们这次再版时已大部分加上了译名,不过也有一些译不出的人名(不出名的),则只好暂付阙如了。

六、关于选稿的标准,我们在序言中已经声明,一定有不适当的地方,但也不是漫无原则,不过我们的原则不是常见不常见。我们以为在北京“常见”的书,到了外埠就会变成不常见的,专家学者常见的书,在非专家学者看来,就会变成不常见的书。我们编这部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住在图书丰富的北京的专家学者,而是为了一些连常见的书都不易看到的非专家学者,而且,我们以为一本书的重要与否,不在于常见与不常见,因此,我们这次选稿,即使是常见的书,如果重要,也把它著录;反之,即使不常见的书,如果不重要,也不因为它是钞本或孤本即著录。

此外,我们对于丁同志的这篇稿子,还有如下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义和团性质之叙述似乎也可以精简一些,因为范著《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有更详确的叙述了。

二、丁同志指出本书的一些缺点,帮助了我们再版时的改进,我们非常感谢。但见那种不能算作优点的优点,如丁同志所指出的一个“优点”——错字少。我们认为这是出版者至少应做到的,绝不能算做优点。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建议也可以把这四条“优点”精简了!

三、丁同志拿《义和团》与向、王两位先生之《太平天国史料》来比。我们以为这种比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学识绝没有向、王两位先生渊博,而且我们也没有条件去外国抄材料,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的编辑方向大不相同,一个是汇零为整的汇纂工作,一个是拾遗补缺的辑佚工作,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同时,也不敢想和向、王两位先生去比。

我们完全同意丁同志所说的,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缺点,是因对于史料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不够,因为我们这几个编者对于近代史多半是初学的,所以对于史料的认识和掌握非常不够。我们相信在读者与专家的批评与指导之下,这本书可能逐步改善,做到如丁同志所说的“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地步!

(与金家瑞合作)

(原载《新建设》195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