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与戊戌政变：杨东莼文集简介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日战后，我国竭全力所经营的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便已明证专言船坚炮利，尚不足以拯救中国。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产生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和洋务，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同是西化，不过后者只着重军备和工业，前者进而注意政治改革罢了。要叙述维新运动，首先就得说说西教士所设立的广学会。自是三年之间，有为屡次上书，立言变法不可再缓，皆不得达。会德国强占胶州湾，举国大哗，有为又上书力言变法。

明、清之际，随耶稣会教士而传入中土的西学，当时虽采用其一部分；但反对的人，却依旧占有很大的势力。世宗驱逐教士以后，所谓西学就毫无声息了。道光时，虽间有一二卓识之士，像阮元之著《天象赋》《畴人传》，魏源之著《海国图志》，徐继畬之著《瀛寰志略》等，然多为世所非笑。鸦片战后，虽摧毁了我国闭关的局面，但英、法联军之役，疆臣像叶名琛辈，却仍旧不识世界大势。只有湘、淮军诸名臣，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诸人，因为和外人接触较多，见闻较广，所以其见解亦较进步。他们颇知西人在物质科学方面有许多特长，认为中国衰弱，全由于缺乏这种科学。所以只要取西人之长，补我之短，中国就能自强，所谓洋务，就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来的。当时所兴办的洋务，如同治元年，安庆设军械所，上海设制炮局；如二年，上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如三年，南京设金陵兵工厂；如四年，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如五年，福建设马尾船政局；如六年，北京设同文馆；如九年，天津设北洋机器制造局；如十年，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如十一年，挑选学生赴美留学，又设轮船招商局；如光绪元年，筹办铁甲兵船，并请筹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于考试功令稍加变更，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如二年，设四川机器厂，并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马尾船政生出洋学习；如六年，始购铁甲兵舰，并于天津设水师学堂，又设南北洋电报局，又请修铁路；如七年，设开平矿务商局，又设开平至唐山间之运煤铁路，又创设公司赴英贸易；如八年，筑旅顺运港船坞，又于上海设商办机器织布局，又设金陵火药局；如十一年，天津设武备学堂；如十三年，开办漠河金矿；如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如十九年，设汉阳铁政局；又如二十年，天津设医学堂。大抵都由曾国藩、李鸿章主持。国藩死后，鸿章位高望重，当时所谓洋务，几全归他一人主持；而国藩幕僚如黎庶昌、薛福成、容闳^〔99〕诸人，也多所策划。综计鸿章所办洋务，大体不出整军裕财两途；而那时顽固守旧的人和自命为清流的人，却依旧表示反对；至于士子，也只囿于章句之学，根本就不明白洋务为何物。其在外交方面，这时也有改变。原来清代只有理藩院，以理藩属朝贡，那时持的是闭关政策，并不知有所谓外交。英、法联军之役前后，外交事务日繁，才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专办对外交涉。自是朝廷对于外人要求通商，虽依旧深闭固拒，但迫于无可奈何，也就只好一一和外人订约了^〔100〕。这样一来，从前的自大自尊心理，就无形打破，于是有同治七年遣使出聘有约各国之举^〔101〕，有光绪元年派常驻使臣于国外之举^〔102〕，但后来外交屡次失败却又由傲外变为惧外了。

中、日战后，我国竭全力所经营的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便已明证专言船坚炮利，尚不足以拯救中国。中、日宣战之时，孙中山先生早已见到洋务之弊，上书李鸿章，力言“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资能畅其流”，不见采用。战后列强纷纷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才促起了士大夫前进分子的革新的意识，而蕞尔小邦的日本，竟能因明治维新战胜了广土众民的中国，则又直接予他们以重大的刺激。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产生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和洋务，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同是西化，不过后者只着重军备和工业，前者进而注意政治改革罢了。要叙述维新运动，首先就得说说西教士所设立的广学会。它成立于光绪十四年，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其事，其目的在启发中国文化，输入泰西学术，以谋中国的自强。它在当时本无政治意味，及李提摩太于中、日战后到北京，向王公大臣陈说改革事宜，于是朝臣如文廷式、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诸人，士大夫如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都和他交游，讨论变法。在这一群主张变法的人里面，以有为、启超为最急进。有为治《公羊》学，主张张三世、通三统^〔103〕。时廷式受李提摩太影响，已在北京设立强学会，会中并附设强学书局；有为闻风而起，在桂林讲学，也就和启超等组织桂学会。光绪二十一年，有为、启超赴京应试，正值中、日媾和，有为集公车一千三百人签名上书痛论变法救亡之策^〔104〕。自是三年之间，有为屡次上书，立言变法不可再缓，皆不得达。时有为通籍，授工部主事，其变法主张，颇得官僚及士大夫的信仰。二十二年，有为与廷式过往甚密，遂偕启超相率加入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朝臣如孙家鼐、袁世凯均入会，翁同龢也表同情。旋得张之洞资助，又于上海设分会。北京强学书局，刊行一种报纸名《中外纪闻》，上海分会又刊行《强学报》。变法的空气，一时颇为弥漫，但不久强学会就被御史杨崇伊所奏封了^〔105〕。上海分会被封后，由黄遵宪改办时务报馆，启超主撰时论，大受读者欢迎。明年，黄遵宪署理湖南臬司，与巡抚陈宝箴、学使徐仁铸（致靖之子），同心协力，倡立南学会，创设时务学堂，聘启超为总教习，又办《湘学报》，主张变法，湘省风气大开。那时各省学会纷纷成立，如桂林有圣学会，陕西有陕学会，武昌有质学会，苏州有苏学会，上海有蒙学会，广东有粤学会，北京有格致学会，此外还有天足会、禁烟会、农务会等，名目繁多，都附和有为变法的主张，官僚方面，如李瑞棻、徐致靖、徐仁境（致靖之子）、陈三立（宝箴之子）、张荫桓、张百熙、王锡蕃、王照、江标、端方、徐建寅、吴懋鼎、宋伯鲁、李岳瑞、张元济、熊希龄、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康广仁（有为胞弟）、高燮曾、汪康年、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屠守仁、黄绍基等，都可以说是附和有为主张变法的同志。会德国强占胶州湾，举国大哗，有为又上书力言变法。这次上书，他建议三策：第一策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第二策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书上，堂官不为代奏，独给事中高燮曾抗疏荐之。二十四年一月，德宗命王大臣传有为至总署，询问天下大计，有为上疏，陈述效法明治维新三大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以定宪法。”疏既上，德宗下谕以后有为有关新政陈述之奏，当迅速进呈，毋使延搁。有为见知于德宗自此始。三月，有为又倡保国会^〔106〕于北京，于是所谓维新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原来德宗亲政以来，虽受制于那拉氏，但自德占胶州湾后，他就毅然有改革政治的决心。二十四年一月，先后下诏开经济特科，武科改试枪炮，至是得有为所上条陈，又因徐致靖、杨深秀、翁同龢后奏请，遂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召见有为，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得专折奏事。七月，又命刘光第、林旭、杨锐、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均赏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自四月至八月，所下实行新政的诏谕，凡数十起。比较重要的有：废八股取士制，改定科举章程。废止考试诗赋小楷；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州县书院改设学堂；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设立报馆；编制预算；变更兵制，改习洋枪，裁汰冗兵，力行保甲；奖励士民著书制器及捐款兴学；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设立矿务铁路总局；整顿水师；增设铁路矿务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于北京；设立总商会于上海。此外还有删改各衙门则例、裁汰冗员、诰诫因循，广开言路，也都一一举行。这样一来，所谓新政固然轰轰烈烈地闹起来了，但一般顽固旧臣，却正在依附着那拉氏来推翻新政，到了八月初六日，所谓“戊戌政变”果然实现了。

