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现状与复兴运动

我国农业经济，因为帝国主义侵入，而封建势力尚残存于农村之中，所以形成破产的局面。现在农村复兴运动，就是针对的这一局面，而用革新农业的方法，来复兴中国的农业经济。兹再分述于下：

农民之缺乏土地　经济学家以土地、劳力、资本为生产的三要素，而在农业，尤其是注重土地。不过土地是自然物，所以，在资本以外。现在因为被少数人据为私有，生产者要使用它的时候，就不得不挪出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的资本去租或者去买，这就不能不使企业资本大大减少了。

企业资本过少，则设备不能不简陋，技术没有改良的希望，而农民即不得不于狭小的土地上，耗费过多的劳力。于是恰与“以最少劳力获最大效果”的经济原则背道而驰，而土地也跟着贫瘠起来。

而且，因为缺乏土地，农民不得不屈服于地主之下而受着过度的剥削。人也随着土地而贫瘠了。

中国农民缺乏土地的事实，已于前面述明，这是农业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

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　过重的地租（按，有人把封建地租命一“佃租”的专名，以与资本主义“地租”相区别）为主要的封建剥削，前面已经解释了。中国的地租是否过重呢？这可以从“购买年”的统计数字上去看。所谓“购买年”，是以佃租除地价所得的数目。据各专家根据东南各省及华北某些地方的地租地价算出来的购买年，最高的不过16.5，最低的竟只有4.6，普通都在10至12之间。试与欧洲的购买年数相比较吧。俾士麦时代普鲁士的购买年数为28至32；18世纪末英国产业革命时代为20至25；欧战后的德意志为20，英国为27至30。由此可知中国佃租的过重，是很显然的。

中国佃租制度很复杂。佃租率也有在总收获额50%以下的，是因为佃农付了很多的保证金（押租）。平常佃租率是在50%以上，且有高到70%至80%的。纳租的形式，主要的是缴付收获物，很少缴货币的。除正租外，常常有附加的苛例，如缴纳田鸡、田鸭，提供义务劳动等。这显然地还是封建时代劳动地租（力役之征）现物地租（布帛之征、粟米之征）的老例。

除地租外，高利贷及商业资本的剥削，也是封建性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借贷资本所要求的利息是只能相当于企业者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不能侵夺企业者应得的那一部分利益的，但封建性的高利贷，常常侵夺了农民企业利润的全部，甚至还要超过。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名目繁多，如“九出十三归”、“借水谷”、“青稻钱”、“青麦钱”、“印子钱”之类，其利息多在本钱的50%以上。甚至如安徽滁县等地，借钱10元，三个月内还清本钱外，须以约合市价5元的稻或麦1石，作为利息，年利竟达200%。江浙蚕区在蚕忙时，借钱1元，40天内，还本再加息1元，年利是900%。南通地方，借钱1元，3个月内须还棉籽1担，约合市价三四元，年利高至1 400%。除了单纯的借贷金钱以外，如农产物卖买，农具租借，以及称为平民金融机关的当铺等，都受着高利贷的支配。

商业资本的剥削，即前面所说的中间商人的剥削。他们于农民急需出卖农产物的时候，故意抑低价格，当农民急需买入粮食的时候，故意把价格抬高，这样去取得特殊的利润。但农民于一出一入的过程中，就大亏其本了。他们在经营商业的时候，常给农民赊账，而在赊账中加上苛刻的重利，这就是附带着高利贷的作用。假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利润仅能分得企业收入的一小部分，绝不能侵夺企业者应得的利润，更不能使企业者亏本。

政治不良的影响　在军阀内战时期，水利工程完全放弃。即令有救治水灾的临时施设，也不过是“以邻省为壑”的封建办法罢了。再加以交通的阻碍，使农产运输不便；捐税的烦苛（如厘金、米捐等的妨害谷物流通，田赋附加及田赋预征的直接妨害农业生产），更使农民难以生活，而农业生产不能不衰落。苛捐杂税，也是封建剥削的一种，和佃租、高利贷等一样。

帝国主义之破坏农业　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倾销到中国市场以后，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随之破坏，如洋布破坏土布业，人造丝破坏蚕丝业，洋纸破坏中国纸业，外国染料破坏靛青业等，使农村劳动力发生过剩的现象。

帝国主义的粮食倾销，更直接破坏农业的主要部分了。我国因农业技术不及他国，运输方法也不及他国，故国产粮食，往往不能与由外国进口的米粮竞争，而在进口粮食增多及国内农产丰收的年岁，农民的亏耗尤其巨大。

