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制度与社会-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

宋代制度，多仍唐旧，现在先述官制。中央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都不参预政事；徽宗时，才以原有的三师改为三公，又把原有的三公废掉，别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于是以三公为真相之任，三孤为次相之任，其职尊于宰相。三师三公之外，握中央实权的，并不是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却另设“同中书门下”为真相之任，总理政务，又立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又设三司使^〔268〕以理财：形成“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而三省长官，却成为虚职，神宗时，复三省之旧，置门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书令的副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并罢三司使，将其职权归入户部，而枢密院仍旧。孝宗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并删除门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虚称。此外又有六部，与唐无异，不过宋初六部多失职^〔269〕，神宗改革官制，才各还所职。又有九寺，也和唐代无异，但南渡以后，又把光禄、卫尉、太仆、鸿胪诸寺废掉，于是九寺之职，就不完全了。宋仍唐制，有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之设，神宗时，先废司天监，南渡后，又把军器、都水二监并入工部，便只有三监。宋初仍唐末五代之制，又置谏院，但司谏、正言等官多领他职而不预谏诤，神宗时，才把司谏、正言隶入中书省。又沿唐制，设翰林院，以翰林学士知制诰，为清要显美之官。他如御史台，则一如隋、唐，无有改易。地方官有京师和外州之别。五代时，都于京师置尹，宋都汴京，开封府尹不常置，仅设权知府一人，南渡后，都临安府，也是一样。外州之官，宋改唐分道之法为路：太宗时分全国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湖北、湖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东、广西十五路；真宗时，分峡西为利州、夔州二路，分西川为梓州、成都二路，分南江为江南东西二路，共十八路；仁宗时，京东分置京畿路，共十九路；神宗时，分河北、京东、淮南各为东西二路，分京西为南北二路，分陕西为永兴、秦凤二路，共二十四路；徽宗时，又增置燕山、云中二路，共二十六路。南渡后，只剩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淮东、淮西，湖南、湖北、京西、成都、潼川（梓州升）、利州、夔州、福建、广东、广西十六路其余多没于金。宋初惩五代藩镇的专恣，废地方常置官，仅以朝臣出守各郡，叫做“权知州军事”。当时地方分二级制，即以府、州、军、监统县。府州军监各设知事^〔270〕，都是用差遣的形式，命文官朝臣，出去治理。又诸州设通判，以为佐贰，与长吏的得直接奏事，以收相互牵制之效。各县也不设正式的县令，由中朝官外补，叫做知某某县事。以上都是亲民官，此外各路还有厘务官，专管一事，也是委派中朝官出去担任的。最初于各路置转运使，只主一路财赋，太宗后，无所不总，到了南宋，便称为漕司。后来怕转运使权重，又把“提点刑狱公事”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到了南宋，便称为宪司。诸路又有“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二司，南宋合并，叫做仓司。其因用兵而设的，于路又置经略安抚使，南宋称为帅司，此外还有宣抚、招抚、招讨、制置诸使，也是因用兵而设的，但不常置。这些都是监司之官，兼按察之事，于是地方官制，就由二级变为三级了。此外专为一事而设的厘务官更多，如专管漕运的，有发运使，如专管茶马、坑冶、市舶的，也各设提举司，都是由中朝官出去担任。至于节度使、大都督，虽亦设置，但徒有其名，至南宋都督绾军符，才有实权。

