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览-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

清代的学术，可以叫做朴学^〔134〕时代；其勃兴，可以说是王学的反动。原来王学到了未流，便失诸空疏，而不切实际。所以到了清初，像顾炎武、颜元、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儒，或排斥王学，或力矫王学的空疏，而皆以实用为主，其结果，自然要走到“为致用而学问”的一方面去，而炎武学问的笃实，更是清代朴学的鼻祖。以上是就学术思想的演变来说的。其次就政治来说，朴学的勃兴，又是清代高压政策的结果。原来炎武、宗羲当国破家亡之时，都有恢复明室之志，后来清室统治稳定，他们的反清运动，便无法进行，就只好研究些实事求是的学问，以备异日应用。但自清初屡兴文字狱以后，学者处在高压之下，便只有在故纸堆中去讨生活。而所谓故纸，又只有行世久远的经书为可宝贵，于是学者的精力，集中在经书上面，以研究从来典章制度的得失。不过愈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学以致用”的精神便愈加减少，结果竟成为专重训诂名物的朴学。再其次就经济来说，也可以看出朴学勃兴的原因。原来自后三藩平定以后，中国本部，即已平静无事。这个平静期间，有一百多年，生产的增加，已经超过明末清初之上，国库的储蓄，也随着日益增加。生活既这样安定，同时清室又网罗逸民、学者，开馆修书，于是所谓朴学，也就应运而兴了。此外如外来的治学方法的运用以及达官要人的提倡和维护^〔135〕，也都影响于朴学的发达。朴学勃兴的原因，已如上述，现进而述朴学的启蒙时期。这是指清初至雍正这一时期而言。这时朴学初萌芽，大抵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可以说是汉、宋兼采之学。这时期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为代表。炎武虽反对王学，但不攻击程、朱，即不攻击宋学，而其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则为清代朴学的先声。其治学方法，着重创造与博证，尤为清代朴学建立强固的基础。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这书千余年来，学者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无有议其为伪者，自若璩力辨其为伪，于是学者受此刺戟，对于一切经义经文，遂顿起疑惑，而一切经义经文，也就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了。胡渭著《易图明辨》，辨宋邵雍所传《河洛图书》非羲、文、周、孔所有，而与《易》义无关，明孔学自孔学，宋学自宋学。至是学者才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除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途径。总之，清代朴学，实由顾、阎、胡三人开其端，他如毛奇龄的直攻程、朱，姚际恒的怀疑古书，也和一代朴学颇有关系。这时期还有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诸人，虽和朴学无关，但于清初学术界亦占重要地位。宗羲、夫之的史学下面再讲。颜元之学，专以实践为主，不但反对讲理性的宋学，并且反对汉、唐训诂注疏之学。其再传弟子有李塨、王源，惟因清室法网太密，其实行精神又为当局所忌，故其学不久中绝。其时为理学守残垒的，还有孙奇逢、陆世仪、陆陇其、李颙诸人，然影响不大。次述朴学的成熟时期。这是乾隆以后的事，自惠栋、戴震辈出，“为经学而治经学”之风大昌，竟造成家诵许慎、郑玄而群薄程、朱的局面。这可以说是专门汉学。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惠为吴派^〔136〕的鼻祖，戴为皖派^〔137〕的鼻祖。惠栋世传经学，治经笃执古训，为纯粹的汉学家。其弟子有江声和余萧客，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他如王鸣盛、钱大昕，也受学于栋，而以史学闻于世。汪中亦倾向吴派。戴震治学方法与惠栋不同：大抵震主精审有识断，栋则淹博而笃执古训，其弟子最著的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人，而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辈，亦莫不师戴。所谓朴学，当以此派为正宗。再次述朴学的衰落时期。嘉、道以后，今文学崛起，所谓朴学才逐渐衰落。但在这时期能为朴学保持残垒的，还有俞樾、孙诒让二人。直到晚清，刘师培、章炳麟，便为斯学殿军。按朴学的精神在考证，其研究对象为经书，所以对于经书的注疏、伪书的辨明、古书的校勘，都很有成就。同时因为考证必须借助于文字、音韵、金石，所以有清一代，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的研究，也很精审。考证风气扩大以后，于是史、地之学，也带有浓厚的考证意味。此外，如佚书的搜辑，如丛书的校刊，也和朴学有深切的关系，且大有裨益于文化界。

