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杨东莼文集·专著总结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以下先述七七事变，次述全面抗战：七七事变的爆发，原出于日寇的预定计划；即企图以占领沈阳的方式占领平、津，夺取华北，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以事变发生于卢沟桥。故又称为卢沟桥事变。这样一来，华北战事便随之扩大，直到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爆发，神圣的全面抗战也就从此展开了。全面抗战之局由是揭幕。

在上一章中，已指出国难的严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团结全国一致起来抵抗不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除马占山在黑龙江省抵抗日寇的侵略外，又有民国二十一年淞沪之役，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及二十五年绥远之役，虽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屈服的精神，但由于只是局部的抵抗，所以不能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直到七七事变展开为神圣的全面抗战，整个局势才为之一变。以下先述七七事变，次述全面抗战：

七七事变的爆发，原出于日寇的预定计划；即企图以占领沈阳的方式占领平、津，夺取华北，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日寇按照预定计划，先将平、津驻屯军集中两联队的兵力于丰台一带；七月七日夜间，故意在卢沟桥附近施行演习，借口搜查一失踪的兵士，以袭击我宛平城。我驻军宋哲元部冯治安师的吉文星团，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遂演成七七事变。以事变发生于卢沟桥。故又称为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后十日，蒋主席发表重要谈话^〔131〕，内容共分四点：

第一，说明政府一贯的主张，“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系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止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应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止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精神，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说明最后关头的境界和七七事变的严重性：“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和平无事，止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的军队反要任受限制，不能在本国领土里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演变，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说明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的态度，止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端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止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说明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方案：“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然蒋主席深知这最低限度的方案决非失掉理性的日寇所能接受，所以最后号召“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这便是我政府对七七事变所采取的立场，我外交部即据此向日本交涉^〔132〕，以谋和平解决，而日寇却置之不理。当时日寇以兵力还未集中，为缓兵之计，又引诱宋哲元停战，双方派员调查，谋地方的解决，我中央政府也以最大的容忍，对于此种解决办法，未加反对。谁知日寇集中军队以后，突然在卢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我国驻军，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哀的美敦书，要求我国军队撤出北平，且不待答覆，即猛攻北平、天津，旋又侵入冀南，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及于察省。这样一来，华北战事便随之扩大，直到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爆发，神圣的全面抗战也就从此展开了。

当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日本士兵又于八月九日傍晚侵入我上海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的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兵一人，日军官兵二名。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日寇不理，反派遣大批兵舰陆军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决或减少我国自卫力量。迨至十三日，日寇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十四日，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的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并谓“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全面抗战之局由是揭幕。

全面抗战的基础，建立在全国的团结上面，必须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于八月二十二日正式命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指挥官。二十五日，朱、彭通电就职。九月二十二日，政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七月间即已提出的共赴国难宣言与蒋主席接纳共党宣言的谈话：在中共方面，为了团结御侮，向全国宣言：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同时，蒋主席亦表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这两个令人感奋的文件，不但表明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更巩固了全国团结御侮的基础。次年四月十三日及二十一日，国家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亦先后致书蒋主席，捐弃成见，共赴国难；同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既经取消，民众抗敌运动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普遍展开，这种举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对初期抗战的士气是极大的鼓励。

日本帝国主义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就抱有灭亡中国的野心，这只要一翻过去中日交涉史便可一目了然，而这次七七事变，便是日寇企图实现这种野心的有计划的行动，终于迫着我们起而抵抗，爆发为神圣的全面抗战。我们是保卫祖国与民族而应战，同时也是保卫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应战，这种应战是义战。日寇发动侵略战争，则恰好相反：是不义之战，它不但企图吞噬中国，并且破坏了世界和平，毁灭了国际信义。义战者多助，不义战者寡助，义战者愈战愈强，不义战者愈战愈弱，我们在下面第十七章中，便可以看到最后的胜利之终于属于我们。

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杨东莼文集·专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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