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天津进行的洋务运动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李鸿章就有在天津修建铁路的想法。这是李鸿章向奕譞献的策，而为他所采纳的。可见李鸿章修筑铁路是以天津为中心的，东北达山海关是为了沿海运兵的需要，而北到通州，则是为了维持津沽铁路，从经济上考虑的结果。天津机器局成立目的是为了练兵的需要。设立电报是天津洋务运动另一项重要项目，李鸿章首先是从军事上着眼的。刘并且因这一事件而得罪了李鸿章。

兴修铁路是洋务运动中一个重大项目。光绪五六年间，清廷即有议建铁路之举。李鸿章就有在天津修建铁路的想法。他认为“北洋形势，以大沽为京师外户，其北塘至山海关各处口岸，皆为大沽旁门，一处有惊，全局震动。设防患其难遍，征调患其不灵，非铁路不能收使臂使指之效”^[2]，中法战争后，清廷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为重要。光绪十三年（1887）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譞等奏，请将开平至阎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余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逐渐兴修，然后北向接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盛字军万人，往来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这是李鸿章向奕譞献的策，而为他所采纳的。光绪十四年（1888）路成，由奏留北洋差委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升任直隶臬司前津海关道周馥，现署津海关道刘含芳等向奕譞禀称：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东门外河岸起，经宁河县之塘沽、芦台以至阎庄止，计长175里。自阎庄起至滦州县唐山止，计长85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3]。这条铁路关系海岸运兵要务，李鸿章最初倡议的目的，全是为着畿辅的海防，因为铁路之妙用在调兵运饷。为了他在天津指挥军队的便利，他是坚持修筑这条铁路，但津沽铁路既然修成，就要设法保全，于是倡议修建津通铁路（由天津至通州），这原是为赡养天津到山海关间的铁路而起的。不如此则津沽铁路无法维持。可见李鸿章修筑铁路是以天津为中心的，东北达山海关是为了沿海运兵的需要，而北到通州，则是为了维持津沽铁路，从经济上考虑的结果。这样一来，天津就成了当时全国唯一的铁路中心，他在北洋的地位不就更加重要了吗？

后来津通铁路因遭廷臣反对，没有修筑，拟改筑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又从李鸿章的建议，挪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由山海关经沈阳至吉林，另由沈阳造支路至营口），这更证明早期铁路的修筑计划，都是李鸿章从他的北洋大臣的身份做计划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他在天津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

天津机器局成立目的是为了练兵的需要。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䜣奏称：“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仿外洋军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拟即在天津设立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4]随即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委托丹麦驻津领事密妥士代买机器，雇用工匠，1867年天津机器局在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又在天津南关外海光寺设一西局，从同治六年（1867）四月起到九年（1870）七月底止，天津机器局告成。但不到两三个月清廷即命李鸿章接管它，其结果是什么样子呢？第一，李鸿章接管后就任命大批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原来局里人每月工资5至8元，李接管后这批南方人，每人工资自60元至110元，把机器局进一步官僚化。第二，既然机器局由忠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清政府在军火和军器制造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

设立电报是天津洋务运动另一项重要项目，李鸿章首先是从军事上着眼的。光绪五年（1879）开始经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报线以达天津，建成以后，其结果是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得到了良好的成绩。于是在次年九月设立电报学堂，并设立电报总局于天津，并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各处各设分局。十年（1884），李鸿章又考虑到由北塘至山海关一带为北京的门户，又架设了这一段的电报线，又由山海关东抵营口，直达旅顺，皆系北洋沿海要区，更应迅速办成，实为海防经久的规划。光绪十一年（1885）底，李鸿章又因自己常驻天津，距省城保定较远，决定修建由天津到保定的电报线，这条线的建成，完全是从军事政治上着眼，不论他在保定或在天津，消息可以很快传送给他，便于他的指挥。而这条电报线要是从商业上、经济上着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津门杂记》卷中载：“招商津局在紫竹林南，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总局设于上海，仿西国之制，由众商集资汇辨，故名招商。”这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他先后委派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候选道唐廷枢、徐润，直隶候补道盛宣怀等人把持招商局的一切大权，该局开始经营时仅有轮船三艘，至1877年增至12艘，又以银220万两收买美商旗昌洋行，得大小轮船18艘，共有船30艘，李鸿章曾洋洋得意地给其友人复信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5]其实从招商局成立的初期，盛宣怀等人即营私舞弊，刘坤一曾奏请把盛宣怀革职，刘坤一说李鸿章竭力包庇盛宣怀，把案件含糊了结。刘并且因这一事件而得罪了李鸿章。光绪七年（1881）奕䜣曾上奏说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6]。可见李鸿章虽是直隶总督，但“遥控”了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不但干预轮船招商局，1865年他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初任两江总督就建立了这样规模大的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弹药供应南北洋军队的需要^[7]。可见他对创建这样的工业非常重视，并有在上海设局不便，稍缓即移至内地的想法。但应注意的是上海制造局本系李鸿章在两江署任内创办，其后调任直隶，即由南洋大臣管辖，而报销督察各事，仍会同北洋大臣办理，在南洋大臣管辖区内设立的企业，由于他调经北洋，但还要过问它的事，这岂不是“遥控”的举动吗？新任的两江总督对于这种办法能满意吗？明明是招商局、制造局都设在南洋大臣所在地的上海，偏偏北洋大臣要过问这些事，结果能不产生矛盾吗？我们想一想后来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军阀的横行霸道，不都是沿袭李鸿章的这一套“遥控”的办法，他不是安插私人营私舞弊培植个人势力，又是什么？