帝国主义收买农产物为工业原料，常常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使农民受了双重剥削。这种收买，使许多地方的作物逐渐转变为原料作物，而且有些地方，帝国主义自身有计划地去促成这一转变（如日本资本家在华北的植棉计划，英美烟公司在山东的提倡种烟叶），于是中国农业，开始受国际市场的支配。

帝国主义维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以阻止中国农业的革新运动。并且与封建剥削者联结起来，榨取农民的血汗。农民以廉价的原料和帝国主义高价的工业品相交换，自然吃亏不小，再加以各种封建剥削，所以日益穷困。同时民族工业也因帝国主义的阻碍而不能发展，故农村中的过剩劳力，无法吸收。

灾荒与恐慌的相继发生　因为森林破坏，水利失修，水旱灾便不断地产生。于是近年来巨大的灾荒，形成了崩溃农业经济的大动力之一。但如民国二十一年，紧接着二十年大水灾的后面，获得丰收，照理是应当减少人民的困苦的，可是反而弄出“丰收成灾”的结果。这种灾荒与恐慌并行的奇异现象，表示着现阶段中国农业经济的特性。

人们都知道的，中国是一个生产不足的国家，而在水旱灾的年岁，生产尤其不足，那么，像外国那种因生产过剩而发生的恐慌，当然应当是没有的吧。然而不然，民国二十一年的丰收成灾，正和外国的农业恐慌一模一样，农民因农产物价格的惨落而大折其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约有四个：（一）因灾民没有购买力；（二）因各省承袭封建的地方观念，封境遏粜，加以交通不便，以致米粮不能自由调剂；（三）因银价上升，外汇跌落，洋货贬价，国产也不能不跟着减价；（四）因世界农业恐慌，外国粮食倾销我国，外国丝茶倾销国际市场，夺去了我国农产品的销路。

我国水旱灾的严重程度，可举吴文晖氏《灾荒与人口问题》一文中的数字作一说明。吴氏根据各报纸记载，指出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的西北大旱灾，灾民3 000万人，其中死亡的数目，仅仅陕西、甘肃两省，就有500万人至600万人，若加上其他各省，全国死亡恐怕要突破1 000万人。民国二十年水灾，灾民总数为5 000万人，其中被灾最甚的湘、鄂、皖、赣、苏、豫、浙7省死亡估计，约有370万人。二十四年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水灾，死亡亦在300万人至400万人之间。死亡的样式，除饿死外，还有病死、溺死、自杀等。这是生命的损失。至于财产的损失，以二十年水灾为例，据全国赈务委员会的调查，长江流域七省的财产损失，为1 575 330 360元。民国二十三年十一省旱灾，被灾田亩达13 000余万亩；又14省水灾，被灾田亩也有3 000余万亩，损失仅农产一项，已超过10亿元以上。若把连年水旱灾总损失统计起来，数目真不知大到怎样了。

农业破产的现象　中国农业破产的现象，最显著的有两点：（甲）是农产品贸易的入超，（乙）是农民离村者的增加。

农产品贸易的入超，是由粮食进口的增加及丝茶出口的减少所造成的结果，已于前面述明。农民离村的运动，是农村劳力过剩，农民生活恶化，加之灾荒与恐慌不断的袭来，使他们非死亡即不得不逃亡。

江、浙、鲁、冀诸沿海省份，农民的离村率，占农村人口的1.44%至8.72%，其平均数为4.61%。河北定县、长垣县等地，离村率甚至达70%至80%。河北冀东一带，因懔惧于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农民离村他往的更多。

我国古来的宗法制度，现在都还有很大的势力，所谓五代同堂、九世同居，当作家族中的光荣。这样，自然不容许有离乡背井的事实。可是，因为封建经济组织的崩溃，农民急剧的破产失业，使家族离散四方的趋势，日见显著，虽有强大的宗法制度之威力，也敌不过生活上的压迫。于是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已渐渐弛缓崩溃了。

但是，我国农民的离村，是不是和欧洲工业先进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帮助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呢？这又不然，因为：（一）农民离村，除极少数部分外，都不是变为工人，不能为国家增加生产；（二）农民离村者有一部分系投奔于都市而充当苦力或佣仆，其劳力非施于自然界，也没有增加生产的作用；（三）农民，尤其是北方的农民，离村后多投身军队，以当兵为职业，于是造成世界唯一庞大的雇佣军数目，成为军阀内战的基础，促进国家财政的支绌，而使无数可事生产的壮丁，专门用炮火来毁坏生产；（四）一部分离村的农民，投身绿林，专门打家劫舍，其损丧国家的生产力，更不待言。

