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英国政策大变导致爆发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于是英国对华政策大变，就借着鸦片问题，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旧称罂粟，又称阿芙蓉。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地方出产鸦片的专卖权，于是鸦片输入，逐年加多。这时外商鸦片，均由公行转售，粤关也视为货物，征取关税。鸦片至此遂成为无税的私运品。于是宣宗严禁鸦片之意遂决。

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它打开了我国数千年来锁国的局面，把我国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使我们老大的农业国和西洋新兴的工商业国觌面相逢。这次战争以后，我国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变动之剧，为以前所未有：这百年来的剧变，实胜过过去数千年中历史上的任何事变。这是我国历史上划时期的所在，我们必先把握到这一点，然后才能够明白近百年来我国局势的转变。这次战争表面上是为着鸦片而起，但实际上决不如此简单。原来英国是世界上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最早的国家，其东略，虽较后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诸国，但它的东印度公司毕竟战胜了荷兰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印度，并且代葡萄牙而起，取得了对华贸易独占权。在中国方面来说，则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开放海禁，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江苏灌云县东北海中）四处各设海关，允许中外商人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封锁其他海港，只留广州一处。当时广州掌管对外贸易的机关，叫做公行，最初由政府指定一人为经纪，专负对外贸易之责；至康熙五十九年，才增加为十三人的公行团体。凡外船进口后，即须将本船所载货物品类数量开单报告公行，并支付一切税项，手续清后，才将货物交由公行转售，其价格概由公行议定，至于洋商私与华商交易，则在严禁之列；又内地运到广州的货物要卖给洋商，也由公行经理，其价格亦由公行议定。英国东印度公司既独占对华贸易，而公行的束缚和粤海关的重税，却又于它不利，所以，于乾隆二十年，派哈利逊（Harrison）、洪任辉（Flint）到定海，请求改至浙江通商，为清廷所拒绝。后来公司又向粤督提出请求，要求改革通商的办法，亦为政府所拒绝。至是英国才决意正式派遣特使，到北京直接折冲。乾隆五十八年，特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至北京，要求自由通商，减轻税额，任听传教诸件；但为清廷所驳斥。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派特使阿姆哈斯（Lord Amherst）到北京，要求自由通商，亦无结果而去。道光十四年（1834），英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准许商人自由贸易于印度、中国各地，并徇中国政府之请，设置专员，以管理在中国的英国商人。英政府因特派商务监督来粤。其首任监督即为拿皮欧（William Jon Lord Napier）。他直入广州，不经公行，打算直递公函给粤督。粤督卢坤，因他不遵对总督用禀帖由公行转达的向例，就令他即日退出广州。拿皮欧抗命，粤督遂下令停止英商贸易。会拿皮欧病疟疾，不能视事，交涉由英商传转，商人谓拿皮欧不知例禁，将兵舰闯入黄埔，现知错误，求恩退出广州。旋拿皮欧乘兵舰驶退至澳门，不久，拿皮欧病死澳门。继任的监督都很软弱，采取缄默政策，以维持现状为主。十六年，改商务监督为领事，其首任领事即为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当时正值朝旨禁烟很严，义律建议英政府，谓中国禁烟已造成严重的局势，或将引起战祸，并且欲和中国自由通商，也非用武力不可。于是英国对华政策大变，就借着鸦片问题，爆发了鸦片战争。