下面是“海军衙门大臣年表”^[8]从这张表里，可以看出从1885年到1894年间海军衙门大臣们的变更升迁情况：

从表里可以看出：醇亲王奕譞于海军衙门初设的时候即任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但在光绪十六年（1890）就因病死去。其次是奕劻，命他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曾纪泽虽在海军衙门初设时即被任命，但实际上是不管事的。善庆以御前侍卫，佐海军事务，于光绪十三年即出任福州将军。刘坤一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帮办海军事务。他因招商局案，上奏请将盛宣怀革职。李对刘很不满；恭亲王奕诉是在光绪二十年日本侵朝事急的时候起用的，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旋即战败。因此，他对于北洋海军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

根据上面简单的分析，清廷成立北洋海军设立海军衙门，名义上是奕譞、奕劻等人主持，只不过是个名义，李鸿章负实际责任，北洋海军的总指挥部应该说就设在他的官署里，还在光绪五年（1879），清廷海军的规划即专属于李鸿章，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其事。《津门杂记》卷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北洋水师营务处建于紫竹林法国公廨旁，于癸未（光绪九年1883）五月落成，衙署宏深，堂庑轩敞。又有洋房两所，楼阁峥嵘，美轮美奂，殊耀外观，名之曰迎宾馆，以备各西官过津憩息，为授餐适馆之区。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第十四所载，海军机构绝大部分设立在天津，其中如上面说的营务处，它的职责是“与提督各官随时商榷操防事宜，稽核功过，监视操练，并会同各局所筹商储备各事”^[9]。

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全军俸饷及各厂坞经费一切收支报销考核事件。

天津军械局为水陆各军军火收发总汇之区。

天津水师学堂专管驾驶、管轮学生功课及武职应行考校各事。

天津机器制造东南两局专造北洋水陆各营枪炮应用火药子弹及水雷、铜帽、门火等件。

大沽木船坞一所只能修理吃水稍浅之中等以下轮船，兼接济旅顺船坞购料雇工等事。

上列各机构俱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

从上面开列的北洋海军设立的机构，可以看出天津是它的“大本营”。李鸿章所培养起来的海军势力都集中在这里。他以旅顺、威海为左右两翼，从天津发号施令，指挥北洋海军。因此在光绪八年八月间，给事中邓承修奏请派遣知兵大臣驻扎烟台，清廷著李鸿章详议此事，李深恐怕他本人调离天津，就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坚持不去烟台。他的理由是：

臣积年措注，所有支应局、水师学堂及厂坞局所，淮军大队全在天津，若挈以俱行，则烦费既多，挪动不易。若独自前往，将何所凭藉以张声威？何从分拨以资调遣？^[10]

这几句话，确乎说出了李鸿章的心里话，清廷把成立北洋海军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经过了七八年的苦心经营，他已经把天津建成了他的势力范围，根深蒂固，使他舍不得离开天津，他深深知道一旦离开这个根据地到了一无炮台二无陆军的烟台，他就毫无凭藉而要彻底垮台了。

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初就上奏认为李鸿章“高坐津沽，遥制赢海”，北洋初练海军，即令李鸿章长司其事，很不妥当。因为他“封疆事繁，而习气又重，恐将来贻误，有不可胜言者”^[11]。果不出黄体芳之所料，李鸿章把持北洋海军以后，就拥兵自卫，不权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实际上是保全自己在北洋特别是在天津的实力。这样一来，他经营的北洋海军，“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也，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事务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12]，既然以北洋海军为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最后的结果，无疑的一定是“用以御侮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拒不前往烟台，而牢牢地驻扎在天津，正说明这个道理。

李鸿章在天津进行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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