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1900年：公众该死,制造认同

1865—1900年是一个产业迅猛扩张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是个人主义和强盗资本家的竞争精神横行的时代。农民、改革家和工人们联合起来抨击现状，他们对权力滥用和财富垄断（abuses and excesses）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作为残酷竞争的产物，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变革以一种社会无法消化的速度发展着。这些因素促发了一种意见和行动氛围，最终在二十世纪来临后，促成了公众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公平交易法案（the Square Deal）、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新自由主义（the New Freedom）、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the New Deal）和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的良政（the Fair Deal）的接纳，也为“扒粪记者”（muckrakers）争取和引发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

在1865—1900年间，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的现代化运行，为1920年代的公共关系事业奠定了基础。石油、钢铁、铁路、电力和内燃机让这一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边疆开发完毕，移民定居新大陆。从大规模内战中走出的国家加速奔向产业和商业扩张。科学、发明和技术彻底变革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和所有的群体关系，甚至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政治面貌。

一些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发展或为大型公司。这些公司需要数量惊人的风险投资为其提供资金。在这一时期，企业主的良心和社会责任的理念，远配不上他们对资本、特许经营权（franchise）及其他一些立法许可的野心。资本主义极具侵略性，远甚于个人主义的权力主张。劳资纷争经常演化为暴力冲突。对人和物的掠夺乃是这个时代的脚本。

美国确实产生了一种极度自满的情绪，这可从当时垄断巨鳄们的态度中看出来。“今天六千五百万美国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吹嘘道，“能买下一亿四千万俄国人、奥地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财产；或在买下富饶的法国之后，还有闲钱去买丹麦、挪威、瑞士和希腊。”

盛行于此间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一直持续到世纪末。强盗资本家权势熏天，对舆论毫无顾忌，因为那时少有针对私人企业伦理的舆论。大公司的掌舵者们在建设美国，他们成为美国发展的象征。他们虽然是强盗资本家，但在被舆论逮住之前，他们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没有什么比政府和警察的保护更让商人们孜孜以求的了。他们想靠自己拓展市场，希望不受打扰地赚钱。这都是时代的潮流，大亨们操纵着企业、金融和股票，企业在秘密的黑箱中运行。

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结构需要群体间相互协调。加速的交通和通讯使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让舆论和公共关系成为所有群体越来越关心的事情。这一时期的尾声将迎来第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扒粪运动的影响下，“公众该死”的时代让位于“公众被告知”的时代和漂白时代。

“公众该死”这个词可以把这一时期形象地标签化。当美国中央铁路公司的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1]在1879年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他没预见到公众会怎样理解它，又或者会引发怎样的愤怒。它是在寻常情境下被随口说出的，但时间模糊了这些情境。这个故事现在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一个场景是，一名记者采访范德比尔特，问他为什么取消了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快速付费邮车。这位富豪回答说这条线路不赚钱。记者说，但公众觉得它很有用很方便，难道范德比尔特先生不应该服务公众吗？“公众该死！”范德比尔特直呼而出，“我为我的股东工作；如果公众想要这条线路，为什么不付钱呢？”罗杰·巴特菲尔德（Roger Butterfield）在其著作《美国往事》（American Past）中写过另一版本，两位记者问范德比尔特，刚刚运行的快速列车缩短了从纽约到芝加哥的时间，它是否实现了预期收益？“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位铁路大王生气地说，“因为宾州铁路公司的糟糕举措，我们只能被迫运行限速火车。”“但你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运行它的吗？”一个记者坚持问道。“公众该死！”范德比尔特怒道。

范德比尔特的话像枚炸弹一样投向了一场经济社会的争端之中。在这场争端中，公众认为铁路大亨独裁专制，对此早已心怀不满。比如，1879年纽约立法机构赫本委员会（Hepburn Committee of the New York Legislature）发起的立法调查，曝光了铁路和炼油业之间的秘密协议。公众抱怨纽约的牛奶价格过高，据说范德比尔特在囤积牛奶存货。所有铁路公司都受到了抨击，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尤甚，且多数火力是朝向范德比尔特的，因为他拥有这家铁路公司87%的股票。

