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在经济动员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写下本章内容之际，美国正卷入全球范围的观念冲击之中。我们应该让美国的观念在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包括我们的朋友、中立的观望者和被囚禁在铁幕之后的人们）心中更加突显和充满荣光。心理战中使用的战略、主题和策略对我们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对国民士气和心理战问题感兴趣，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写作和演说。如前几章提到的，早在1928年，我就在拙著《宣传》里呼吁美国政府在总统内阁中设立一个公共关系秘书岗位。我曾言这名官员的职责应该是“正确地向全世界阐释美国的目标和理想，让本国公民了解政府行动及其背后的动因”。简而言之，他需要向政府解释人民并向人民解释政府。这样的一个官员既非宣传家亦非通常理解的新闻代理人之类的角色。他应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协助分析公众思想和公众行为趋势，以确保政府知晓公众和公众知晓政府。

在1935年11月的《时下争议》（Current Controversy）杂志上，我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为了捍卫当前和未来的美国民主，美国内阁要有一名公共关系秘书，其职责是作为时下美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络官来服务美国人民。美国总统需要一个可以了解人民持续变化的愿望和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的公正渠道，来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样在内阁中就应该有一个服务公共利益、负责任的行政官员向政府解释人民，并向人民解释政府。”

随后，我在1940年1至10月的《步兵期刊》（Infantry Journal）中讨论了现代宣传技巧对当前心理战的重要性，并在1941年5月那期强调了心理防御与物理防御在现代战争中一样重要。我指出，士气是我们真正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团结和民众士气的提振应多管齐下，而非任何中央权威的控制或强加。军队可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士气，使民主机制更好地运转。譬如：（1）提升自身运用和处理与平民关系的民主水准；（2）军队领导者可以公开支持那些让民主更强大的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后，1948年6月14日，我在军事工业学院（the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做了一次演讲，介绍了舆论动员、媒体调查和在一场全国性危机中发动舆论的技巧。我提出了如下行动计划：

1.建立一个专司舆论动员之职的中央机构。它由熟悉大众传播技巧的人士组成，负责统筹工作的主管由总统任命。这位主管应是传播领域的专家，并与内阁官员委员会合作。

2.应赋予这位主管充分的权威，使他能避免多部门在政策、战略和策略方面的重叠乃至竞争。

3.自然，这位主管应与武装力量以及所有平民政府部门就公共关系战略和方法进行协调。

我所倡议的组织的总体架构，应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信息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但有一点不同——该组织不应被政府领导人当作一个麻烦，而应视之为国防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应得到必要的支持和专业指导。

1948年11月19日，我再次在军事工业学院演讲，这次是关于信息公开和政府管理。我试图在这次演讲中勾勒“公共关系或信息和士气计划……作为一种手段来确保当美国进入战争紧急状态时，人民能做好士气上的准备，就像军方在人力和基础物资上做好准备一样”。

1949年10月11日，我第三次在该学院演讲时，美国已经踏上了经济和军事动员之路。

当朝鲜爆发了事实上的军事冲突，而国内也正在就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必要时打一场大战）的方式方法进行激辩时，心理战就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

这就是本章的阅读背景。

面对世界性危机，美国又一次投入军备重整和经济动员之中。人们再度被征召入伍，而联邦政府又开始储备战略物资和其他关键物资。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大势下，当前公众对军队的好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何一个时刻都要强。

尽管公众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还有很多人仍不明白舆论在军备重整、经济动员和国家防御中的重要作用。低估舆论重要性的并非只有平民，他们只是对这一风险负责的一方。很多军队官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也许这很自然，行伍出身者天然依赖并尊重权威，而这也是对的。没有权威就没有高效的军事组织。但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舆论又是另外一回事，权威在这里不能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舆论是由个体意见组成的，它自由而多变。美国盛行自由和平等的传统，我们不能用动员人、财、物的方法来动员舆论。当国家面临危机时，我们的政府不能像极权政府那样掌控舆论。为了高效地动员美国的军事和产业，政府必须得到舆论的自发支持。胁迫舆论乃是对我们国民生活之民主基础的严重背离，它会毁灭我们全力维护的生活方式，消解我们的民主目标并导致国家走向极权主义。

我们的舆论是自由的，这一事实本身让舆论更强大。自己决定自己想法的人，比那些被强加意见的人更强大也更自主。

舆论乃美国最强大的潜能，没有什么比认为美国在此方面最为薄弱更加荒谬的看法了。温斯特·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铰链》（The Hinge of Fate）中认为，“激怒美国人比恐吓他们要容易”。事实上，民意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它不应被任何经济和军事资源动员计划所忽视。

