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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想的蓬勃兴起与孙中山先生

【摘要】:最后从民族本位上来说,汉族本位的思想,久已深入人心。以上所述,便是清季革命思想的三个主要源泉。中山先生本名文,字逸仙,后因革命逃亡日本,隐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二十一年,中日和约成立,人心愤激,上海革命党人宋跃如函促中山归国,乘机谋光复。

《辛丑条约》成立后,清廷为收拾人心计,才下诏变法;日俄战后,清廷才又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和变法,在这时已不能解决人民所提出的问题;人民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过立宪和变法的范围之外了。这就是清季革命运动爆发前的局势,也就是革命思想勃兴的由来。先从经济上来说,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前途的暗淡,这无疑地是列强侵入中国以后的结果,但反动的清廷,一味屈服于列强之前,却成了帮助列强阻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物。因此,新兴的势力在这时便需要一个足以保障其利益与自由的新政府出现,这就是他们热烈赞助革命的原因。至于海外华侨,因为他们在外受着压迫,得不到清廷的保障,则更感觉同样的需要。再就农工来说,一方面由于列强侵略,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他方面由于清廷官吏的贪污剥削使他们求生无术;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们为着求生存,自然成了革命运动中的有力队伍。其次从政治上来说,满清入主中国,其专制较前代为更甚,而政治的黑暗腐败,外交的屡次失败,更处处暴露清室的弱点。恰好在这时候,泰西的民权思想〔1〕输入中国,于是新兴的势力受了这思想的刺激,为着他们的利益计,自然要起来过问政治。而革命志士,为着争取群众,也就把泰西民权思想附会到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上面去,于是“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国家”,竟成为清季革命运动中有力的口号。最后从民族本位上来说,汉族本位的思想,久已深入人心。宋人讲《春秋》,以“尊王攘夷”为根本大义。明太祖讨元檄文也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者”。明末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之流,其言论,其行动,也以复明为职志。秘密会社,如三合会、哥老会等,其所提出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而太平军讨清檄文中竟说:“中国首也,鞑靼足也;中国神明也,鞑靼鬼魅也。”这种民族意识,既深入人心,而清廷反处处压迫汉人,便益加促成这意识的强化,所以在清季革命运动中“推翻满清”的口号,竟能唤起大多数的群众。以上所述,便是清季革命思想的三个主要源泉。

中山先生本名文,字逸仙,后因革命逃亡日本,隐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即西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乡。光绪四年,入其叔所设的私塾,闻讲洪、杨故事,潜抱革命大志。旋随长兄彰德赴檀香山,入教会学校。七年,归国,入广州博济医学校,在校得交郑士良。八年,转学于香港阿赖斯医院,往来香港、澳门间,鼓吹革命,闻而附和的,有陈少白、尤烈(少纨)、杨鹤龄、陆皓东四人。十一年,毕业香港医校,行医于广州、澳门间。时值中、法战后,中山感觉国势日危,才决意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中、日战起,中山以时机可乘,遂赴檀岛,创立兴中会,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朝廷官府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山放洋后,又邮上李鸿章一书,痛言富强之道,端在“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而鸿章不能用。中山在檀岛鼓吹数月,得邓荫南及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二十一年,中日和约成立,人心愤激,上海革命党人宋跃如函促中山归国,乘机谋光复。中山遂遄返中国,开乾亨行于香港,命邓荫南、杨衢云、黄咏香、陈少白等主持;设农学会于广州,命陆皓东、郑士良等主持,中山往来两地,欲谋夺取广州以为革命根据地。这年九月九日,因运械失慎,手枪六百余杆被粤海关搜获。事泄,陆皓东及丘四、朱贵全死难。败后,中山间道至香港,与士良、少白同赴日本横滨,少白留日本联络彼邦人士,士良归国,收拾余众,交纳会党,中山则赴檀岛推广兴中会。二十二年,中山以檀岛进行迟滞,遂至美洲,向华侨宣传革命,但每埠所得同志不过数人或十余人,惟留美洪门党徒〔2〕,颇受中山感化。这年八月,中山由美赴英,至伦敦,十月十一日,被清驻英公使龚照玙等诱禁于清使馆,欲私送回国,幸得其师康德黎竭力营救,才得释放。伦敦脱险后,漫游欧州各国,考察其政治经济,确立三民主义,以为革命的目标。自是中山对于革命,益加迈进;而清季屡起屡仆的革命运动,几全归其指导,其详留到下一章再讲。