宋制岁赋有五类：一为公田之赋，这种田是属于国家的，分营田、屯田、官庄三种，前二种以兵耕为主，官庄以招人佃耕为主，都由政府收租课。一为民田之赋，民田有两种：一是官户民田，为官吏所有，多不纳税；一是普通民田，归人民私有，对国家纳税，所谓民田之赋，即属于后一种。一为城郭之赋，即宅税和地税。一为丁口之赋，即丁税，由人民岁输身丁钱米。一为杂变之赋，又叫做“沿纳”，原来是唐行两税法之后，复于两税之外，折取他物，而后遂变为常赋的；所输之物，为牛革蚕盐之类，大抵随其所出，变而输之。征收之期：夏税从五月起至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原来宋的田赋，是本于唐两税法而来的，但两税已将“租庸调”包括在内，自唐中叶以至于宋，又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今又另有所谓杂变之赋，这便是于调之外又有额外的征取，所以宋的赋税，较唐初为重。又役法至王安石变法，始改用雇役法。司马光执政，又恢复差役法。自是差雇两法并行。南宋孝宗时，处州松阳县（浙江今县）又行义役法，由众出田谷，以助应役之家。义役法本来有利于民：役户既可免破产之苦，而一处役费，归众均摊，且由人民自办，自然可以办到公平的地步。可惜推行并不普遍，所以宋代人民依旧不能脱掉力役之苦。此外又有官卖品，分盐、茶、酒、矾、香五种，前四种始于唐代，宋代仍之；香的官卖，至宋太宗时才实行。宋盐依产地分为三种：产于沿海诸路的为海盐：产于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安邑（山西今县）两池的为解盐；产于四川的为井盐。海盐于产地设亭场，制盐之民称亭户，或称灶户；制解盐之民则称畦夫：这两种盐都是籍民制盐，由官发卖。四川井盐，大者称盐，小者称井，盐归官掌，井则听民制造贩卖，由官征税。宋时植茶之处称山场，采茶之民称园户；园户都隶属山场，除岁纳茶若干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都归官收买。官家买茶，预先将钱给园户，叫做“本钱”。于产茶之地设“榷货务”六处，官所收的茶，或送“务”，或就本场发卖。宋时榷酤之法，是于诸州城内由官置“务”自酿；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南渡以后，又立隔槽法，由官设场，置备酿酒器具，民以米入场自酿，由官收税。宋代管理鬻矾的机关，亦谓之“务”，制矾之民称镬户，所制之矾，由官发卖，香即香药，和宝货都是由国外运来的。宋于京师置榷署，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官库的，不得私相贸易。又宋代还有一种借官卖以省漕运的办法，是为“入中”和“入边”。“入中”即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使商人持券至一定的地方，凭券取一定的官卖品。“入边”即是商人纳刍粟于边塞，官给以券，使商人持券至京师或其他积钱之处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最初只有茶盐行此法，后来东南缗钱和香药、犀、齿，也行此法。后来商人从中牟利，却把所入的刍粟，高抬其价，谓之“虚估”，而官卖品遂不免虚耗；加以边塞上入刍粟的土人，并不知茶利的厚薄，于是得券都转卖给商人，商人又从中抑勒券价，这样一来，实际入刍粟的土人便获利无几，于是入刍粟的都以利薄不趋，而边备日蹙。到了这种情形，政府才令商人专以现钱买茶，官也以现钱买刍粟以备边，于是茶不为边籴所需，而通商之议起。通商之议，起于仁宗时，其法就是废掉茶禁，停给园户本钱，把从来政府应得息钱的半数，均赋园户，叫做“租钱”^〔271〕，而听园户和商人买卖。至徽宗时，蔡京执政，又变茶法，重行禁榷，其法由官制短引和长引^〔272〕，卖给商人，商人持此引，即可至园户买茶，得茶之后，即可贩卖。又盐法，也和茶一样，行的是盐钞法，都和“入中”、“入边”有关。其法：积盐于产盐之地，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边塞军州。商人“入边”刍粟的，即可得钞，或至京师取钱，或至产盐之地取盐。至蔡京行聚敛，盐钞法始坏。到了南宋，依旧如此，不过淮、浙之盐，也和茶法一样。后来改用通商，又有杂税。杂税，最重要的是商税，于州、县、关、镇置“务”以征取之，行商有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商有住税，每千钱算三十。还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农器、衣履、谷粟、油面等名目，其苛敛可知。此外阬冶有税，典卖田宅有税^〔273〕，而和买及和籴^〔274〕，尤为厉民之政。南渡以后，因国用不足，新兴的杂税便更加苛细了。又江、浙官田，和赋税制有关，也得附带说说。原来韩侂胄被诛之后，凡侂胄与其他权倖之田，多在江、浙，朝廷将这些田没收，募民耕种，纳租很重。南宋末年，贾似道又勒买江、浙私田。其法：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其余都抽取三分之一，买充公田。所买公田，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为税额。这个办法，本来可以限制兼并之风，不过用贱价勒买，有田价值千缗的，却只给四十缗，又要搭发“度牒”、“告身”种种纸币，便成了厉民之政。这样一来，田主固然破家者众，而官租额重而纳重，农民也就受害不浅。加以当时买来的田，不尽是腴田，而政府却硬要承种的人，输出腴田的租额，农民就益加痛苦了。南宋亡后，虽其厉民之政已成过去；但江、浙田租之重，则迄未尝改。

宋代的兵，分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禁兵拱卫京师；厢兵镇守诸州；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以资防守；蕃兵出自塞下内属诸部落，以为藩离之用。乡兵和蕃兵，不是各地都有；厢兵也少教阅，不堪阵战；所以宋代可用之兵，只有禁兵。后来禁兵也教阅废弛，王安石变法，才以民兵，行保甲法。司马光复古，又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南渡后，又立御前五军；以杨沂中将中军，总宿卫；刘光世将右军，岳飞将左军，张浚将前军，韩世忠将后军。光世降刘豫后，即以吴玠将左军。而韩、张、岳均带宣抚使职，号为三宣抚司，权力尤大。等到罢掉三宣抚司，诸军才直隶中央枢密院，于是所谓御前军事实上又变为宋初的禁军。又南宋有水军，号称凌波楼船军。