我们需要正视20世纪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学的发展。当然独裁者已经正视并利用了它，他们已经根据这些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新知识，研究出了心理战和恐惧诉求战略的相关技巧。他们已经运用现代方法贯彻落实了罗马的口号：“分化和征服！”并依此在许多国家应对舆论，以至能够兵不血刃实现他们的邪恶目标。

现在是民主政权为了正当、建设性、民主的目标学习利用这种新知识的时候了。因为民主社会的国家行动依赖舆论，我们务必研究一种新的经济、军事动员方式和战争方式。这要求政府掌握有关社会和个人行为的专业知识，并传播这些专业知识，从而向公众传递意义。

联邦政府和军队目前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重要问题，他们不再相信物资是全部问题所在，也不再相信通过发出传单或头条新闻——宣扬这位或那位将军、这种或那种政策，便可占据公众的头脑或轻易地打发舆论。

怎样才能把这些新想法运用到经济动员之中呢？字典里对动员的定义是“移动或使事物可以被移动的行为；为应对激越的敌对意见而集合、装备和筹划陆海军力量的行为；因而可以被形象地用来描述集合和为不同事务做好准备以供使用”。这条定义还算贴切，但是它过时了。它只谈到了物资，而忽视了人类的思想资源、舆论资源。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我们明白20世纪的战争不完全是物理上的，或许它从来就不是。为了进行战争，我们需要人、财、物，但我们也需要另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人民统一的意志，全心全意的舆论支持。这种人性力量跟我们的技术资源是同样重要的。

动员有必要划分为两个重要的行动领域。一种是动员人、财、物，为战争创造物质意义上的军队和资源。当前，以此为目的的计划已然存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将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以备不时之需。以此为蓝图，我们为军事目的划拨人、财、物资源，并筹办弹药、建设仓库和训练营。

第二种动员形式是意识形态上的。我们当下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舆论——缺了它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完全成功——要与经济动员相配合吗？筹措舆论也是可能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当如何筹措？

我认为如果方法得当且计划充分，我们可以像筹办物资那样筹措舆论。对舆论的筹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要由政府内外所有正义的美国人付诸实践。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明白，正如我在本书中始终强调的，对舆论的塑造不能仅仅依靠言说，它也取决于行动。若为经济动员而塑造舆论，我们就必须基于事实、真相、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人民对国家所面临危险的理解，以及人们对彼此的信任而采取行动。它还必须得到美国国内的美好生活现实的支撑。

跟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美国人民也期冀心理和经济上的安全。若可成功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我们将会创造极其有利的舆论储备。通过在现实中合法化所有人对自身及其所处社会体系的信心，我们便可以筹措舆论，以备不时之需。对当下和未来的信心是美国人民能够拥有的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在危机中，人民在态度和行动上的团结与力量皆有赖于此。一个充满安全忧患、身份焦虑的民族，在危机中是靠不住的。

一项以打造举国一心和为国奉献精神为目标的长期活动，是形塑如是强力舆论的基础。此外，它还能确保在战时以及和平时期皆可维持士气，以抵御敌人在国内外开展的宣传。为民主的运转而奉献自己的心志和行动，既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亦是匹夫之责。

政府和商业的很多行动已经考虑到了人们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意愿和期待。打造举国士气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一计划。

我们可以把经济安全拓展为对伤痛、疾患、衰老、死亡、抑郁、失业和丧失谋生能力等造成的损害的弥补。我们应制定有关稳定就业、养老金、健康与安全计划、住院、意外保险、孕产保健和带薪假期等方面的计划。此外，还应制定储蓄计划和退休计划，它们要具备应对物价水平不断变化的必要灵活性。

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员工与管理层的统一待遇计划，以及避免因种族、信仰或肤色而造成的歧视来提高心理安全感。良好的工作环境、集体协商与工作培训、教育与晋升的机会则可让人们感受到自尊感和身份感。

这种长效策略可以提升美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经济安全和民众教育，消弭各种社会缺陷，极大提升国民士气。践行民主，把原理转化为行动，是打造舆论支持经济动员的最有效的途径。我想不出比这更强大的方案了。

而在眼下，第二种策略——意识形态动员，只有当一场战争打响时才会启动。

进入战时，我们要借由一个政府控制的中央部门向民众展示重要的话语和图像符号，并利用曾在两次大战中成功实践的那些方法动员舆论。这个部门肩负着由内而外、多头统筹的艰巨任务，要对抗敌人的心理战，并负责在自己人中间激发昂扬士气。同时，它还必须在信息传播和说服中坚持符合民主要求的真相准则。