原来那拉氏虽归政，但国家大事，德宗还得请示。中、日战后，德宗图治之心甚切，那拉氏私党孙毓汶、徐用仪等均为所黜，那拉氏因此就撤帝师翁同龢毓庆宫行走，使他不能和德宗接近^〔107〕，又黜汪鸣銮及文廷式等，以孤德宗之势。及德宗召见有为，那拉氏就逼德宗黜翁同龢以为抵制，并以其党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108〕，又命裕禄在军机处行走，以侦察内情。德宗这时，上受制于那拉氏，下阻于军机处和总署诸旧臣，要想推行新政，本来阻力很多。及有为开保国会于北京，御史李盛铎、文悌就相继上疏弹劾，刚毅也奏请查究会中人，德宗不许，反黜文悌，以警其余。等到下诏废除八股，于是全国迂谬守旧的士子，一旦失其出身之途径，也就日夜相聚，阴谋和新政为敌。礼部尚书许应骙更百计阻挠废八股，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交章劾奏，应骙竟转而劾奏有为以为抵制，德宗虽两不追问，但新旧之争，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了。不久，又下诏裁汰冗员，京师讹言有为欲尽撤六部九卿衙门，于是人心惶惶，在位诸旧党更力谋推翻新党。旋德宗以有为所上设立制度局事，交总署议行，为总署议驳。德宗震怒，又交军机处和总署会议，仍旧议驳。德宗益怒。总署及军机处不得已，才将其中末节无关大局者，准行数条，德宗也以有为为众矢之的，遂命有为督办《上海官报》，以保全有为。又德宗自行新政后，广开言路，礼部主事王照因上书请德宗出游东西各国，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事闻于德宗，就把怀塔布等革职，破格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怀塔布之妻，素侍颐和园宴游，颇得那拉氏欢心，至是其妻遂哭诉于那拉氏，谓德宗将尽除满人；德宗和那拉氏的冲突，因此加剧。及德宗命杨、刘、谭、林为军机四卿，专理新政，由是旧臣侧目，政变的实现，为期也就不远了。这时那拉氏定下了废立的计划，密令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德宗奉那拉氏于九月至天津阅兵，打算乘机废掉德宗。定期阅兵的上谕下后，四卿恐惧，便打算利用袁世凯来制服那拉氏和荣禄。时世凯任直隶按察使，统新建军，归荣禄节制。八月初一日，德宗召见世凯，开去其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赐以密诏，命夺荣禄兵权。旋德宗见那拉氏，那拉氏痛斥有为，并命拿办。明日，德宗遂命有为迅速出京。初三日，嗣同往说世凯，叫世凯于天津阅兵时，“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世凯为嗣同所胁，阳为表示同意。这时怀塔布、杨崇伊等已在津与荣禄密谋檄调聂士成军驻津，董福祥军驻长辛店，并三次急电总署，谓英、俄将在海参崴开战，请饬世凯返津防御。世凯至津，把新党秘密告诉荣禄，荣禄即时至京，与怀塔布、许应骙、杨崇伊、张仲炘至颐和园，上封事于那拉氏，请临朝训政，时八月初五日。明日，那拉氏下诏，称德宗病不能视事，复垂帘训政，并把德宗幽于南海瀛台。时有为已搭英轮先一日赴香港，启超亦走日本，那拉氏首捕康梁不得，遂电各省密拿。其他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均被捕下狱，荫桓戍边，致靖永禁，余六人均被杀：当时叫做六君子。此外和新党有关的，都处罚有差。这就叫做戊戌政变。所行新政，一律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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