宋初的法律，沿用唐代的律令格式，而随时随事有所损益。其为律令格式所未备的，则别有“敕”；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也有“敕”，但行于一地方。神宗时，迳更其目，改为敕令格式：凡丽刑名轻重、禁于未然的叫做敕；凡载约束禁止、禁于未然的叫做令；凡言等级高下、设于此以待彼的叫做格；凡言体制模楷、使彼效之的叫做式。至于刑名，亦分笞、杖、徒、流、死五种，和唐代一样，所不同的，就是“流”之外，还有配役和脊杖，“徒”之外，也有脊杖，“杖”和“笞”之外，还有臀杖。此外还有刺配^〔275〕和凌迟，则更惨酷。

宋代学校制最为完备。京师有太学，宋初称为国子监，或称国子学，分国子生和太学生，国子生限于京朝七品以上的子孙，或清要之官的亲戚，太学生由八品以下的弟子及庶民中之俊异的充选。王安石变法，欲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取士，才创设三舍升试之法^〔276〕；徽宗时，曾一罢科举，专以学校养士；南渡后，又重建太学。其课程：宋初分习《五经》，兼及词章，神宗以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颇占势力。又有辟雍，创立于徽宗时，又名外学，所以处置外舍生，实为太学之一别院，其性质同于现在的大学预科，南渡后废罢。仁宗时，立四门学，哲宗时，立广文馆，其性质都等于大学，但不久即废罢。此外属于专科性质的，有律学，立于神宗时；有算学，立于徽宗时，后并入“太史局”；有书学和画学，也立于徽宗时；有医学，立于神宗时，后并入“太医局”；有道学，立于徽宗时，但不久即废罢；又有武学，立于仁宗时。属于小学性质的，有神宗时创立的小学，理宗时又立内小学，选宗子自十岁以下资质优美的入之，为贵胄学校，而前者则为普通学校。又有宗学和诸王宫学，也都是贵胄学校，而且是大小学合校制的学校，到南宋宁宗时，又把诸王宫学并入宗学。至于地方，则宋初无州县之学，只有书院。书院制因模仿佛教徒的禅林制度而起^〔277〕，而其名称，则仿自唐代^〔278〕。宋初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四大书院，又有石鼓书院^〔279〕，也很有名，其性质，初本为私立，后来发达，于是有官立的，也有改私立为官立的。书院的主持者，有洞主、堂长、山主、山长等名称，此外又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辅助他，名号制度殊不一致。其讲学，普通由堂长、山长担任，但有时也请名儒临时演讲。讲学时，时以所讲著为讲义，或录所问所答成为语录。两宋书院的总数，约达八九十，其发达可知。至于州县学，则至仁宗时才设立，神宗又定试程，哲宗并推行三舍升试法，于是规模始有可观。神宗时，又于诸路置学官，其后徽宗、高宗续置学官，地方教育行政自是才有专员管理。

宋代科举制和唐制大同小异，其贡举有进士和明经诸科，又别有制举。进士试诗、赋、策、论和帖经墨义，明经诸科但试帖经墨义；制举即特科，所以待天下的才杰，由天子亲策之，贡举先经州考，州考及格，再送礼部，叫做发解。经礼部考试及格，方为及第。旋太祖以举官用情取舍，因选礼部及格的，亲御讲武殿覆试，始为及第：自是殿试^〔280〕遂成永制，贡举年限，初无定制，至太宗时始定三岁一贡举。不过所试诗赋，流于浮华，帖经墨义，又陷于记诵，都不合实用，于是改革之议起。仁宗时，范仲淹等主张先策论而后诗赋，罢帖经而问大义，便已有改革的倾向，只是不曾实现罢了。至王安石变法，才实行改革。安石欲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取士，所以立三舍升士之法；而于科举，则罢诸科，独存进士，废诗赋帖经墨义，改试诸经大义，并以所释《三经新义》颁于学官，又新立明法一科，以待诸科不能业进士的人。徽宗时，曾罢科举，专以学校取士，但不久仍旧恢复科举。哲宗时，分进士为经义、诗赋两科，自是至宋之亡，未有改易。