康、雍、乾三朝，是清室的黄金时代。但自乾隆末年以后，清室的统治，便已开始动摇，道光以降，更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那种和现实生活隔绝的朴学，在太平之世，自然随着生活安定而日益发展。但一当乱离之世，朴学便失其存在根据，而一班留心经世之务的人，就不得不朝着现实生活方面走去。嘉、道以后今文学的复兴，就是因此而起的。其次，还有当时外来的西学，也促成这复兴运动。明代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学，以天算及地理为主；清代海禁大开以后，便连工艺和政制的书籍，也渐次输入中国。这使一班留心经世之务的人，明白了西洋富强实有其所以致此之道，而“抱残守阙固步自封”反足以自取灭亡，所以后来的今文学家，力谋“学以致用”的精神和西学结合，而形成了维新运动。原来经学有今古文之争，自郑玄混合今古文家法，于是古文盛而今文衰。清代学者说经一尊东汉家法，着重名物训诂，自不免于支离破碎。今文学家治经方法，完全不同，重在“微言大义”的发现，不为训诂名物所拘束。清代开今文学的先声的，是乾隆时的庄存与。嘉庆时，其弟子刘逢禄继起，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专发明“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道光间，今文学始盛，其最著者有龚自珍和魏源。自珍痛诋专制政体，以阐发民权之义，颇影响于清季谭嗣同、梁启超辈。其经济之谈，颇主张贫富均齐之说。魏源有《公羊古微》《诗古微》《书古微》三书；其《诗古微》直攻《毛传》《大小序》为伪作；《书古微》一书，不但力言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为伪造，且排斥郑说。同时邵懿辰著《尚书通义》和《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这样一来，所谓古文诸经传便渐次发生真伪问题了。至康有为出，更全部推翻古文诸经传，而集今文学的大成。龚、魏两人，都是留心经世之务的人，至于有为则更运用今文学的理论，以进行维新运动。光绪时的今文学大师，首推王闿运，其弟子廖平，更推广师说，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有为之学，颇受他的影响。有为的学说，表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一部叫做《新学伪经考》，立证古文诸经传为刘歆所矫造，并说明刘歆欲佐新莽纂汉，故先谋湮没孔子的“微言大义”，至于秦朝焚书，实未厄及六经。后来崔适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光大有为之学，为今文学家的殿军。一部叫做《孔子改制考》，阐明真经的全部均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尧、舜诸人，便是孔子所托的人物。孔子作《春秋》，只有公羊家说的“张三世”“通三统”，深得孔子的精义。何谓三统？即夏、商、周三代随时因革，不相沿袭。何谓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这就是有为主张变法的张本。一部叫做《大同书》，谓《春秋》中的太平世。即《礼运》中的大同，也就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大同书》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无国家、无家族、无财产，人人必须劳动的大同社会。不过他认为当时还是据乱世，离大同社会甚远，因此他从来就不把这书教人。

乾、嘉两朝，正是朴学炙手可热的时代，其时今文学还未大盛，而方苞一辈人所提倡的桐城派，就起而调和汉、宋之学。方苞的古文，摹仿归有光一派，并托宋学以自饰，后来亦稍治汉学，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建立古文义法，抱着“因文见道”的见地，常与理学相结合，而以道统自任。桐城派之名，由是成立。姚范的侄儿姚鼐，力主义理、辞章、考据并重之说，所选《古文辞类纂》，义例很严，学者多奉为圭臬，其门人有管同、梅曾亮、姚椿、刘开、方东树、姚莹，各以所学于姚氏者传授徒友，桐城派之文，由是大盛。其后恽敬等，受桐城派的影响^〔138〕，也力倡古文，叫做阳湖派。咸、同时代，曾国藩为文也力遵桐城义法，当时中兴名将如罗泽南、李续宾辈，又都是受有理学影响很深的人，所以桐城派与宋学的结合就愈加密切，而桐城派的极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自是虽有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诸人继起，但他们的成就，终以在文学一方面为多，其于学术思想方面，反无足称道。