范德比尔特在被公众的批评和敌对铁路大亨的诡计激怒的情况下喊出了“公众该死”。他似乎亲证了铁路拥有者在公众心目中专制独裁的印象。这个词激起了普遍的愤慨，媒体和纽约立法机构对他的抨击更加猛烈了。

范德比尔特听从了律师昌西·迪普（Chauncey Depew）的意见，决定采取措施平息公众的怒火。他的行动被律师解释为：“范德比尔特先生有感于立法机构和报纸对他的批评，认为个人不应拥有像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样大公司的主体利益，也不该把如此多的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他觉得所有权越分散越好，这对自己和公司都有利。”^[2]

范德比尔特卖掉了一部分股权并成功地平息了公众的怒火。但也许是因为公共关系行业当时尚未发育，他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恰当建议，也就一直未能成功扭转因一次致命采访而在公众心中留下的印象。而这个词成了一种不甘愿与自己所依存的公众相融合的象征——一种对公关的无知。

商人总是不厌扩张。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北美广阔的大陆，直到舆论感受到了垄断集权的威胁，并组织起来应对这一局势。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通公众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关切私人企业的私有化事务——公司资本化、财务报告和连锁协议。

埃里克·古德曼在《双行道》中解释了这一境况：“一个产业的潜在利益越大，就越倾向于秘密运营。这一秘密在‘公众该死’方针下达到了顶峰。”而N.S.B.格拉斯（N.S.B.Gras）评论道：“在对待公众的态度上，19世纪美国产业已经倒退成中世纪的行会那般独裁专断。”

顽固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被发挥到了极致。1868年，由J.P.摩根（J.P.Morgan）和吉姆·菲什（Jim Fish）控制的两个敌对武装帮派为了争夺一条铁路的实际控制权，让纽约州大片地区陷入恐慌。而当企业的过分行径遭到批判或反对，企业就会贿赂法官，用侦探或军队武装来对付工人。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都在1870年代贿赂过法官。

最先通过公关活动进行反抗的是那些深受不法经济行为伤害的公众群体——工人、中西部农民和东部知识分子。1883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呼吁公众：“一切犯罪、欺瞒、花招、骗局和恶行皆因秘密而在。曝光它们，描述它们，攻击他们，在媒体上取笑它们，舆论迟早会将它们洗刷干净。”格兰杰党人运动（the Granger Movement）^[3]、改革者、绿背党人（the Greenbackers）^[4]、民粹主义者 （the Populists）、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和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都起而行动，批评企业的罪行。玛丽夫人（Mrs.Mary Lease）教育农民要“少种玉米多种仇恨”（raise less corn and more hell）。随着这些群体的发展，从政府调查到立法，旨在限制大企业扩张的社会行动勃然兴起。但大企业仍掌握主动权，而此时的高等法院依旧保守如初。

劳工大众在不断成长。186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工联合会（National Labor Union）成立了。它随后在1869年被第一个真正的全国劳工组织——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所取代。在劳工骑士会之后，全美劳工联盟又在1886年成立。1868年，国会通过了联邦第一个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学派的信徒支持劳工的要求，开始挑战强盗资本家。他们的挑战乃基于社会良知、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

政府也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继1869年黑色星期五之后，美国又爆发了1873年大恐慌^[5]，公众意识到金融操纵的可怕后果。1876年和1879年，国会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调查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切。1870年代，有人提出限制铁路和大企业游说（lobbying）的要求。1877年，佐治亚州法院判决游说违法。该时期的罢工以大规模集会的形式出现，劳工发言人在集会上抨击资本家，呼吁把美国改造成一个劳工共和国。全国范围的铁路罢工引发了暴力、失序和破坏，几乎所有城市都陷入了瘫痪。1877年，联邦部队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动，以平息劳资纠纷为名，杀害了一百多名参与者。

“在战争中，”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说，“公众被宣传淹没。每当一次冲突以流血告终时，媒体总会报道指控和反指控，这已经成了产业冲突史上的惯例。雇主认为罢工者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罢工者则认为罪责在武装民兵身上，后者的证据是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工人中间。饥饿的妇孺照片唤起了公众的同情。人们为受难者提出诉讼，在集会上为他们募捐；农民从地里给他们送去成车的食物。”