鸦片旧称罂粟，又称阿芙蓉。传入中国，当在唐贞元中，传入者为阿剌伯人，当时只作药材用。到了明代，烟草从南洋输入，中国人开始吸食，其和以鸦片同熬的，则称为鸦片烟，才成为嗜好品。自明季至清初，鸦片都是由葡萄牙人输入中国，但为数甚少，至于吸食鸦片烟，则在雍正七年已有禁例：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地方出产鸦片的专卖权，于是鸦片输入，逐年加多。这时外商鸦片，均由公行转售，粤关也视为货物，征取关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两次下诏禁止鸦片输入，并禁国内栽种鸦片。鸦片至此遂成为无税的私运品。输入转见激增。计自嘉庆五年至十六年，每年平均输入为四千零六十箱，自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每年平均输入为四千四百九十四箱，道光元年至八年，每年平均输入为九千七百零八箱，而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四年间，每年平均竟增至三万箱。鸦片输入日多，现银的流出也随之日多，而铜钱价格也随之低落，于是以前纹银一两只换铜钱千文上下，至是增至一千六百文。至于吸食者多，则影响更为恶劣，所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疏中竟说：“如烟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鸦片的流毒，既如此深大，时大员如朱罇、许球、朱成列、黄爵滋、林则徐等，都先后奏请禁烟，严塞漏卮。于是宣宗严禁鸦片之意遂决。十八年（1813）十月，下诏禁烟；十二月，诏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节制水师。十九年三月，则徐抵广州，即晓谕外商将所贮的鸦片，扫数缴官毁化，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等字样，限期回禀。义律得知钦差谕帖，即由澳门至广州，欲与则徐直接交涉，一时粤人大惊，谣言蜂起，则徐因下令封舱，并命工役退出商馆，断绝外商食物供给，义律不得已，才令外商缴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毁于虎门海岸^〔49〕。各国商人均愿出具甘结，独义律抗命，并令在粤英商，退至澳门。则徐乃遣兵驻扎香山，控制澳门，禁给英人食物，并饬葡官驱逐英人出境，英人五十七家，终被迫而退居船上。义律至是始愿出具甘结，惟不肯书写人即正法字样，则徐态度强硬，并谓泊于外海船只，限于三日内出港，或驶归本国，否则将纵火焚之。会斯密（Smith）率英舰二艘，驶至虎门、川鼻岛，义律遂要求则徐取消焚毁英船命令，并准许英人住于岸上。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兵船前向英舰，斯密令其后退，天培不从，英舰开炮，而战祸遂起，时道光十九年冬。旋义律以无政府命令，稍一接触，即退出虎门。而清廷即于是时，以则徐为两广总督，并下诏停止英商互市。

川鼻岛海战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议会多主对华宣战，道光二十年三月议会开会，通过对华宣战案。五月，调印度、好望角兵一万余人，兵舰十六艘，命伯麦（Conlonel Sir Gordon Bremer）和乔治·义律（Gorge Elliot）统率前来，以则徐守备周密，无隙可乘，乃转攻厦门，又因闽督邓廷桢有备，亦不克，遂北攻浙江，下定海县，进犯天津，入大沽。时天下承平日久，沿海各地除闽、粤守备颇周外，其他各省均现空虚之象，诸文武长官惧祸及身，乃各造蜚语，以中伤则徐。宣宗只好把则徐撤职，遣戍伊犁，廷桢亦奉旨革职，并命琦善署理两广总督，赴粤查办，而以伊里布赴浙，与英人议休战，伯麦旋亦率舰返舟山，以其军舰之半数还屯澳门，暂时与中国休战。二十一年一月，琦善至粤，尽反则徐所为，撤去海防。英人见琦善易与，就提出赔偿烟价二千万元和割让香港的要求。琦善允许赔款六百万元，惟拒绝割让香港。义律以所求不遂，遂炮击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恐战事扩大，乃亲往澳门，与义律会商条件四款：一、割让香港；二、赔款六百万元；三、中英官吏交接，平等待遇；四、阴历正月十日后广州开市，惟不将和议条件入奏。及清廷得知英舰进攻虎门外炮台，始又弃和主战，罢免琦善，命弈山、杨芳、隆文统兵赴粤进剿，并调裕谦赴浙江，饬伊里布回江督任。英人见和议中变，于是击陷虎门，进迫广州，杨芳、弈山、隆文先后率兵赴援，也为所败。弈山恐惧，遂命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军先定休战条约四款：一、将军及各省兵退屯广州城外六十里地；二、允于烟价外，先偿英国军费六百万元；三、军费交足后，英军退出虎门；四、以香港之割让为未定问题，俟日后协商。于是粤民大愤，城外萧冈三元里人民万余，组织平英团^〔50〕，乘英兵陆续退去之际，包围义律不使出，后经余保纯往解，义律才得脱险。未几，六百万元偿金授受已毕，英军始退去，时二十一年四月。然不久又有英军再度北犯之事。原来当和约报告伦敦之时，英政府认为条件过于宽大，就把义律免职，而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inger）代之，并对和约，予以否决。七月，璞鼎查伴巴尔克（Admiral Sir William Parker）抵澳门，旋即进陷厦门，寻又弃去，北上进攻浙江，再陷定海，继陷镇海、宁波。宣宗至是又主战，命奕经赴浙图恢复，又以怡良驻福建，以牛鉴总督两江，分任南北沿海防务。布置才定，而英兵已陷乍浦^〔51〕，旋又进逼吴淞，牛鉴逃走，宝山、上海相继为英所有；英军乘胜陷镇江，于是进逼南京，其兵舰直抵城下。清廷至是战守之术俱穷，而和局遂定。

