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木氏土司向北拓展,一度控制了昌都以南的巴塘、理塘、稻城的藏区,“徙摩些戍焉”,通过“移民实边”政策,“麽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15]。[21]元明以来,木氏土司及后来的管理者采用的纳西族军政合一制度——“木瓜”“本孙”制度在康区推行,也是纳西文化对藏区影响的表现。清代木氏土司在康区衰败,“木瓜没有因为木氏土司的失败而从藏区消失”[22]。......
2023-09-18
甲 边兵设置沿革
明自太祖驱逐胡元,北定中原以后,即度天下要害之地,遍置卫所,分执防御之事,“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35]。而沿边亦设有卫所,分兵戍守沿边关塞,如洪武二年(1369)从华云龙之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于紫荆关及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36]。十五年(1382)“又于北平都司所辖关隘二百,以各卫卒守戍”[37]。太祖复从山西行都司之言,听边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所谓土著兵是也,由此观之,则明初边兵,系由谪发归附从征之卫所军士及土著兵相合而成者,此系就平时守御而言,若遇边方危急之时,则调他卫军往戍,谓谓客兵。至永乐时,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此种制度,颇有不便之处,如李侃奏言:塞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更补,人情交便,戎政得修。时不能用[38]。
即可代表此类弊端。而内地军番戍边镇,又往往如期不代,深为边军之苦,故“宁夏备边军半岁一更,后边事亟,三年乃更,军士日久疲罢”[39]。宁夏情形如此,则他边之情形又可知也,虽中经于谦等之陈请,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有久而后遣者,军土既劳苦不得更代,多相率逃亡,且因占役之数过多,故“有招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40]。此种演变情形,足以窥知边兵强弱盛衰之迹也。按《明史·兵志》云:
景泰初,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而紫荆倒马二关,亦用民兵防守,事平免归。成化二年以边警复二关民兵,敕御史往延安、庆阳选精壮编伍得五千余人,号曰土兵。[41]
此为用民兵及土兵之事实,而于谦亦在景泰中曾请招募民兵,备御北边,据《明会要》云:
(嘉靖)二十三年,诸镇苦虏患,乃建议各练本镇戍卒,省征发费十之六,从之。[42]
由此可知诸边亦自训练边兵,按边兵有因京师危急而入卫者,亦有京营而番戍者,如仇鸾请选边兵入卫,兵部不许,而世宗特许之,边兵因之日弱,足知其弊之大,而《明政统宗》云: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命选京营番戍。[43]
盖从兵部尚书杨博之请也。此种情形,颇有积弊,故戴冠上疏谏曰:
边军生长边上,习战阵,足以守御,今遇警辄发京军,而宣府入京操之军,屡经臣下论列,坚不遣还,不知陛下何乐于边军,而不为关塞虑也。[44]
言简意赅,极中当时之流弊。按当时亦有互相调拨者,如御撰《明臣奏议》韩邦奇之疏云:
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阳等卫所官军,拨去大同防御者七千余名,官军月粮,仍在山西支给,夫以山西官军戍守大同,山西粮储,供给大同,正以其屏蔽山西也。[45]
此类调拨,即所谓“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是也。北边边兵除以上所述者外,尚有所谓乡兵者,亦担任防御边隘之责。如戚继光守蓟门,即用浙兵,军律严明,边兵大骇,始知军令之严,而蓟门之边兵,因之一振。盖明初边备修饬,边兵纪律严明,其后侵占逃亡之数过多,且因军屯,盐法破坏,边兵粮饷不继,生活不易,遑论御寇,故虽有招募改拨民兵土兵,而边兵始终不振,日益衰弱也。
乙 九边军马额数
明代备敌北边,先后设九边重镇,前章业已将其形势略加论述,夫守边御寇者,乃边兵之职责也,其设置沿革既需详细叙述,而其额数尤不可不加以考查,按历代史书对军马额数,多无正确详细之记载,盖因军机不能泄露于外,且兵士常有逃亡之事,是以不能知其确数也,明代九边军马缺额尤甚,盖逃亡占役虚报额数,皆足使边兵数目缺少也。故《明史·兵志》云:
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招募与土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46]
而《明通鉴》云:
(嘉靖三十七年)郎中唐顺之阅视蓟州还言蓟镇两关额九万有奇,见卒仅五万七千,又皆羸老。[47]
由此观之。可知九边军逃亡数目之大,其影响备御者亦必至深且巨也,而占役之害,亦足使能用于作战者少,反虚耗饷粮,故《明史·翟鹏传》云:
嘉靖七年巡抚宁夏,时边政久弛,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边者并羸老不任……鹏至尽清占役,使得迭更。[48]
此种事实,不胜枚举,略举数事,亦足知边兵额数缺少甚多,然略据数书关于各边军马数目之记载,加以论述,则虽不能知其确数,然亦足知大概也。今将九边军马数目分述于左(下):
按明代史书记九边军马数目者,有《皇明九边考》《大明会典》《皇明经济文辑》《三云筹俎考》及《四镇三关志》等,其余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载,则系转抄他书,兹不俱录。
按《皇明九边考》一书系“刊于嘉靖辛丑(二十年 1541)”,则其所载数目,当为二十年以前数额。《大明会典》未记年月,但据《三云筹俎考》所记大同自嘉靖十五年(1536)至四十五年(1566)之军马数目,与《大明会典》大同军马数目相同,则其余诸边之数目,当亦系该年内之数目。《四镇三关志》所记蓟辽两镇军额数甚详,而与《皇明经济文辑》所载者,有抵牾之处。《皇明世法录》《大明会典》则军马原额相同,而现额略异。此种不同之点,极难断孰为错误。今排录于后:
辽东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各城堡墩空常操马步并守墩冬操夏种实在官军人等共‘八七〇四二名……本镇原额马四六〇六八匹’。”[49]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九四六九三员名,原额马七七〇〇一匹,见额马驴四一八三〇匹头[50]。
《四镇三关志》:国初额定马军五八九七四名,其次定步军二四七七三名共八三七四七名。……正德初……共兵一九〇二〇五名,自嘉靖三十七年起至隆庆三年逃亡过半,隆庆四年惟存主客兵八五四二七名……万历元年侍郎汪道昆经略定为额数“额九四〇四五名”[51]。
《皇明经济文辑》:该镇总计马步官军九九八七五员名,马九〇九匹[52]。
蓟州镇
《皇明九边考》:蓟州、永平、山海、密云等处沿边关营操守官军舍余民人五〇三七一员名……实有马步官军四五二二六员名,事故官军五一四五名[53]。
《大明会典》所载原额官军共计71251名,见额共105167名;原额马共18815匹,见额共34599匹。(注:系将蓟州、密云、永平军马数目相加而得)
《四镇三关志》:国初……额设四四五〇〇名,至嘉靖二十九年止存三九〇〇〇名……三十年始增至五六九〇〇名,三十一年增至七〇六〇〇名,三十七年止存四六〇三〇名,四十二年后,广招募增至六七一〇〇名……万历元年侍郎汪道昆经略定为额数主兵七三五六二名[54]。
《皇明经济文辑》:嘉靖二十九年复道虏入,直通京师,始议添设总督军门驻扎蓟州,总计马步官军七八六二一员名[55]。
按:《皇明经济文辑》周弘祖《蓟州论》所载与《四镇三关志》所载者不同,不知孰误,或刘效祖所述者可靠也。
宣府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并各路城堡原有操备马步及新增招募官军舍余土兵北勇兵五八〇六二员名……实在官军人等五四九〇九员名,事故官军人等三一五三员名……原额马四五五四三匹[56]。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一五一四五二员名,见额七九二五八员名;原额马五五二七四匹,见额马驼羸驴三一四七匹头[57]。
《皇明世法录》:官军一五一四五二员名,今实在八一三八三员名。马骡五五二七四匹头,今实在三三〇二五匹头[58]。
按《大明会典》与《皇明世法录》关于宣府军马额数记载,原额相同,而见额则异,未知孰是。
《皇明经济文辑》:总计本镇马步官军一二六三九五员名,马六六九八〇匹[59]。
大同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并各路城原操及新添设弘赐等五堡,马步官军舍土兵壮勇五九九〇九(按末一九字应作六字)员名……实有马步官军人等五一六〇九员名……事故官军人等八二九七员名……原额马四六九四四匹[60]。
《大明会典》:原额马步官军一三五七七八员名,见额八五三一一员名,原额马羸驴五一六五四匹头,见额三五八七〇匹头[61]。
《三云筹俎考》:“原额官军九〇九六六员名,马三一七八五匹……自嘉靖十五年以至四十五年……由是旧额新增共该一三五七七八员名,马五一六五四匹。”又万历十九年定议以八万三千为额,马以三万为额,(按系官军83144)员名,马骡驼三六八八八匹头只[62]。
《皇明经济文辑》:总计该镇马步官军舍余土兵共五四一五四员名……马四六九四四匹[63]。
《皇明世法录》:官军一三五七七八员名,今实在八五七八〇员名;马骡五一六五四匹头,今实在三七四七一匹头[64]。
山西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马步官军舍余共二七五四七员名。实有官军舍余二二〇九三员名……事故等项官军舍余五四五四员名。……原额马九六六五匹[65]。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二五二八七员名,见额五五二九五员名,原额马驴六五五一匹头,见额二四七六四匹头[66]。
《皇明世法录》:官军七九〇七七员名,今实在五八〇三七员名;马骡三五五三九匹头,今实在二五八九四匹头[67]。