1870年代的小说引发了对当时各种腐败力量的大批判，积聚了反抗的舆论。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的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了单一税原则（single-tax doctrine）^[6]，并以此抨击企业扩张。

到了1870年代的尾声，绿背党人和民粹主义者都在强调类似的观点。然而，在躁动不安的1880年代，尽管改革大势日趋成熟并得以强化，企业却并未受到严格限制。这些运动见证了公共关系手段在压力团体、农民、劳工和许多杰出人士的影响下获得持续发展。比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首》（Looking Backward）出版后，有49部小说基于他的理念出版发行。

银行控制的抵押品被没收拍卖、低价农产品、高价工业品、托拉斯（trusts）、囤积居奇（corners）、兼并（combinations）、联营（pools）、股票投机和食物掺假等行为均遭到书面和口头上的猛烈批评。同时，联邦和州属军队的滥用、罢工中的法院禁令，以及企业对工会联盟的拒不承认也受到了抨击。政治腐败、企业对政府的操纵、移民和贫民引发的问题也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议。社会主义者团体认为问题出在劳资之间，而大多数作家和改革者认为问题出在美国人民和财富滥用之间。

1881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曝光了标准石油公司的罪行。1894年他把文章扩展为一本书：《财富伤害福祉》（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包括罗德·布莱斯（Lord Bryce）、E.L.戈德金（E.L.Godkin）和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在内的出版家们曝光了企业和政府的腐败，以此警醒世人。

在1880年代末，这些宣传和公关活动甚至还影响了政界。克利夫兰（Cleveland）总统在1885—1889年任期上，承认了劳工联合会的地位并呼吁在产业冲突中实行自主裁决（voluntary arbitration）。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暴动”^[7]引起了舆论对工会主义的反对，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劳工团体对现状的批评。

及至1888年，国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目的是在产业冲突中服务劳资双方，避免影响州际贸易。同一年，纽约立法机构和联邦国会对托拉斯启动了全面调查。这些立法调查并未对企业和金融的快速增长造成实际影响，却产生了公关效果，它们加深了公众对大企业扩张的了解，并为建设性变革营造了意见气候。

1887年，当杰伊·古尔德（Jay Gould）被问询对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操纵时，他告诉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说：“我觉得向舆论低头比较好，所以我找了个机会将股票分给了投资者们。于是，这个公司不再只有三四十个股东，而是出现了六七千个股东——那都是孤儿寡母们的积蓄。”

各产业推行了多种形式的于己有利的宣传和公关举措。比如大北方公司（the Great Northern）和联合铁路公司的杰姆斯·J.希尔（James J.Hill）为了建设西北，从东部招募了许多农民和商人。宣传工作者告诉东部州的农民，边疆的机遇虚位以待，一如当年殖民公司吸引欧洲移民前往美国。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写了一本《民主的胜利》（Triumphant Democracy），四年后又写了一本《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大抵算是对大企业所受批评的公关回应。他认为自然进化法则^[8]把财富带给了那些能力出众和精力旺盛的人，同时也指出美国的产业领袖有回馈社会的义务。

时间从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大企业与反对者之间的战火日益炽烈。双方都在使用公关技巧，但都对我们今天真正的公关概念一无所知。双方都在不择手段地拉拢公众——主要是通过媒体。

19世纪90年代，在萨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的推动下，劳工大众进一步完善了自我组织和斗争技巧。萨缪尔走上政治舞台，支持两党中倾向劳工的政策。1890年，矿工联盟（The United Mine Workers）成立。矿工联盟深感往昔自由主义美国的很多机会仿佛已经消失，因而想要发动一场针对企业和腐败政客的声讨。这是一段不景气的岁月。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了著名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演讲^[9]。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代表人民扮演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角色。比方说，在1890年，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要求政商游说登记的州。1892年，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霍姆斯特德（Homestead）铁矿的劳工状况和钢铁大罢工的起因，并谴责了钢铁公司。但罢工者还是失败了，工会也被赶出了矿区。尽管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受到了总统委员会的谴责，但罢工还是被一道禁令和联邦军队击溃。

