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总体趋势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判断。因此，身份总是过程中的身份，具有历史性和路径依赖性，其变化和过程的取向一致。事实上，任何身份都是过程中的身份，任何身份都是被关系界定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能够成功地和平崛起，主要是因为它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改变实践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也实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2024-01-10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摘要】：有的主张单纯的以国际组织作为避免战争的工具。首先，国联虽是各国所承认的国际组织，然并非太上政府；各国的加入与退出，仍有其绝对自由。自国联成立以来，即与之保持密切的关系，确守一切国际义务，吾国实无负于国联。吾国人士对国联的认识，实欠充分。国联固非实力的主体，然而为国际和平与正义机关。
（一）国际组织的评价 国际联合组织的思想，在上次大战以前很久，即已存在。许多政治家与学者们，一方鉴于各国间战争的起伏不定，牺牲大量的财富与生命；另方又因世界交通的发达，各国之间已结成必不可少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以鼓吹国际的结合。有的主张单纯的以国际组织作为避免战争的工具。有的则更进一步，以为国际组织可以成为一世界联邦。即国际联合会成立之初，不少人士对之存莫大的热望，认为这是国际联治主义的实现；且群相庆幸战争的惨祸将因之而绝迹于人间。对十余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最近五年来的事变，又使一部分人士异常颓丧。他们眼见国际条约已大部被人撕毁，国联的《盟约》及其决议案完全不能束缚野心者侵略行为，因而谓国联已是毫无作用的废物了。
实际上，这两种评价都欠正确。首先，国联虽是各国所承认的国际组织，然并非太上政府；各国的加入与退出，仍有其绝对自由。其次，《国联盟约》所规定之各国家行动的规范，性质上固为国际最高法典。然而它却缺乏武力作为施行法律的后盾。若在寻常国家，其法令之所以能实行，因为有军警监狱等作进一步的惩戒。国联缺乏这一切，是以只能成为精神上的制裁工具。第三，虽然盟中规定有制裁办法，但此制裁的实施，并不是由于国联本身，而是要假手其他强大国家。事不干己，谁肯为人牺牲。而且国联一开始即为强国所把持，他们对于世界的统治，对弱者的压抑，早已具有默契，当然不会有“代打不平”之举。因此，过高的估价国联，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若完全否认国联的作用，也是错误。国联虽不能实际上有所作为，但总不失为一正义的机关。他将违约国之不合理的行为，向全世界的人们宣布，犹有其精神上的作用。我们只见到国联不能制止侵略国的暴行，试想，假如没有国联，则野心者的面目将更狰狞可怖。何况，在国际和平事业中，国联实有了不少的成就。是以，公正的说来，国联不是国际的太上政府，不能以超过他实力以上的事件来企望它；但国联是世界和平的惟一机构，假如会员国能和衷共济，则将大有造福于人类。
（二）要努力自强方能运用国联 吾国为国联创始会员之一。自国联成立以来，即与之保持密切的关系，确守一切国际义务，吾国实无负于国联。自九一八以来，强邻的侵略纷至沓来，国联未能丝毫挽救吾国之恶运，这亦为尽人周知的事实。然而，这里的责任却不应完全推在国联身上。吾国人士对国联的认识，实欠充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多不自图应付，过于依赖国联，以为后者必能仗义执言，制裁侵略国的暴行；坐使大好山河，送入敌手。在国联方面言，固曾给吾国以同情，指明侵略行为的违约，然而缺乏实力作后盾，制裁无法执行，只得徒唤奈何而已。1932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未敢公然指斥侵略国的罪恶，国联实有其苦衷。国人因对国联的失望，因而鄙视国联，认为毫无价值，这亦如上面所言，过低的估计国联，亦非得计。
国联固非实力的主体，然而为国际和平与正义机关。吾人若希望从国联取得有益的援助，首先须努力自强，自力更生，方克有济。语云，“天助自助者”，正是此意，吾人试回想，数年来国联给与吾人道德上的援助，世界各国给与吾人舆论上的支持，不可谓不多；只因吾人未能一致团结，惕励奋发以挽回国运，是以国际正义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假若吾国国势增强，则左右国际局势的力量增大，国联亦不难给吾人以具体而着实的支持。现在国人对于团结御侮，一致抗敌的要求日益强烈，最近的将来终有实现神圣的民族战争之一日。吾人希望于国际的道义援助正多，国联将有极大的作用，实不应简单的予以鄙夷。
参考书
1.周鲠生：《国际法大纲》
2.宁协万：《现行国际法》
3.胡愈之：《国际法庭》
问题
1.国家加入国际社会后，取得些什么权利？
2.国际交涉的和平与强制方法为何？
3.使节与领事的职务为何？
4.试述《九国公约》的大概内容。
5.国际联合会的组织如何？
6.国际法庭的组织如何？
7.怎样才能使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发生效能？
（本书为杨东莼、熊得三[2]合著，北新书局，1937年5月初版）
【注释】
[1]疑有误，原文如此。
[2]熊得三，1891年生于湖北江陵熊河镇吴桥村熊家大湾，原名熊学峻，字子奇，又字德山、德三、康年。清末留学日本，肄业于明治大学，先后加入共进会和同盟会，还与胡鄂公在保定成立共和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北方革命总司令部指挥处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胡鄂公等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天津发刊《大中华日报》，任编辑。1922年在北京创办《今日》杂志，宣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熊回乡，任武昌《商大周刊》主编、武昌法科及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与李达、邓初民等人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昆仑书店的出版物一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1932年底昆仑书店被以“宣传赤化、危害民国”为由，遭查封。在昆仑书店存在的这几年时间里，熊得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译著达数十种。如杨东莼的译著《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1929年，熊得三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互济会。1932年任教广西大学，直至1939年逝世。著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问题》，译有《物观经济学史》《欧洲经济通史》及《西方美术东渐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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