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中外文化的交融

中外文化的接触，发端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极盛。现在先述朝鲜半岛所受我国文化的影响。朝鲜自来臣服我国，自卫满入朝鲜后，我国人移住朝鲜的渐多，汉武帝征服朝鲜，建四郡以统治半岛。六朝时，又从我国输入佛教；隋、唐两代，更遣子弟入中国留学，其所受我国文化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兹分述如次：一曰儒学。儒学传入朝鲜，为时甚早，到了新罗一统半岛之时，始立国学，其后至圣德王（702—736）时，又自唐得孔圣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像，置于国学。元圣王（785—798）时，又模仿唐代，立科举制度，提倡儒学与文学。朝鲜半岛自从提倡儒学以后，于是《九经》《四史》《玉篇》《字林》诸书，均为彼邦士子所诵习，而尤爱《文选》。二曰佛教。朝鲜半岛的佛教，系从我国输入的，其输入时期，高句丽最早，约在四世纪之末，其次为百济和新罗，约在五世纪之初。但三国以新罗的佛教为最盛。新罗的法兴王（514—539），要算是提倡佛教最力的人。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又设僧官，以掌理教务，并大建寺塔，以尊崇佛教，当时名僧辈出，如惠通、义湘、慧昭，都有功于佛教，且多为唐之留学生。三曰美术。高句丽和百济的美术品，留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大抵高句丽受北魏的影响，故其绘画、雕刻、建筑，都带着雄伟刚健的作风，而百济则受南朝影响甚深，故以纤巧见长。新罗的美术品留存至今的甚多：如应州南门外出土的黄金宝冠，庆州郊外的瞻星台，以及庆州佛国寺的寺塔、石窟、殿宇等，都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雄浑的作风，便是受了唐代的影响而产生的。