在19世纪90年代末，德布斯（Debs）、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布莱恩（Bryan）和罗斯福（Roosevelt）等劳工领袖和政治领袖就社会正义问题展开论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s）和托斯丹·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也加入其中。很多群体都加紧了批评商业的宣传。银行家们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猛攻，于是决定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护防。但随着权力日益集中，人们有了更多发起批评的理由。“不是摩根、麦金利（McKinley）和托拉斯死，就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死！”成了反对派战斗的口号。麦金利领导了对反对派的反击，“布莱恩（Bryan）袒护家庭和家族（home and family）利益”。口号与口号间针锋相对。

在19世纪90年代，企业也有自己的保卫者。来自州和全国的许多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企业的代言人。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威廉·T.哈里斯（William T.Harris）向教育界领袖推销企业的观点。他为自由放任经济学^[10]辩护，理由是它代表了个体自我实现的最大可能性。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在他的《给加西亚的信》（Message to Garcia）中讴歌发财致富的行动派。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在《衣衫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运气和勇气》（Luck and Pluck）和《破烂的汤姆》（Tattered Tom）等故事生动却毫无文学价值的口水书中宣扬成功学。报童出身的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成功之路也振奋了美国人。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从车夫做起，安德鲁·卡内基曾是工厂学徒，约翰·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ohn）曾是一名记账员，而像亨廷顿（Huntington）、安穆尔（Armour）和克拉克（Clark）都是出身于农家的穷小子，他们都被视为靠自我奋斗、自由竞争而功成名就的典范。

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美国信条：社会顶层总是虚位以待，称职者总有机会。亚伯拉罕· 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皆属由清贫至显贵之流。林肯的一本传记印刷了36版。格兰特的回忆录也是一本畅销书。这是一个充满无穷无尽希望和机遇的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从小木屋到白宫”和“从布衣到富豪”。但代表着自由放任法则的最重要的人物，还是那些成功的商人。

在考量历史大势时，最有趣、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探究那些制造时势的技术和技巧。1865—1900年代为这样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富矿。这里我们主要来研究公共关系的一个方面——宣传技术和技巧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时期的媒体是有党派偏见的，是由政治或其他战线的组织把持的——如加里森的《解放者报》。广告尚未充分发展，鼓吹和广告相伴而行，新闻代理人在操纵媒体。

报纸宣传并不局限在财经新闻代理人中间。譬如在诗歌领域的C.H.戴（C.H.Day）在1868年专职为阿灵顿的一位吟游诗人做个人宣传；在1869—1870年，戴出任劳拉·基恩（Laura Keene）的宣传代理人，又在1881年受雇于亚当·佛庖（Adam Forepaugh），他构想了一个绝妙计划，在两个季度内为佛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和50万美元的意外之财，戴本人也因此声名远播。

美国的繁荣使大众娱乐也获得长足发展。内战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美国最优秀的马戏团老板菲尼亚斯·T.巴纳姆继续活跃在舞台上。1871年，他把自己马戏团的表演称为“全球超级秀”，这是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沿用至今的口号。巴纳姆自己就是一名杰出的新闻代理人，他还任用广告宣传员（advance man）或新闻代理人来宣传表演，其中一位就是利维·李曼（Levi Lyman）。从1877年起，托比·汉密尔顿（Toby Hamilton）担任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全球超级秀”的新闻代理人，他本人也享誉全国。

杰罗姆·艾迪（Jerome Eddy）是1880年代最著名的戏剧新闻代理人之一。我在1913年就职于克劳和厄兰格（Klaw and Erlanger）戏剧演出公司的宣传部时，他尚未完全隐退。那时，老人家坐在“公路倡导者组织”（road advance men）办公室高大的办公桌后面，已近退休之年。

铁路公司早在1870年就开始操弄宣传的把戏。那年太平洋铁路公司邀请了150名“淑女和绅士”乘坐新开通的纽约—旧金山线路。这列特别的火车设置了一个印刷室，由四名排版工人和一名报人运行。每当火车在一处停驻过夜时，电报就将本地、全国和世界新闻传送到此处。这些新闻被印刷并分发到铁路乘客手中。在下一站，报纸被邮寄给乘客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这一策略将太平洋铁路公司大大宣传了一把。