五代时，蜀、闽、楚都铸铁钱，和铜钱并行。宋兴，铸宋通元宝，而旧俗用铁钱的不禁。以后每朝都铸铜钱，冠以年号，皆称元宝。神宗时，以旧铜铅铸钱，号“折二钱”，通行天下。徽宗时，蔡京铸“当五大铜钱”，旋又铸“折十钱”。后来因为契丹得宋铁钱为兵器，于是京又铸“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夹锡钱轻，颇困民，所以行而复废，而折二钱独行。又有纸币，起于真宗时。那时张咏镇蜀，以蜀人患铁钱重，不便交易，于是发行一种纸币，叫做“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一换叫做一界。以富民十六户主其事。后来富民穷了，无钱换回交子，于是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奏请于益州设交子务，禁民私造，改由官家发行，仁宗从其议。神宗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但不久即罢。徽宗时，蔡京又改其名为“钱引”，通行诸路，只有闽、浙、湖、广不行。后来不蓄本钱，而又增造无定数，至一缗只当钱十余文，于是交子之法大坏。南渡之初，仍行交子，其后又有会子和现钱关子，也和交子一样。不过后来既不兑现，每界又不按时收回，于是价格日落；宁宗时，虽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去收回（当时称为称提），依旧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此外行于一地域的，更有川引、淮交、湖会。

宋代的风尚，和唐、五代不同。宋人是讲究砥砺名节的，这固然是五代风俗败坏、廉耻扫地的反动，是由于太祖、太宗诸帝的提倡气节，然宋代理学专讲修养，却也是养成这种风气的原动力。不过宋人持论太过，论人不免失之苛刻，论事不免失之负气，于是到了末流，矫激沽名，而党祸就由是发生。但是南宋之亡，忠臣义士，能够视死如归，却又未始不是砥砺名节的结果。宋代礼俗，大致和前代相似，现在只将特异之点来说说。以婚姻论，妇人再嫁，宋初还颇流行，但自程颐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来，于是夫死守节不嫁，就成为教条。以丧葬论，丧中佛事，至宋犹盛行，惟北魏以来的火葬之风，至宋始有明禁之诏。以祭祀论，天地宗庙之祭，都和前代相同，但孔庙殿名大成，则始于徽宗的赐号。他如节令，有上元节的灯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中元节的盂兰盆，而立春、社日、寒食、清明、重阳、冬至诸节，却和前代相同。如戏玩，则有奕棋、象棋、牙牌、叶子戏、打马、鞬子、升官图、双六和百戏。

宋代的农业^〔281〕，颇着重于垦荒和边地的开拓方田，但垦荒的利益，全在政府，至于边地的方田，也只是借以省馈馕，都于人民无利益。工业较唐代更为发达，除政府的官营工业外，还有许多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作坊。同时因为作坊的发达，于是在师傅徒弟二等级之外的独立工匠也特别增多，都为作坊所雇用，有月佣和日佣之分。并且因为手工业的进步，分工也就愈细，行为组织也就愈多，所以南宋时的杭州，竟有四百十四行，较唐代的东都增多了一倍。当时最著名的手工业，当推陶瓷，以景德镇所产为最优，还有定窑（今河北定县）、汝窑（今河南临汝县）、官窑（在汴京）、哥窑和龙泉窑^〔282〕，都有名于世。纺织以锦標为最精，而亳州的轻纱和闽、广的木棉布，也很著名。此外如雕漆，以螺钿漆器为最有名；而印刷、军火、指南针三项，在宋时也都有进步，到第三十八章再说。宋代的商业，虽有政府种种病商之政，但因工业和交换经济的发达，所以商业还是很盛。北宋商业以汴京最称繁盛，南宋首推临安。至于对外通商，则于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鄞县）、泉州（今福建晋江县）、密州板桥^〔283〕五处设立市舶司，东洋的日本、高丽、南洋的阇婆、占城、渤泥、三佛齐，西洋的印度、大食都来各司所管辖的口岸通商。输出品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为大宗，输入品以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瑇瑁、玛瑙、水晶、番布为大宗。当时海关税率为十分之一，香药和宝货由官收买，再由官卖出。那时东方海上贸易的枢纽为三佛齐，而三佛齐与泉州之间，每年有两次定期航海。又上述诸州，多有番坊，即外国人所特有的居留地方。其对北方贸易，则于边境置榷场以为互市之所。大抵辽的输出品为钱、银、布、羊、马、橐驼，输入品为香药、犀象、茶。夏的输出品为马、牛、羊、驼、毡毯、甘草，输入品为香药、瓷器、漆器、姜、桂、帛、绮、罗、缯。金的输出品为丝绵、锦绢，输入品以茶为大宗。

宋代人民，最为痛苦；其情形，在上册第三十一章中已详细说过。至于其所以致此，则第一由于宋之赋税取于民者过重，而苛税频兴，征取之法又不良，结果就弄到民力不能担负；第二由于兼并的厉害和力役的纷繁，而高利贷的剥削，益加使民不能自活；他如对外战事的频仍和军费的浩大，也都是增加人民痛苦的原因。所以当时虽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米场、柴局、药局、慈幼局、养济院、安济坊、居养院的设立，以救济贫民，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