渤海国最初建国者为大祚荣，属貉族，本高丽别种。当唐灭高丽时，大祚荣率其族人徙居营州（今热河朝阳县）。原来营州在唐初是异族杂居之地，武氏万岁通天间（695—696），契丹李尽忠叛唐，攻陷营州，大祚荣因率其族人及靺鞨部众渡辽河向东北远遁。唐命李楷固进讨大祚荣，楷固大败，大祚荣因于今松花江上流建立渤海国，领有靺鞨部众，时武氏圣历二年（699）。其疆域包有今吉林全省、辽宁东半部、朝鲜咸镜平安二道及俄领沿海州。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被灭于辽。其政治制度，完全模仿唐代。以中央官制论：立宣诰、中台、政堂三省，正和唐代的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相当：政堂省之下，分左右六司，分理政务。左为忠、仁、义三部，相当于唐代的吏、户、刑三部，右为智、礼、信三部，其智部相当于唐的兵部，信部相当于工部：他如中正台，司义寺、胄子监，又相当于唐制的御史台、太府寺、国子监；而太常诸寺，竟和唐制完全一样。以兵制论：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北左右卫，正与唐中央兵制相合。以地方行政区划论：亦模仿唐制，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之设。其京城东京城的建造，正与长安城的建造一样。总括一句：当时的渤海国就是唐的缩图，其所受我国文化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隋、唐以前，我国文化多由朝鲜间接传入日本。晋武帝太康四年（286），百济缝衣女入日：明年，百济阿直岐献良马，日本应神天皇即以阿直岐为皇子之师，明年，王仁由百济献《论语》《千字文》：是为汉字传入日本之始。晋惠帝光熙元年（306），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代日出使至吴^〔186〕，求缝织工，阿知等伴吴缝织工归日。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雄略天皇使身狭青、桧隈博德出使至吴，求得汉织吴织，及缝衣工兄媛、弟媛归国，又集合秦人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余人，赐姓秦氏，使从事养蚕织绢。明年，又从朝鲜招徕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画部因斯罗我、锦部定安那锦、译语卯安那诸技工。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至日，越二年，百济又以博士高安茂代段。梁武帝普通三年（522），汉人司马达等至日，以广布佛教闻于时。梁元帝承圣元年（552），百济进佛像经论至日，明年，百济医、卜、历、算等博士又至。陈宣帝太建九年（577），从百济得经论及律师、禅师，又得百济佛工、寺工，日本佛教由是逐渐发达。这样看来，可知隋、唐以前，日本的汉化，多得力于朝鲜半岛的传递。而在日本文化和政治上的活动者，却全为汉人。据日本史书所载，当时由弓月君从乐浪带方两郡率领至日的汉人，日本称为秦人，由阿知使主率领至日的汉人，日本仍称为汉人。这些汉人，或替日本出使至中国，如阿知使主父子及身狭青、桧隈博德是；或替日本政府掌府藏的出纳，如阿知使主和弓月君子孙秦氏是，后来阿知子孙以内藏、大藏为氏，就是由阿知掌管府藏而起的；或替日本政府掌文书记录，如阿知子孙东文直及王仁子孙西文首是。隋、唐以还，日本所受汉化更深，兹分述于下：一曰政治。隋、唐以前，日本仍是部落杂处，圣德太子时，即有意于政治的改革。后来高向玄理、僧旻出使至唐，目击盛唐中央集权制度的成绩和种种设施的完备，归国后，便力倡政治改革。贞观十九年（645），孝德天皇即位，置国博士，即以玄理、僧旻为博士。明年，遂下大化改新^〔187〕之诏。所谓大化改新，主要的就是夺取各部落的土地人民。使各部落部长失却独立行使政权的力量，而受天皇的封爵，充当中央政府的官僚；其所属人民，则计口授田，使之成为有封建身分的农民：这样一来，日本就踏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阶段。大化改新运动，可以说是唐化运动。以法典论：所谓近江令、大宝令、养老令，都是模仿唐代的法典而撰成的，不过不如唐法之繁复罢了。以官制论：中央设神祇、太政二官，相当于唐之三省，太政官之下设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相当于唐之六部。他如行户籍法，定授田之制，设租庸调法，定官阶以别等级，都无不模仿唐代，而当时名的平安京，其布置，其建造，都无不和长安城一样。二曰佛教。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即已输入日本，至隋、唐而大盛。当时日本留唐学生最多，其传律宗者，有道光，传三论宗者，有智藏、道慈；传法相宗者，有道昭、智通、智达，均从玄奘问学，此外如智凤、玄昉则从智周问学；传真言宗者，有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圆仁、惠运、圆珍诸僧，故本宗盛行于日本；传天台宗者，有最澄；他如净土、华严二宗，亦于唐时入日本。以上诸日僧，尤以道昭、最澄、空海为最著名：道昭临死，遗命火葬，是为日本行火葬之始；最澄传天台宗，日人称为传教大师；空海学问渊博，于书画、雕刻、医学无所不通，又采汉字的单音，作平假名，凡四十七字，撰成《伊吕波歌》，是为日本文字之始。他如佛寺佛塔的建筑，佛具的制造，佛像的雕刻，都无不模仿唐代。三曰学术。日本留唐学生中，有吉备真备到长安学习经史，携《唐礼》和《太衍历经》归国；又有大和长冈至唐学刑名之学，与吉备真备同删订律令；又有膳大丘，于长安国子监学经学，归国后任大学助教，继为博士，后奏请尊孔子为文宣王，日天皇许其请；又有永忠，至唐学经论及音律，携《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回国；又有伊豫部家守，学《五经正义》及《切韵》《说文》，归国后任大学助教，又有橘逸势，到长安历访明哲受业，唐之文人呼之为秀才；又有菅原梶成，通医术，入唐留学，归国后为针博士，继为侍医；又有春苑玉成入唐学阴阳道，传入《难义》，以教阴阳诸生。而最有名的要推吉备真备和阿部仲麻吕留唐十七年模仿汉字，制造片假名，与空海所作平假名，并为日本文字之始；阿部以慕华风，不愿归国，其后仕于玄宗，易姓名为晁衡，见闻该洽，善作诗，与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之流时相赠答。至于汉人留仕日本的，也不在少数，其见于记载的，有沈惟岳、袁晋卿、李元环、皇甫东朝、皇甫昇女、晏子钦、徐公卿、孟惠芝、张道光、卢如津、王维倩、朱政、王希逸、李法琬诸人，均改从日本姓氏，叙位任官。以上所述三项，仅举其最重要的而言，其他如住宅、家具、饮食、衣服、风俗、书画、雕刻、刺绣、染织、耕种方法、音乐、舞蹈诸项，也多由此时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明，还依然带着唐代的流风余韵哩！

交州即今安南地，自汉置郡县后，即隶入中国版图。后汉时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其地始受汉化。马援定交趾，于日南郡象林县置两铜柱，留十余户于铜柱处，至隋有三百余户，士人以为流寓，称为马流人。唐代以还，林邑为东西交通要道，有交趾船，往来于中国、交趾间，于是汉人往林邑的日多，而林邑益染华风。林邑的西方有赤土，即现今的暹罗，相传当梁末隋初之时，有中国公主下嫁赤土为王妃之事，并有陶工及其他美术工艺家随之南来。至隋大业时，始命常骏通赤土，我国文化大抵亦随之传入。赤土之西，有骠国，郎汉之掸国，现今的缅甸，汉世曾遣使朝贡，唐世又来献国乐，其所受汉化情形，虽史无记载，但其使臣屡次至中国，或许我国文化也由彼辈传入骠国。诃陵和唐代的关系，已如前述，据Campbell所著《爪哇史》所载，则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有中国大船一艘，在三宝垄附近沉没，其船员招集余众，定居其地，是为中国人定居爪哇之始；但在唐代，诃陵既为南洋交通要道，则华人定居其地者，必早于此时无疑。又有渤泥，即今婆罗洲，其地名以支那（Kina）起首，如Kinabau译言中国寡妇山，如Kinabatangan译言中国河，其受我国文化影响之深，可以想见。总之唐代南洋交通最为发达，如罗越、室佛利逝、诃陵且为必经的孔道，而西行求法诸僧如义净者，甚至留室佛利逝四年有余：这样看来，海南诸国在当时受有我国文化的影响，便无疑义了。