清初治史学的，有王夫之和黄宗羲二人。夫之力排王学，推崇关学，其所著《黄书》《噩梦》，言黄帝为吾族之祖，指陈民生利弊甚切；又著《读通鉴论》《宋论》，辨夷夏之防，明民权之理，都有特见。宗羲力矫王学空疏之弊，教人治学必须穷经读史，为一代史学之祖，所著《明儒学案》，为我国学术史之祖。又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均显露民权主义的思想。其弟子万斯同又曾以独力成《明史稿》五百卷。斯同同里有全祖望，私淑宗羲，与宗羲子百家续《宋元学案》一百卷，以竟宗羲未竟之志。他如康熙时的庄廷（浙江吴兴），雍正时的吕留良（浙江崇德），则更以史学著作而获罪。嘉庆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发凡起例，以通古今之变，其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之上。清末，更有章炳麟（浙江杭县），受祖望、学诚影响颇深，究心明、清间掌故，由治史学，而主张排满。以上诸人，可以称为浙东派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主。朴学盛行时，以考证方法治史的风气，很为流行，像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以及洪颐煊的《诸史考异》，都是以考证史迹、订正伪谬为主。惟其末流，专重考据，则与史学无甚关系。又崔述与章学诚同时，亦精考证，其所著《考信录》，尤有功于史学。此外，正史有张廷玉的《明史》，政史有《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志》，与《三通》合称为《九通》。编年体有徐乾学等的《资治通鉴续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以及高宗所敕撰的《历代通鉴辑览》。纪事本末体有《左传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以及《三藩纪事本末》，合《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称为《九种纪事本末》。马骕的《绎史》，也属纪事本末体，是书录开辟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在史料上，实为有价值的著作。而魏源以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都为一代佳构。

清初，顾炎武、刘献廷、顾祖禹，都治地理。炎武遍历国中各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惜未完成。献廷亦精舆地，惟无书传世。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以地为经，以史为纬，实为特出之书。康熙时，徐乾学等奉命撰《大清一统志》，其书首叙各行省的府、县沿革，每省各有分图，次述外藩，次述朝贡诸国。考据学盛行以后，所谓地理学，也无不倾向于考古一途，如戴震、孔广森、全祖望、杨守敬，都有考证《水经》的专著。如洪颐煊、陈澧，都有以水道治汉地理的著作。其考证先秦地理的，则有阎若璩、江永、焦循、程恩泽诸人的著作。其考证各史地理的则有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其通考历代的，则有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及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志》，都便于检阅。其考证《禹贡》的，则有胡渭的《禹贡锥指》。嘉、道以后，边徼多故，地理学者，才渐次留意研究西域、蒙古。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识略》，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如龚自珍的《蒙古图志》，如魏源的《元代西域考》，都称佳构。至于外国地理，则以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最有名。以地图论，康熙时有《皇舆全览图》，为中国实测地图之始；其后，李兆洛有《历代地理沿革图》；及邹代钧出，博综旧籍，参用西法，著中外地图，始集清代地图学的大成。