当然，在和平时期不能建立或维持这样一个政府部门。美国民主的本质是要求在观点的市场中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换和竞争。正是这种自由创造了我们国家的每一分子——个体和社会的活力。就本质而论，由政府主导的中央部门来掌控信息与教育背离了民主思想和行动，因为它与思想自由的基本信条相冲突，与拥有、运行伟大传播媒介的思想相抵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这一政府部门在战时的好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经验显示，这种机构能够被民主地运用于民主目标，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白，不能把它的活动委托给业余、浅薄之人任意发挥。该领域需要专业的技巧和经验。

这一部门不能单靠话语和图像培育舆论、鼓舞国民士气。今日的公众希望看到充分的证据和公开的行动，从而在现实中印证那些告知和说服他们的话语。军事胜利的新闻自然总能激励战士和平民，但这样的新闻并非天天都有，其效果也是暂时的。为了维持对公众持续的说服效果，必须采纳另外的行动和符号作为补充。

为了在战时打造强大舆论以推进经济动员，一个基本策略是设定战事目标并告诉人们这些目标是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纲领》（Fourteen Points）就有效地说明了战争目标。四大自由主张（the Four Freedoms）^[1]同样也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扬了自己的目标和理念。

就战争目标而言，塑造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确保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能在战后得以延续，并在和平时期带给人们永久的福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渴望更多的自由，以实现经济、教育、社会机会和充分民权的自由拓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都曾在这一大方向上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的目标必须比他们的努力还要更加切合实际。

从组织的角度看，任何舆论塑造领域行之有效的尝试，都要基于对事实通透而客观的分析。这需要预先调查。正如我在其他章节里指出的，在行动前，我们必须知晓一些基本问题的准确答案。我们所开展的活动的目标公众是谁？何种媒体能最有效地传递我们的理念？哪些理念对公众最有影响力？谁是必须接触的最重要的群体？他们的领袖是谁？如何通过行动、话语和图像影响这些群体和领袖？何种组织最适合执行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

要想在国家面临非常时刻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行动，我们必须在和平时期进行必要的调查。要了解如何应对民众心中的纠结、冷漠、无知和偏见，这对动员舆论极其重要，正如充分了解工业能力对经济动员的重要性一样。我们的舆论动员蓝图务必同样基于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解释，并由此演绎出工作方法和策略。

美国是由多元复杂的个体、群体和族群构成的，多方皆有其利益主张。比如1940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或由外国和混血家庭生育的美国本土人口占据全美人口的29%。真正本土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1%，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有在外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在战争危机中，有一个问题增加了进行舆论动员和争取深度认同的复杂性，那就是族群歧视。美国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和有拉美背景的人群，还有某些地方的天主教徒以及大部分犹太人都承受着各种歧视。在这种日常的经济和社会歧视面前，很难让所有美国人都接受“人生而平等”的信条。

调查也揭示了我国在教育程度上的多元分化。比如在1940年，超过21岁的成年人平均受过学校教育的时间少于9年。我们有接近300万的14岁或14岁以上的公民完全是文盲。我们只有14%的成年人是高中毕业，公众的心智成熟度也不是很高。大约有58%的人口智商在95—105之间，只有21%的人超过这个水平，而有21%的人低于该水平。

然而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借助庞大的传播网络来接触这些公众。如果我们知晓如何沟通，传播网络将把多元化的美国凝结一体。我们用来向公众宣讲的主题必须采纳上述的全面调查。美国人民高度忠诚于某些基本的信条，譬如解放、自由、公正、平等和我们的经济体系。这些必须纳入我们面向舆论的诉求活动之中，以提供凝聚力量的基点。

语义学在这个领域亦有非凡之用。在得到有效利用以传播影响力的情况下，话语是人类相互理解的捷径。言说只有在行动的支撑下才会尽显其能，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有必要重申前述警告。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里，我们必须面对中央政府信息部门在战时限制我们自由的危险。集中化的公共审查权总会以保护军事机密的名义掩盖错误，这种危险时刻存在。这将导致种种反民主行为，我们必须积极行动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舆论场中，未经协调、去中心化的行动比集权审查更加危险。它会带来决策干扰、国家分裂，造成民众士气的瓦解。

这是业余者无法胜任舆论动员工作的又一个原因，不管他们的本意有多好。只有专长于我们深厚的民主传统且堪为公共关系和舆论领域专家的人士，才能在组织和技术上维护民主模式的同时，又于国家兴亡之际教育和动员公众。

[1] “四大自由”指言论与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的国会演讲中宣布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