当英军驶入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宣宗才决意言和，于是命耆英会同伊里布、牛鉴筹商议和事。旋以英人谓耆英等未得全权委任，拒不与议，清廷徇其请，并以耆英等为全权大臣，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与璞鼎查、巴尔克缔结《南京条约》：八二九纪念，由是成为我国人的奇耻大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又称《中英修好和约》，共十三款，今将其要点条举于下：一、清政府纳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鸦片赔偿六百万元，共二千一百万元，其款分四期付清，其最后一期定为公元1845年岁末。英国占领长江一带地方，于第一年赔款付清后，即行撤兵；惟舟山、鼓浪屿二处驻兵，则俟偿金全清，五港开放之后始撤；二、以香港全岛永远割让与英；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许英国派领事居住，并许英商贸易，携眷居住；四、英商货物进出口税，应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英货照例纳进口税后，准由中国商人贩运内地，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课税；五、废除公行；六、放还英国俘虏，凡战役中为英军服务的华人，亦一律免罪。和约既成，清廷即于是年遵约交付第一期偿金，于是英将南京各地之兵撤退，而于舟山、鼓浪屿、香港各置守兵。二十三年五月，耆英奉命至粤，与璞鼎查交换两国所批准的《南京条约》，九月又于虎门订《补遗条约》十七款，以为《南京条约》的《附录》。美、法各国，见英国获利甚多，于是各遣使臣，来华缔结通商条约。明年，美使顾盛（Caleb Cushing）与耆英结《望厦条约》^〔52〕，接着法使剌萼尼（M.de Legrene），又与耆英结《黄埔条约》，其他如比利时、瑞典、挪威诸国，也先后与中国订立商约。二十六年，对英偿金全数付清，耆英乃与璞鼎查后任之香港总督带威（Davis）会于虎门，要求撤退舟山、鼓浪屿的英兵，带威以广州商埠延期开放，未能实行通商为辞，要求舟山永不割让予他国，始允撤兵。清廷许其请，至是英兵才退出舟山、鼓浪屿，以其地还中国，四年来鸦片战争之局由是终结。

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进攻的第一炮，《南京条约》是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加在我国人身上的起点，这八二九纪念，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奇耻大辱。鸦片战争本因禁烟而起，但和议成后，对于禁烟一层，却无重大表示，结果竟弄到鸦片输入逐年增加的趋势^〔53〕。而当时大员，毫无外交常识，只图一时的了结，不顾丧权辱国的重大，却引起日后无穷的纠纷，关于这点，我们在这里应该把条约中丧权的要点，逐项指出来：第一，最惠国条款见于《南京条约》的《附录》中，往后中国对于其他各国予以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英国即可援例享受。第二，领事裁判权在条约上叫做治外法权。《南京条约》的《附录》中载有“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一款，这是外人在中国取得治外法权的初步。其后《望厦条约》又载明“假如中、美人民发生冲突时，不能以别种和顺之法解决之，必须联合二国官吏，依公正平等之义而解决之”，这便是中外官吏会审案件之所由来。而《黄埔条约》所载“管理官在五口中，法人之犯罪案，操有审判彼等之权，故法人永久由彼等自己审判”，更明白承认外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了。第三，《补遗条约》规定从价税为值百抽五。从量税凡船在四百二十吨的，每吨抽银五钱，在七十五吨以下的，每吨抽银一钱。《望厦条约》改定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的，每吨抽银五钱，在一百五十吨以下的，每吨抽银一钱。并规定以后变更税则，应先商于美官。协定关税，由是确定^〔54〕。第四，一国的领海内河，为其主权所在的统治区域，外国兵舰不得自由巡行。《补遗条约》许英舰泊于五口，保护英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又许美、法兵舰至中国口岸。后来长江要埠开放，列强兵舰遂得自由航行于内河。第五，《补遗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均允许英、美、法商人携眷自由居住于五口，并得租借房屋及仓库，又得租借土地建筑房屋、仓库、义堂、病院、学校、营业所，后来上海各地租界的成立，就是根据以上诸约而来的。以上所指五项，便包括了不平等条约的一切本质，后来外交失败后所订的条约，都不过是《南京条约》《补遗条约》《望厦条约》及《黄埔条约》的扩延罢了。他如香港的割让，则更予英国侵略中国以特殊的便利^〔55〕，而舟山不割让予其他各国的规定，则更是后来各国划定势力范围的先声。

鸦片战争：英国政策大变导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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