清初的古文，首推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骈文则推陈维崧、吴绮诸人。当时承宋、明文风，古文颇占优势。到了盛清之世，因为朴学家的提倡，于是文风大变，而骈文反盛。当时首出的骈文家为胡天游。继起的有邵齐焘、袁枚、吴锡麒、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诸大家，而亮吉尤为杰出，其论经学的文章，也用骈文。至于汪中，则径把骈文移植于散文方面，使散文亦骈文化了。他如阮元、周寿昌以及清季的王闿运、李慈铭也都长于骈文。但自方苞、姚鼐提倡古文以后，于是桐城派古文独占文坛，延至清末，其势不衰。清初的诗，以钱谦益和吴伟业为最有名。其后南有施闰章，北有宋琬，都系名家。施、宋以后，称为一代诗宗的，又有王士祯，主神韵之说。其与士祯神韵说相对抗的，则有赵执信、沈德潜、袁枚三人；赵主声调，沈主格调，袁主性灵。其中袁诗发挥个性，清灵隽妙，不但反对神韵之说，即声调、格调之说，他也一概抹杀。自是诗人辈出，而尤以黄景仁为最有名。中叶以后，只有郑珍、金和、黄遵宪三家，造诣较深，而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不规规于前人死法，尤富于创造的精神。末季，如王闿运、陈三立、郑孝胥诸人，都只知以摹拟古人为贵，不足称述。清代的词，初期如吴伟业、王士祯都是以诗人而兼词人。又有朱彝尊，师法南宋，以崇尔雅为主，厉鹗、项鸿祚，都属这一派。又有纳兰性德，为清初天才词人。又有陈维崧，与朱彝尊齐名。乾隆时，张惠言宗师北宋，以深美闳约为旨。嘉、道以后，惠言一派，几乎支配了整个词坛。清末词人甚多，然无创造，只知摹拟，所以无足称道。清代戏曲，其初期以传奇为最盛。最负盛名的，有李渔、孔尚任、洪升、蒋士铨四大作家。李渔作品有《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巧团圆》《玉搔头》，号称《十种曲》。文字通俗易解，适宜于扮演，所以流布最广。孔尚任有《桃花扇传奇》，描写最为动人，为清代传奇第一部杰作。洪升根据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写《长生殿传奇》一部，与《桃花扇传奇》号称清代传奇中的双璧。蒋士铨以诗人兼剧曲家，有《藏园九种曲》^〔139〕传世。乾隆以后，二黄西皮盛行，传奇所依据的昆曲为之压倒，于是传奇也就逐渐衰落了。诨词小说，起于宋代，至清而大盛。清代诨词小说作品，以言情论，有曹霑的《红楼梦》，为一代杰作，其后继之而起的，有魏子安的《花月痕》、陈球的《燕山外史》，又有陈森书的《品花宝鉴》、俞达的《青楼梦》及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以侠义论，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评话》、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此外如《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都属于这一类。其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则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最为杰出，此外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及曾朴的《孽海花》都属于这一类。又弹词则流行于民间，如《玉钏缘》《玉蜻蜓》《珍珠塔》《再生缘》《天雨花》等皆是，惟大多不详作者姓氏。其他如短篇小说，则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所记皆属怪异之事。

清初画家，多为文人士大夫，其称为一代画祖的，有王时敏、王鉴二人，并王翚、王原祁、恽恪、吴历称为清初六大家。原祁弟子有黄鼎，最能传其衣钵。此外有萧云从、孙逸称江左二家，程正葵、方亨咸、顾大申称鼎足名家，弘仁、八大山人、石涛、石谿称四大名僧，龚贤、樊圻、高岑、邹诘、吴宏、叶欣、胡慥、谢荪称金陵八大家，都是名手。而龚贤为初学山水者作口诀画法册，殆为习画本的嚆矢。又其门人王概增修李流芳所集的古来名家山水树石的画法成编，后为李渔刻于《芥子园画传》，为古今第一的习画本。雍正、乾隆间的画家，有高翔、高凤翰、李世倬、张鹏翀、董邦达诸人，此外还有扬州八怪（罗聘、李方膺、李、金农、黄慎、郑燮、汪士慎、高翔），浙西三妙（黄易、奚冈、吴履），后四王（王廷元、王三锡、王廷周、王鸣韶）。其时院人画的钱维城、张宗苍、焦秉贞、冷枚、唐岱、沈瑜诸家，而院人意大利人郎世宁的画马，颇能折衷中、西画法。他如沈铨的花鸟，以其曾到日本卖画，故其画风被于日本。嘉、道间的画品稍下，其时董浩、黄钺、王学浩、朱本、朱鹤年、汤贻汾、张问陶等，均称名手。清末画家，当推张熊、朱熊、任熊，称为沪上三熊。其次有钱杜的山水，赵之谦的花卉、山水，也都为世所重。而吴昌硕、萧俊贤、陈衡恪、金城诸家，则至民国还健在。清代书法，康熙时有顾炎武，乾隆时有厉鹗、毕沅、刘墉、梁同书、翁方纲、钱大昕、阮元，嘉庆时有吴荣光，道光时有曾国藩、左宗棠、何绍基，均长于行楷，而隶篆则以乾隆时伊秉绶，嘉庆时邓石如为最有名。前述诸画家中，如恽恪、郑燮，也长于书法。论作书之法，当以包世臣为最，所著有《安吴论书》。清季书法，如俞樾的隶书、吴昌硕的大篆、李瑞清的魏碑、康有为的行书，也颇为世所重。