1892年Sapolio肥皂的制造商们将一艘十四英尺长的帆船送到西班牙，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四个世纪，这是一场极具戏剧化的促销宣传秀。

个体也越来越意识到免费报纸版面的价值。早在1873年，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哈佛大学前校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就把自己讲稿的校对版送给早报宣传。而187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当年的选举中设立媒体局来负责全国和地方的宣传运动。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宣传工作者是舆论塑造领域的先驱，但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雇主在报纸上留下于己有利的一笔。他们工作在一个付费报纸的广告完全不受限制的时期，当时广告和公关的界限非常模糊。早在1876年，旅美者贾可·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就发现，广告在美国“就像音乐家弹奏钢琴一样操弄着人们的头脑”。

在1870年代，报界开始广泛讨论广告管理日益提升的重要性。广告主此时已大量出现并购买了很多版面；而针对报纸因为某篇报道可能损害广告主利益便“改造新闻”的做法，公众的抱怨不绝于耳。报界也对愈加泛滥的吹捧手段怨声载道。确实，在新闻和评论专栏为广告主做免费宣传的行为是如此猖獗，以至1872年一家波士顿广告公司宣称，自己的工作职责为：“我们为波士顿的广告主提供的本地服务名录中包含22家郊区城镇报纸；我们价格低廉无与伦比；广告也会植入其他公司名录所列举的所有报纸；广告文案撰写；占据评论版的醒目位置；将印刷出来的第一份报纸提供给广告主。”

广告的发展毕竟尚处萌芽期，尚未经济理性地运营。广告费经常不经告知就改变，而与广告主达成的免费宣传约定不受任何道德考量的约束。在1880—1890年间，报纸广告总额从大约每年4 000万美元涨到每年9 600万美元。

杰姆斯·梅尔文·李（James Melvin Lee）在他的《美国新闻史》（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一书中指出，1880—1890年这十年见证了报纸上各类广告的显著增长——专利药、肥皂、早餐食品、石油公司、分类广告，等等。这反过来又招致大量让报纸把广告伪装成新闻的新闻代理操作。根据李的说法，广告主们可以进行如下操作，即“以较高的价格将任何做了一点新闻伪装的广告植入报纸。有时广告主的这些付费广告被以星号或十字号标注，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任何标志告诉读者这是篇付费报道，而非一条常规新闻。”

比如在1898年，俄亥俄州检察长F.S.莫内（F.S.Monnet）揭露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广告公司——詹宁斯广告公司（Jennings Advertising Agency）的做法：“将文章分发给报社并花钱使它们以新闻或评论的形式出现。”确实，詹宁斯广告公司跟报社的合同显示，“出版商同意在所商定报纸的新闻或评论版面上，发表设计成适合所商定报纸类型的内容，并且不带任何标识表明这是广告，由詹宁斯公司以每句__美元的价格随时提供”。这并非孤案。

萨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在他的《美国大骗局》（Great American Fraud）一书中证实，在大型专利药制造商的广告合同里，制造商挟同报纸以帮他们对抗医院立法。

新闻代理人跟广告主的关系成了《记者》（Journalist）杂志尖锐评论的话题。该杂志是《编辑和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的前身，是报业同仁的刊物。在1884年10月，《记者》杂志称：“新闻业已经发展到这般地步，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依赖公共媒体广告的组织机构，都必然为了‘操纵媒体’发表公告、免费广告而雇佣专人。”杂志进一步指出，马戏团行业有托比·汉密尔顿（Toby Hamilton），剧院行业有杰罗姆·艾迪斯（Jerome Eddys），铁路业和旅馆业有“专人负责让报纸恰当地关照交通线或旅馆”。这家杂志补充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喧嚷躁动的商业生活的必然结果，如果用人得当，它每年无疑会为雇主企业省下无数金钱。”《记者》进一步提到宾州铁路公司的区域新闻代理人山姆·卡朋特（Sam Carpenter）向报业提供素材，而P.L.塔克（P.L.Tucker）为伊利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 Company）做着类似的事。

在1888年年会上，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公开表达了对新闻代理人不良影响的忧虑。《费城纪事报》（Philadelphia Record）的J.E.麦克马纳斯（J.E.McManus）在年会上宣读了一篇《鼓吹、新闻与广告的界限》的文章，但是消除免费宣传的切实努力直到大约20年后才出现。

