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文集·专著卷：变法与党争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原来宋代有常平法，于各州县设常平广惠仓，如谷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青苗法行，于是蓄积之家，不得邀其倍息，而农民得以赴时趋事，兼并不得乘其急。这是安石改革兵制的治标方法。初令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备盗贼。此外还有关于学制和贡举的改革，留到三十六章再讲。至安石变法，而党争益烈。

太宗没，太子恒立，是为真宗（998—1022）。当时政治，只是因循苟且，毫无建树。真宗没，太子祯立，是为仁宗（1023—1063）。这时朝臣范仲淹上书十事^〔221〕，力主改革政治，但未见诸实行，仁宗没，嗣子曙立，是为英宗（1064—1067）。英宗没，太子顼立，是为神宗（1068—1085）。神宗励精图治，以王安石为相，尽革旧制，力去因循，于是变法运动起。那时急于要改革的，就是军政和财政。军政方面，以兵额论：太祖时三七八〇〇〇人，太宗时也还不过六六六〇〇〇人，真宗时就增加为九一二〇〇〇人，仁宗时竟增加为一二五九〇〇〇人，英宗时仍为一一六二〇〇〇人。这些兵士都是由招募而来，或为市井的无赖子弟，或为陇亩力田之人，养于无事之时，并不识战阵为何事，所以饱于衣食，久而就流于骄惰。他如出戍和代还，还有额外的赏赐，这不但国力所不能支，并且姑息因循，却更加助长了兵士骄惰的习气。财政方面，以岁入岁出而论：太宗时，岁入二二二四五八〇〇缗，支出之外，还盈余大半；真宗时，岁入一五〇八五〇一〇〇缗，支出之外，还盈余二四〇七四九〇〇缗；仁宗时，岁入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收支还能相抵；到了英宗之世，岁入虽有一一六一三八四〇五缗，但收支相较，还不足一五七二六〇四七缗，财政不足，惟一的办法，自然只有聚敛括削；结果人民负担日重，生活益苦；而政府的括削，也就到了括无可括的地步。这样一来，军政和财政需要改革，也就缓无可缓了：这就是变法前的局势。

安石为着整理财政，特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凡一岁国家用度和郊祀大费，都由“制置条例司”编定预算，内廷土木工作，多所罢省，一年之间，计裁省冗费十分之四。至其所行新法，则如次所述：一曰青苗法。原来宋代有常平法，于各州县设常平广惠仓，如谷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后来常平法坏，于是蓄积之家。得以乘时抑塞农夫，邀勒贫民。安石因将常平广惠仓的蓄积，当农忙时借与农民，及秋，随赋税交纳，取息二分，叫做青苗钱。青苗法行，于是蓄积之家，不得邀其倍息，而农民得以赴时趋事，兼并不得乘其急。二曰募役法。原来力役，就是唐代租庸调法的庸，后来既行两税法，则庸钱已在两税之内，不应另外有所谓力役。然自唐中叶以后，仍按人户等第出力役，这便是于两税之外，又加重人民一层负担。宋代沿前代旧制，随户等签差以充役。当时力役重难，有破产不能给的，有父子兄弟不敢同居的，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其惨苦不可胜言。安石因行募役法，以革其弊，其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改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这样一来，人民虽出役钱，而其身体却从此恢复自由，无复签差充役之苦，得以从事所操之业。三曰市易法。原来天下货物至京，市无常价，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安石因仿周代司市汉代平准而立市易法，其法：“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这样一来，于是富商大贾不得乘急居奇，而贫穷之户却深受其惠。四曰均输法。我国旧有任土作贡的制度，汉、唐以来，人民除担负租税而外，依旧以土产充贡。宋仍旧制，诸路上供岁有定数。但因年岁丰俭不常，而诸路贡物又不能稍有变更，于是州县为着求副功令，迫不得已，就只好仰给于商贾，商贾乘公私之急，便操有轻重敛散之权。安石因建均输法，以革其弊，其法：“以发运（使）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这种方法，本来可以流通货物、调节物价，使大商无从居奇操纵，但因其时朝臣刘琦、苏轼的反对，却不曾实行。五曰农田水利法。当时州县陂塘，多所湮废。安石因奏请神宗，诏州县兴修塘堰圩堤，并令民种植桑榆，于是六年之间（1070—1076），兴修水利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六曰方田均税法。从来田赋科则，最易紊乱：大抵田亩数目之具于官籍的，多无精确的编查，于是田赋失均，富的取巧抗匿，贫的转多桎梏。安石因立方田法，以整理土地，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方之角，立木为标帜。丈量之后，面积既定，于是参以地味，以定赋税。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不收奇零，凡瘠卤不毛之地以及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神宗时，曾推行此法，但整理所及，才过半数，因官吏奉行，多致骚扰，即诏罢方田。后来徽宗时，蔡京执政，复行方田法，推行不久，而宋室也就南迁了。七曰改革兵制。募兵的穷败，已如前述，安石为相，即实行改革兵制。熙宁元年（1068）诏令裁兵：凡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冗兵由是大减。明年，又诏废诸军营，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明年，又改诸路更戍法，置将统兵，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受命作战，庶兵不为无用。这是安石改革兵制的治标方法。至于治本方法，则以保甲法而推行民兵计划，以渐革募兵之弊。其法：令人民以五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初令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备盗贼。后来教保长以武艺，令其转教保丁。募兵缺，则收其馕，以充民兵教阅之费。此外还有保马法^〔222〕，又置军器监^〔223〕，以总内外军器，也是和军政有关的新法。上面所述七项新法，前六项是属于财政的，其主要目的，在抑制豪强的剥削和兼并以救济贫民，而市易诸法，多少又带有以国家权力限制私人资本独占的倾向。此外还有关于学制和贡举的改革，留到三十六章再讲。