革命主义确立以后,中山以日本与中国邻近,便于筹划,遂于光绪二十四年冬季由欧渡日,鼓吹革命,并与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宫崎寅藏等时相往返。原来赞助中山革命的群众,国外是华侨,国内是会党;所谓士大夫群,在维新运动时期,几全集中于康、梁的旗帜下面。中山自广州革命失败后,其国内革命基础,完全消灭,而海外的鼓吹,又毫无效果,恰好在这个时候,康、梁又组织保皇党,其反对革命,较之清廷为尤甚。并且康、梁在戊戌政变以后,因为国内不能立足,只好到国外活动,于是向来为中山革命基础的华侨,至是又大半被康、梁夺取去了。所以中山《自传》竟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这时日本有华侨万余人,但附和排满革命之说的,却只有百数十人。中山为着争取革命群众,就在他到日本的这一年,命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令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这样一来,长江、两广及福建会党,才并合于兴中会。拳变以后,清廷的威信已扫地无余。国势危急,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革命风潮便从此萌芽了。原来当拳变方始时,唐才常就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到了拳变大作,才常便假保国救时的名义,联络严复、容闳、章炳麟、马良(湘伯)、文廷式一般志士,开会于上海张园,叫做国会。到了八月,才常在汉口起事失败,江督刘坤一查拿国会要人,国会无形解散。《辛丑条约》成立后,戢元丞又在上海创设作新社,从事译著新书,并发行《大陆月刊》,鼓吹革命。光绪二十八年,章炳麟、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不久,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吴敬恒等以扰乱治安罪名,被逐回国〔3〕,于是炳麟、元培、敬恒等合组爱国学社于上海,以进行排满革命的工作。爱国学社中,复有一秘密的革命组织,叫做光复会,由徐锡麟主持,元培、炳麟、敬恒及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都是会员〔4〕。这时上海又有《苏报》,由陈范主办。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为主笔,炳麟、敬恒都有文章在《苏报》上发表。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社员反对桂抚王之春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乱之议,在张园举行大会;不久,又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革命团体,至是益形活跃。这时,邹容著《革命军》一书,力主排满革命,炳麟作《读革命军》一文,刊登于《苏报》,又作《馗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清廷因要求工部局捕拿邹容及炳麟、元培、敬恒四人。结果,邹、章各处徒刑三年,苏报馆被封,爱国学社也被解散,敬恒走伦敦,元培走柏林,陈范走日本:这便是有名的《苏报》案。三十年,黄兴又在湖南结合革命青年宋教仁、杨笃生、刘揆一等,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联络,秘密进行革命。这时国内革命潮流高涨,党人活动,遍于各地〔5〕,而上海一隅,尤为党人集中之处。以上系就国内的革命活动而言。至于国外留学界,在《辛丑条约》成立后,也很活跃。原来这时往海外留学的,以日本为中心。在拳变前后一两年,留日学生,还不满百人。《辛丑条约》成立后,骤增至数千人。光绪二十七年春间,广东留日学生郑贯一、冯自由、王宠惠等,创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廷宣告独立。留日粤侨也多加入协会:中山时居横滨,对于协会极力赞助。二十八年,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留学生会馆,开幕之日,吴禄贞演说,竟将会馆比作美国费府的独立厅。不久,又发起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开会时,因驻日公使蔡钧要求日政府禁止,结果被日警干涉,到会留学生都愤激而散。二十九年元旦,留学生千余人在会馆举行团拜礼,蔡钧亦到,马君武、刘成禺等演说满清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推翻满清,恢复汉族的主权,满座鼓掌。蔡钧军法制止,仅以开除刘成禺的学籍泄愤。四月,因俄军强占东三省,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推蓝天蔚为队长,报名的达千余人,每日操演不懈,后被日政府禁止。这年冬季,留学生得中山之助,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请中山友人日野训练。三十年春间,黄兴到日本,又组织华兴会。海外的革命空气,至是遂弥漫于留学界。国内外的革命高潮既如前述,现在要说的是代表立宪党的梁启超的活动和代表革命党的中山的活动,以及这两党的斗争。原来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梁并称,戊戌政变后,康、梁虽同是保皇党的领袖,但实际上启超亡命日本后,思想上,言论上,却逐渐脱离了有为的羁绊,丢了《公羊》之学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诸人的民权学说。他在日本前后主办三种报:最初是《清议报》,其次是《新民丛报》,最后是《国风》报。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言论,虽主张君主立宪,但为着迎合读者的心理,有时也主张革命,以为救时的良药。他的报纸成千整万地畅行于国内,就从这时起,他竟成为立宪党理论的指导者。至于中山却始终站在排满革命的立场上,以争取革命的群众。光绪三十年,中山预备再往欧美,得晤廖仲恺夫妇及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诸人,表示赞成革命,中山托其在日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三十一年春间,中山重游欧洲,其地留学生多赞成革命,中山遂揭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同志,组织革命团体。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的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的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的十余人:这便是中国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先声〔6〕。这年七月,中山从欧返日,与华兴会首领宋教仁会面,讨论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决定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而组织中国同盟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会章〔7〕,开正式成立会,推举中山为总理。加盟的人,除甘肃外,其余十七省皆有。同盟会成立之时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这便是三民主义最初表现的雏形。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号出版,中山在《发刊词》中,更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就从这时起,《民报》便和代表立宪党的《新民丛报》作理论上的斗争。《民报》先后主编的重要人员为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都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主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敷衍的改革和虚伪的立宪。《新民丛报》由启超主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和破坏,说革命和破坏外可以召瓜分之祸,内可以招分裂之祸。两种刊物各有主张但在理论上,启超既不能克服敌党,在事实上,启超的保守的言论又不能迎合当时在苦闷中的青年心理,所以从来在言论界执牛耳的启超,到这时遇着强敌《民报》,其地位也就不能不摇动了。《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因日政府受清廷运动被封禁了;《新民丛报》后来也停刊。宣统二年,启超又改办《国风报》,但同盟会早已入于革命的实行时期,理论斗争反在停止的状态中。至于启超的言论,在这时期中,因为不能取得青年志士的信仰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