音乐初以昆曲为最盛，康熙时王奕清等奉命撰《钦定曲谱》，吕士雄等撰《南词定律》，乾隆时又有《九宫大成》《太古传宗》等书，于是昆曲的规律大备。此外还有安徽的枞阳腔（吹腔），湖广人的襄阳腔（湖广腔），陕西的秦腔，则其流行，仅限于少数地方。嘉庆以后，二黄、西皮流行，于是昆曲式微。至于雅乐，则康熙时有敕撰的《律吕正义》。乾隆时又有敕撰的《律吕正义后编》，均颁行天下。

先述算学。清初治算学的，有黄宗羲、王锡阐二家。圣祖也精数理，著《数理精蕴》。其时有梅文鼎，以整理西算自命，为清代算学开山祖师；其孙瑴成亦有名。同时如陈世仁、张潮，也以精通算学著名。乾隆时，开馆修《四库全书》，下诏求书，所收古算书最多。一时经师如戴震、江永、孔广森、焦循等，都无不精于算学。道光以后，算学大家有罗士琳、戴煦、董祐诚、徐有壬、朱骏声、郑伯奇、丁取忠诸家，都有著述行世。其时海禁已开，西学又复输入，李善兰客居上海，遂与西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并前利玛窦所译，合为十五卷，其后又与伟烈合译棣麽甘（Augustus de Morgan）《代数学》、罗密士（Elias Loomis）《代微积拾级》、胡威立（William Whewell）《曲线说》。又有华蘅芳，任职江南制造局，与西人傅雅兰^[1]（Dr.John Fryer）合译华里司（John Wallis）《代数术》及《微积溯源》，又合译棣麽甘《决疑数学》，海麻士《三角数理》、伦德《代数难题》。

次述天文理化诸学。圣祖究心天文，有御定《历象考成》和《星历考原》；乾隆时，又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他如胡亶、薛凤祚、游艺、许伯政诸家，皆颇有名。咸丰以后，李善兰又与伟烈亚力合译侯失勒（Hershel）《谈天》，主地动之说。天文之外，他如理化诸学，咸丰以后，亦多自西洋输入。如雷侠儿（Lyell）的《地学浅说》，代那（Dana）的《金石识别》，蒲陆山（Bloxam）的《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分原》，富里西尼（Fresenius）的《化学求数》和《化学考质》，田大里（Dyndall）的《声学光学电学纲目》，都是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所译，总计不下一百七十余种，主译事的，西人有傅雅兰、林乐知、金楷理、艾约瑟诸人，本国则有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徐寿诸人。此外李善兰更与伟烈亚力合译奈端（Newton）的《数理》，并译有《植物》。而总税务司赫德又译有《西学启蒙》十六种。徐寿精理化，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我国军械赖以利用；其子建寅更多巧思，佐其父及蘅芳造成黄鹄船，旋又于上海助成惠吉、操江、测海、澄庆、驭远等船。

再次述政学。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所译西籍，虽有政制之书，但为数不多，并且译事也不精审。到了清季，严复才先后译出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斯宾塞尔《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甄克思《社会通诠》及穆勒《群己权界论》、耶芳斯《名学浅说》诸书。严氏译例，有信达雅三条，故所译诸书，都能不失原意。

最后述医学。清代医学，乾隆时，鄂尔泰等奉敕撰成《医宗金鉴》九十卷；而《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部》及《四库全书》中子部所收医书，尤为丰富。至于以医名家的，则有喻昌、张登、张倬、魏之琇及徐大椿诸人，都有著述行世，而大椿所著的书更多。道、咸以后，西医渐次传入，而其书亦多由西教士译为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