宋代朋党之争，始于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224〕；英宗时，因追封濮王典礼^〔225〕，又惹起了党争。至安石变法，而党争益烈。原来当安石初入相时，朝臣如韩琦、唐介、孙固、吕诲都力持反对，等到安石实行新政，旧臣便相率而去，不和安石合作。安石至此，就不得不引用新进，以为己助，所以陈升之、吕惠卿、章惇、曾布之流，均得入朝执政。这样一来，凡安石立一新法，旧臣便力加反对，而安石为着实行政策计，也就不顾一切，斥逐所有诋毁新政的人，于是而有新旧党争。神宗时，新党得政，安石本来可以借此大行新政，但是一方因为在诸州县推行新法的人，或逼于功令，有时失之操切，或所用非人，每每借新法以中饱私囊。所以新法的推行，遭遇着许多阻碍和非难，他方面又因为旧臣和后族的反对，益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于是力主变法的神宗，也就发生动摇，对安石顿起厌恶之心，安石不安于位，至是也就不得不求去职。安石一去，吕惠卿之流虽仍力守安石之政，但其求治之心不如安石之切，而植党揽权反较安石为甚，所谓新法，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有名无实了。神宗没，太子煦立，是为哲宗（1086—1100），年幼，太皇太后高氏（神宗之母）临朝，以旧党司马光为相，尽罢新法，新党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俱黜。光卒，又以吕公著为相，这时旧臣俱进，但诸人又不免以类相从，于是旧党之中，又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公著死后，各党攻击益烈，而洛、蜀两党尤甚。元祐八年（1093），高氏没，哲宗亲政，以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叫做“绍圣”之政。惇又引用蔡京及其弟卞，贬旧党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诸人于岭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谥号，其他范祖禹、程颐诸人，也遭贬斥。哲宗没，无子，太后向氏与群臣共立端王佶（神宗第十子）嗣位，是为徽宗（1101—1125），向氏临朝。一时颇进用旧党，罢免蔡京、蔡卞。不到一年，徽宗亲政，倾向新政，于是曾布勾结宦官童贯，得与韩忠彦（琦之子）并为宰相。旋布与忠彦交恶，布因引蔡京以自助，于是京得入朝。未几，忠彦去而布又为京所排，由是京为宰相，独揽大权，次第恢复新政，一意排斥旧党，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居京师，又立党人碑，凡百二十人，书其罪状，叫做奸党。至是新党战胜旧党，党争遂止。然朝政尽归小人掌握，北宋统治，也就迫于末运了。

旧党尽除之后，大权落在蔡京手里。蔡京表面上在恢复新政，但实际上却在搜括人民，以供奉徽宗。京命童贯掌苏杭应奉局事，至东南一带监造御器。又命朱缅领花石纲，收买东南人家的花石，以入京师。又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又造万岁山，穷极奢侈。自是徽宗侈于游宴，不问国事，帝又信京及其子攸的邪说，力崇道教，迎道士林灵素于京师，为建通真宫，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凡为道士的均有俸，毎一道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凡设斋醮，每次所费辄数万缗；又置道阶宫，立道学，编道史，自号教主道君皇帝。这样一来，国用日益不支，而聚敛搜括又已尽净，于是民不聊生，遂相率为盗。宣和二年（1120）方腊反于东南^〔226〕，明年，宋江又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227〕，虽不久为朝廷所平，但山东、河北一带，盗匪所在均有，终北宋之世，朝廷不能定。这时金人崛起北方，势力最盛，所以宋自联金灭辽以后，金人乘宋室衰弱，拥兵南下，而宋室就不能不南渡了，其详留到三十四章再讲。

杨东莼文集·专著卷：变法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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