过去北方农民，常常大批移殖满洲，近年因东北丧失，出关已受日本及伪国的限制，这一出路因此断绝。过去南方沿海诸省，农民多往南洋等地垦殖，近年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华侨归国的很多，这一出路也不见佳了。有些学者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其实近年因水旱灾兵灾疫病而减少的人口，也不在少数了。如果不从政治上、经济上做到农村的复兴，则这一相对的人口过剩问题终于是不能解决的。

农业复兴的道路　近来农业复兴的运动，已经逐渐开展，形成国民经济建设的一重要部分。讲到它的内容，大约有下列数项：

（甲）关于佃租及土地的政策　中国土地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其入手办法，为使地主陈报地价，由政府照价抽税或照价收买，而且将土地自然的增价（即因人口增加和交通发达而腾贵的地价）收归公有。其目标，在使耕者有其田，以至于土地国有。

中国土地政策的实际，表现于各种土地法令。最主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十九年公布的《土地法》。这个法案，原则上认土地为国民全体所有，但对于依法取得的私有权，则承认之。又规定了申报地价、估计地价、采用累进税率以征收土地的自然增值各点。其次为廿二年所谓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这个条例，对有主的田地，以发还原主为原则，无主的田地，以计口授田为原则。再次为廿三年的《闽西善后委员会计口授田暂行法》，这个法案完全是计口授田的规定。此外，山西还有“土地村公有制”的试行。

对于佃租的政策，浙江曾有二五减租的施行。

（乙）关于苛捐杂税的废除　二十三年第二次财政会议，决定把不见于法律的税捐，一笔勾销，各省已经逐渐实行。又，关于田赋，也有整理的计划。

（丙）关于交通及水利的建设　民国十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即有“以工代赈”的计划，开始水利及公路的建设。近年政府注意交通的建设，于铁路则积极完成粤汉、陇海、浙赣湘3大干线，于公路则已筑有9万公里。至于水利，灌溉方面，以政府与华洋义赈会的合作，在西北方面修了萨托民生渠、泾惠渠、洛惠渠、洮惠渠及夏惠渠等；疏浚与筑堤方面，有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诸机关的共同努力；造林方面，实业部林垦署也有相当计划。

（丁）关于农业资金的融通　近年政府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故信用合作社及产销合作社渐渐在各省成立，这些合作社都对农民融通资金。而中国农民银行及其他银行也相率向农村贷款，或帮助合作社，或办理农业仓库，使农民以农产物押借款项。

（戊）关于农产物产销的统制　为提高价格、免除中间商人的剥削及改良生产起见，政府开始施行产销统制的办法，如对蚕业的茧行统制、蚕种统制，对茶业的祁门红茶产销统制，对棉业的产销合作经营等都是。

（己）关于农业技术的改进　国内农业教育机关对技术改进，早已注意，自从二十二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以来，工作更趋具体化。主要作物如米、麦、棉花、大豆等，经过试验后，收获量都有增加的报告。蚕丝与牧畜，也都在研究改良的过程中。

综合以上六点，可见我国目前农业复兴的运动，已经开始。但据专家观察，隔离当前的需要还很遥远。其原因是由于农事组织的叠状架屋（全国有机关691处），而缺乏系统，由于农事机关经费的缺乏，且由于农业人才的太少。

如果全面地观察起来，则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办法，就消极方面的治标而言，对外应当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对内应当抑制封建势力，取消田赋附加及各种封建的剥削。至于积极的治本方法，不外是充分地做到平均地权，改良技术，整顿水利，开辟交通各点。而移民垦荒，发展农家副业，提倡合作制度，改善农业金融，也是当务之急。将来技术上必须整理过小耕地，并提倡使用机器以提高生产力。至于资本问题，当更发展以农业金融为唯一业务的农民银行，减低利率，加放长期贷款。并且要使目前注意农业贷款的普通银行转向工商业投资，平均发展农工业，然后农业上节省下来的劳力才有出路。

【问题演习】

一、中国的农业生产物是不是能够自给自足？

二、什么农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三、什么叫做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四、农业何以应当工业化？

五、试述小农经济的利弊。

六、什么叫做封建的剥削？

七、灾荒和恐慌为什么同时发生于中国？

【注释】

[1]见《时事新报》，1936年1月15日。

[2]考茨基：《农业的社会化》，新生命书局，1929年。

[3]马场锹太郎：《支那重要商品志》，禹域学会，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