延绥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原额马步骑操官军共五八〇六七员名……原额马二二二一九匹[68]。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八〇一九六员名,见额五三二五四员名;原额马四五九四〇匹,见额马赢三二一三三匹[69]。
《皇明经济文辑》:该镇官军四九二五〇员名,马二四四四六匹[70]。
宁夏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官军共七〇二六三员名……实在官军三五一四四员名,事故等项官军三五一九员名。原额马一九五九五匹[71]。
《大明会典》:原额马步官军七一六九三员名,见额二七九三四员名;原额马二二一八二匹,见额一四六五七匹[72]。
《皇明经济文辑》:本镇马步官军三〇七八七员名,马四一八〇匹[73]。
甘肃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官军舍余七九九四五员名,实有官军舍余三六一六四员名,事故逃亡等项官军四三七八一员名。原额马六五六〇匹[74]。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九一五七一员名,见额四六九〇一员名……原额马二九三一八匹,见额马赢二一六六〇匹头[75]。
固原镇
《皇明九边考》:本镇……共六七二九四员名,实有马步二三七四九员名,事故在逃等项一九四五〇员名,公差巡哨并各边备御等项二四〇九五员名[76]。
《大明会典》:原额官军一二六九一九员名,见额九〇四一二员名,原额马羸牛三二二五四匹头只,见额三三八四二匹头只[77]。
丙 粮饷
明初全盛之时边储充足,各镇行屯田制度,其所生产者足以供全军之所需,其后因屯粮不足,于是有民运,有开中纳粟制度,其后各种制度多相继废除,军饷缺乏,且因边事日急,军制破坏,而需兵甚多,故有主兵客兵之分,盖因兵不足,遂由他镇调援,复因兵不足守,募兵充任,致兵日多而粮饷愈不继,遂使边兵日困,而边事不可收拾矣,虽有京运维持,然亦不足救其弊也。关于明代兵饷之制度,据《明史》云:
凡各镇兵饷,有屯粮,有民运,有盐引,有京运,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初各镇主兵足守其地,后渐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云。[78]
按明初武功甚盛,盖因不仅其军纪严明,而其粮饷充足,亦为至胜之主因,其后兵饷缺乏,则求生尚且不易,又安能望其效命战场,故夏言《请实边储以固人心疏》云:
今宣大二镇凋敝极矣……又闻大同饥民,争啖人肉,宣府饿卒,抢夺市米,教场操枵腹之军,至不肯举旗以应号令,营门卧饥羸之卒,致不能跨马以执器械,兵势委靡,人心涣散。[79]
由此可见粮饷对边军之重要也。明初边方费用,足以相抵,而其后则因边陲多事,用费不足,据《明通鉴》载马森奏言:
明初旧制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其后因边陲多事,支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之年例,再变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万耳,后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80]
而所谓屯田盐法,民运诸制度,皆积久生弊,其所缺少者悉以年例补偿之,如此情况,国家财政安得不困。而边兵又安能维持如故也?明代边饷缺乏,其起始甚久,故正德时韩文曾上疏请裁冗食节冗费,盖因岁入既亏于原额,而岁用乃过于常数,年例之外,复有额外运送,京库又何能维持以往之情况也?[81]明代粮饷困乏,除屯田,民运、监法等制度废敝,足以使供用不足,复因边事不振,寇患日急,明初只设四镇,戍兵较少,后九边成立,边兵所费日多,故粮饷愈不继也,《明史·刘体乾传》云:
体乾奏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又继以固原、山西,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镇防守,有主兵,其后增招募增客兵,而坐食愈众……[82]
由此可知明代边镇粮饷困乏之原因,其大者有一,一因维持粮饷充足之制度,如屯田法,民运等制度,逐渐不行;一因边方军事危急,边镇增至九处,边防东起鸭绿,西折嘉峪,绵互万里,防线既长,则守兵不得不增多,国家岁入不增,而岁出则日加增多,如此情况,则边镇粮饷不继,本为自然而生之结果,固无足怪也。故其后累增边饷,而始终未有充足,卒使天下人民困苦,流贼蜂起,而明室遂亡,其关系固不重哉!今依《大明会典》[83]将九边粮饷额数,录之于下,亦可知其大概也。
续表
续表
续表
以上所列之表,其粮饷之数目,系万历初年九边所费之数目,观本表可知明代九边用费之大,而每况愈下,军饷屡缺,故虽屡增饷额,而边事始终未振,盖积弊难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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