西域文化，影响我国最大的，如音乐，如琉璃，如葡萄酒酿造法，如葡萄、苜宿各种植物。在以上各章，都已说过。此外还有毛织品，亦产自西域，自汉世即入中土，而流行于陇右一带，所以至唐而有兰州之绒、凉州之毼，西州之毡。又如胡衣胡食^〔188〕，以及杂戏中的泼寒胡戏^〔189〕，大抵亦来自西域。我国文化，影响西域方面的，如铸铁之术，如凿井之法，已如前述。唐代以还，内地和西域交通日繁，其居留西域的汉人，自不在少数，据日本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所载，唐柳中县（今鄯善县鲁克察克）的户籍断简，业已出土，其上载有柳中县官厅登记的户籍姓名年龄等，其授田课税，一如内地，便足见当时定居西域的汉人之多，而唐代文化亦逐渐传入西域，至于其他文物的出土，则更不可胜记，如Stein在敦煌、于阗间所发现的竹简和木简，多至数千，其中有《仓颉篇》和《急就篇》和历书，断定为汉世的遗物；他又在敦煌附近，发现用缣帛写的信札，也系汉世的遗物；此外如吐鲁番附近出土的《论语》的断片、龟兹附近出土的《汉书·张良传》的断片以及各种绘画，都系唐代的遗物。由这些遗物，也可以看出西域所受汉化的情形。

印度文化，影响我国最大的，就是佛教：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次如建筑、雕刻、塑像、绘画诸美术，随着佛教的传入，也流入我国。单就绘画来说：六朝画家，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约有百四十人，画题中带有印度成分的有三十九人，占三分之一以上。又谢赫论画有六法，有人以为和第三世纪时印度Vatayayana所说的六法相似，而印度东来的高僧如僧迦佛陀、昙摩拙义诸人，也以善画著名。以医学论：印度古有五明，五明之一为医方明，六朝时来中土的印度沙门大都曾学五明；当时僧徒也有通达医理的，如敦煌于道邃即善方药，而于法开且祖述耆娑妙通医法，《隋書·经籍志》载有印度药方达四五十卷。以天文数学论：《隋书·经籍志》也载有印度传入的天文数学书达六十卷，而瞿昙悉达官至太史监，受诏译《九执术》，即今介绍天竺数学之始。以音韵论：唐僧守温所作三十六字母，即取自印度梵文；而《大般涅槃经》和《华严经》亦有梵文字母。以音乐论：苏祇婆所传入的琵琶七调，即印度北宗音乐的一派。他如制糖之法和木棉，也自印度输入。以上所述，都是印度传入我国的文化；但我国的文化，也有输入印度的：如印度自我国输入梨、桃，如玄奘以梵文译老子《道德经》，如唐代《秦王破阵乐》之演奏于戒日王宫廷，都可以窥见其一鳞片爪。

古波斯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详见第八章。现在述隋、唐时代波斯文化和我国文化的接触。祅教和摩尼教，都是波斯人所创立的宗教，其中如摩尼教徒，最习用粟特人的历法，像“密”（日曜日）、“莫”（月曜日）、“云汉”（火曜日）、“咥”（水曜日）、“温没斯”（木曜日）、“那颉”（金曜日）、“枳浣”（土曜日）七曜之名，或许是由他们传入我国的。其次，就绘画论：唐初流寓长安的康国人康萨陀，其所绘奇禽异兽，即富有伊兰的画风。于阗国人尉迟乙僧的凹凸画，也含有几分伊兰的成分，甚至大家如吴道玄的佛画和人物画也受了这种凹凸画的影响。以雕刻论：太宗昭陵六骏的浮刻，大智禅师碑侧的花纹等，都富有伊兰的作风。他如庵摩勒、毗梨勒、诃勒勒三种植物所酿制的酒，如打球之戏^〔190〕，如波斯锦，也都来自波斯。而唐时所谓胡服、胡姬，其中也有出自波斯的。唐世，波斯人流寓中国的很多，其中深染华风的自不在少数。像李珣及其妹舜弦，便是一例，且在中国文学史上颇享盛名^〔191〕。至于中国文化影响西方最大的，就是蚕织。原来大秦最贵重蚕丝的织物，汉世，安息所以要阻止中国和大秦交通，就在独占丝市之利；而大秦亟欲通中国，也是为此。直到唐代，我国的蚕种，才由波斯人携归君士坦丁；欧洲人至是，始知蚕织之事。又波斯为大食所灭后，中西文化媒介的责任，又由大食人负担，天宝十年（751），恒逻斯一役，大食俘得中国兵士，其中有善于造纸的工人，大食人因令此辈俘虏在撒马尔干（Samarkand）设厂制造，于是中国的造纸术遂由大食人输入欧洲，而成为促进欧洲文化的利器。又大食人流寓唐代的很多，其中也有深受汉化的，像武宗时的李彦昇便是一例，且由卢钧之荐，得登进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