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通商条约成立以前,外国的领事、副领事,中国官方并不承认,因此他们如需与“户部”联系必须通过行商,由通事送信。通事的责任还包括到商馆散布政府关于洋商的通告,或关于黄埔的船只,伶仃的趸船。这项工作,往往需要整夜劳动,但通事们并没有不耐烦或不注意的表示。每一货船进泊黄埔时,须纳通事费250元,每一西瓜船运货进港时交十五万二角二分。......
2023-08-17
从乾隆四十二年——乾隆五十四年这十多年时间里,阿桂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不多,他经常以朝廷重臣的身份,被高宗派往地方,处理紧急和棘手的事务。在这之中,首要一项是屡次奔赴各省办理河工及水利事项。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黄河在河南仪封、兰阳等地决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详细了解决口情况和决口原因,决定在郭家庄这个地方开挖引河,并修筑拦黄坝。然而,因黄河上流溃溢,下流淤淀,而且又逢时常刮风下雨,所以拦黄坝多次筑成,又多次被冲毁。阿桂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在黄河下游王家庄处修筑顺黄坝,“兜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63]。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年三月,所修堤坝均告完工,决口被堵住了。同年十二月,回京城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抵达浙江后,他“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64],全力修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这三项工程完成后,他又顺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和高堰石工。同年秋,黄河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风尘仆仆赶赴河南,会同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办堵塞决口事宜。十月,阿桂到青龙冈后,仍沿袭以往的办法,在决口处的两端筑坝塞口。十二月当大坝快要合龙时,副将李荣吉提议,水势很盛,应该等一段再让大坝合龙。阿桂不听,仍督促下属加快工程进度。不久,大坝合龙了,官员们都去向阿桂贺功,唯独李荣吉不去。阿桂派人叫他,他就对来人说:“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65]过了两天,大坝果然塌蛰,黄河再次决口。阿桂闻讯前往察看,只见李荣吉已坠落河水之中,他连忙叫人把李救起。对此阿桂感到非常惭愧,就上疏自劾,请求高宗另派熟悉河工的官员前来治理。高宗颁谕旨鼓励说:“近年诸臣中经理河务较有把握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另筹妥办。”[66]失败使阿桂认识到,要想获得成功,不能不顾具体情况,盲目沿袭老一套治河办法,要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办法。经过认真的研究,阿桂决定改变过去单纯堵截的做法,而采用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来堵塞决口。于是他先是“奏请将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杨家堂引河一律加宽,以期河流宣畅”[67];随后又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奏请“另于青龙冈迤上自兰阳至商丘添筑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筑坝基,逼溜南趋,以期截溜全归新河”[68]。事实证明,这种下游疏浚引河,上游修筑大堤的做法是成功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述工程完工后,决口被堵住了。这以后,黄河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在河南睢州处决口,阿桂奉命督率堵塞。高宗此时认为黄河在河南一段连年决口的原因是“豫省堤防而外无可分泄之路,堤下往往易致溃决”,因而颁旨令阿桂等治河大臣“于贾鲁河、濉河等处详细履勘,是否可以于倒句引河处所,酌建减水坝,以分水势”[69]。阿桂等人在实地考查和详细筹议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使黄河向北沿仪封、考城改道的办法,使河水畅通,减少水患的发生。他在奏文中这样说:“豫省堤工,荥泽、郑州土性高坚,距广武山近,毋庸设减坝。中牟以下,沙土夹杂,或系纯沙,建坝不能保固。至堤南泄水各河,惟贾鲁河系泄水要路,经郑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沟、西华至周家口入沙河。又惠济系贾鲁支河,二河窄狭淤垫,如需减黄,应大加挑浚,需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集事。惟兰、仪、高家寨河势坐湾,若挑浚取直,引溜北注,河道可以畅行。”[70]高宗认为阿桂之议符合河南的情况,下令予以实施。同年十一月,睢州决口被堵塞。
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阿桂奉命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并察看洪泽湖、清口形势。当时由于黄河屡屡决口,运河河道淤塞,漕运不能正常进行,这使清政府很焦急。阿桂认为补救之法,只有引黄济运,他说:“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工员弁,多主引黄灌湖(指洪泽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唯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借黄水浮运,方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71]高宗认为引黄济运虽属下策,“但该处既经淤沙梗塞,舍此别无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办理”[72]。引黄济运也就自此开始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已70的阿桂,仍然接二连三地承办河工。这一年四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又赴浙江督海塘石工。闰七月,勘江南桃源、安东黄河漫口情形及堵筑事宜。乾隆五十二年(1787),黄河于河南睢州十三堡处决口,阿桂在六月赶到那里,督办堵塞。十月,睢州拦黄坝合龙后,奉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始回京城。阿桂治水生涯的尾声,是承办长江水利工程。这一年,荆州万城堤溃决,江水从西、北两门涌入城内,大片土地顿成泽国。七月,阿桂奉命勘察荆州水涝情形,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他说:“此次被水较重,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州沙涨逼溜所致,恐开挖引河,江水平漾无势,仍至淤闭。请于对岸杨林洲靠堤先筑土坝,再接筑鸡嘴石坝,逐步前进,激流向南,俟洲坳刷成兜湾,再趁势酌挖引河,较为得力。”[73]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第二年四月,再次勘察荆州堤工。
阿桂在数十次治水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良策,更没有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但他从黄河、运河、淮河和长江的实际状况出发,较灵活地采用各种治水办法,尤其是建议改黄河兰阳、考城新道,以及引黄济运等,都对当时减少水患,保证漕运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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