社会科学家早在1881年就注意到了广告商对新闻专栏的支配力量。当年，长期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nnecticut Courant）合作的记者兼作家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社会科学协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媒体发展的文章，他说：

“广告商在报纸上的权力并不比订阅者更大。他有权通过付费在报纸版面发表被编辑通过的素材，但报纸的其他部分与他无关，他对报纸评论专栏的任何内容都不比任何其他一位公众有更大的权力。给他这样的版面不是商业应有的做法，这也是一种对其他公众不公的偏向。没有什么比评论专栏沦为广告主一己之私更能快速地毁灭一份报刊的品格，公众对此早有质疑且有真凭实据，它所引发的不信任降低了报刊的价值。即使是一份宗教刊物也会在一段时间后为其所害。”

当然，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华纳补充说，报纸记者工作量过大且收入过低，因此“成功人士在经济上给予报人的关注和好处，让其日常工作变得更有光彩，减轻了其经济压力，让很多人对新闻代理人这一报酬丰厚的工作心生向往”。

尽管存在很多批评，但因为员工数量有限且平均水平较低，编辑们还是很愿意接受热情的新闻代理人提供的优质稿件，只要这些素材有点新闻价值。报纸的结构性改进和版面的快速扩张放大了报纸的体量，编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素材来充实他们的报纸，通讯和其他特稿素材提供机构已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事实：报纸本身也不过刚刚才走出被补贴的状态。

91岁的爱德华·伯内斯

图片来源：Sean Kardon/Associated Press

[1] 指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第二代传人，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1821年5月8日—1885年12月8日），他是美国铁路巨头和慈善家。

[2] Matthew Josephson，The Robber Barons 187.

[3] 格兰杰党人（the Granger）是指在南北战争后，美国中西部地区一批自发组织起来抵抗粮价和铁路货运价格歧视的农民。他们在1866年发起了“格兰杰党人运动”（the Granger Movement），运动促使美国西部各州颁布了一系列约束粮价和铁路货运价格的法案。——译者注

[4] 绿背党人（the Greenbackers）指那些反对政府以绿背纸币施行通货收缩政策的农民。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曾大量发行不可兑换的绿背纸币，在市场贬值流通。当时持币者主要是农民，战后，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却要求以金元偿债。并要求政府收缩通货，收回流通中的绿背纸币。但农民则坚持要用贬值的绿背纸币清偿债务（主要是国债）。19世纪70年代由此爆发了“绿背运动”（Greenback Campaign）。——译者注

[5] 即1873年经济危机。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通货膨胀严重、政府机关铺张浪费、信用贷款过度、铁路公司发展速度过快，上述种种导致了东部几家金融机构在1873年9月相继倒闭，引发了恐慌。——译者注

[6] 亨利·乔治提出的是“土地单一税”的主张，即应当由地主来全盘支付土地税，而不应该转嫁给农民。——译者注

[7] 1884年10月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身“企业及行业工会联合会”一致同意将1886年5月1日作为执行8小时工作制的死限，并将这一天称为“8小时工作日”。当天，工人举行了全国总罢工，芝加哥地区有近4万人参加集会示威。5月3日，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数名工人被打死。消息传出后，激进的工会组织号召工人第二天到芝加哥市中心抗议。5月4日大约两千多名工人来到市中心的干草市场集会。在集会接近尾声时，警察与工人发生流血冲突。这次集会也因此被称为“干草市场惨案”。——译者注

[8] 即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因和达尔文生物学理论有关系而有此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著名的有英国的斯宾塞和白哲特（Walter Bagehot）、美国的索姆奈（William Graham Sumner），认为影响人口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将导致最强竞争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断改进。——译者注

[9] 1896年7月9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前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一次演讲。布莱恩在演讲中谴责“金本位”制，称“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You shall not crucify mankind upon a cross of gold）。——译者注

[10] 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纯粹的、经济上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观点，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是更适当而更迅速的方法，将能省去任何由政府运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主张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如价格、生产、消费、产品分发和服务等的干预越少，将能使经济运作地更好（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