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通书》,则专言人事,而归之于诚与静。不过其学,偏于术数,故传者甚少。死后,朝廷且以其《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立于学官。他的理气之说,多本于伊川,以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因此他又以理为天地之性,而以理与气杂为气质之性,从而他也主张变化气质,以返于天地之性。张栻受学于朱熹门人蔡沈,而和熹过从最密,学者称为南轩先生。他为学纯以一心为主,认为心即是理,简易直截,而以朱熹的即物穷理,为支......
2023-08-17
思想的分野
新文化运动随着五四运动而达到其成熟时期,当时一般较进步的人,都怀抱改造社会的思想,都要求一种新生活,但是,关于怎样去改造社会,关于怎样去实现这新生活,却不曾找出一种确定的手段与方法来;惟其如此,所以这时期的思想与主义异常乱杂;而且对于各派各样的主义,都没有深刻的把握。等到这一般较进步的人,遇到现实的问题而必得予以解决的时候,遇到他们自己要在政治上社会上找出路的时候,于是迫着他们不能不采取一种确定的手段与方法,去应付这种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迫着他们不能不采取明确的立场,去应付这种需要;在这个当儿,便发生思想的分野。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进展的现象。以下就当时思想分野的大势,作一个梗概的叙述:
第一,《新青年》派:这派的人物,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主干。陈独秀一派,倾向××主义,与李守常、郑超麟等,于1920年组织劳工协会秘书部,发行《向导周报》,专事××主义宣传;1921年才正式组织中国××党。胡适一派,主张好人政府主义,打算加入当时的政治运动去改造当时的政治,蔡元培、罗文幹、王宠惠都属于这一派,1922年发行的《努力周报》,可算是这一派的机关报。
第二,少年中国学会派:这派在这期间的地位很重要,因为这派自分化以后,不拘在政治上,抑或在学术思想上,都取得重要的地位。这派完全是些有为的青年所组织的,在没有分化以前,大家的目标,不外是改造社会。待到各人要在政治上社会上找出路的时候,这派便发生改造社会的方法问题。其中信奉××主义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如张国焘、邓中夏、黄日葵,后来便加入××党,成为××党中的重要人物。其中信奉国家主义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如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便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团,《醒狮周报》便是他们的机关报。还有一部分人,如郭沫若等,便另外组织创造社,发行《创造季刊》及《创造周刊》,介绍文艺思潮。1925年以后,郭沫若也加入到××党里面去了。
第三,国民党:孙中山自从经过累次失败及目击俄国革命成功以后,便决心要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发表改组宣言,改组后,于明年1月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俄容共政策[6],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诸口号,“国民革命”事业才从此开始。
第四,无政府主义派:这派在中国很少实际运动,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实现,离目前还遥远得很,而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却是国民革命,所以他们——如吴敬恒、李石曾——一面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又是国民党员,从事国民革命工作。
由上所述看来,思想的分野,不外三大派:即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在当时只有这三派在思想界获得各自的地位,至于进步党及其他却已声销迹匿了。
到了1925年,国内情势又起了剧烈的变化。第一,上海的五卅惨案,引起了空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这运动中充分地表示着民众的力量,并且这运动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奔放。第二,孙中山的北上与孙中山之死,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诸口号深刻地印入到民众的脑筋中,革命空气因此弥漫全国。不久,北京又有三一八惨案与首都革命的发生;接着国民革命军北伐,革命便已经到达它的高潮;在这个时候,农民运动与××党都得到异常的发展。经过这个高潮以后,新文化运动便走入它的转变期。以下就这转变期的主要现象略为说说:
新文化运动的转变
在革命高潮时,国家主义派已失却其存在根据,所以当时支配思想界的,就只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经过这高潮以后,依然只看见这两种主义在思想界活跃着。这就是转变时期的特征。现在再把这特征引申地来说:
第一,在这转变期中,治学术的人,都不能不有他各自的立场:例如谈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便有两种论调:一种说中国经济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他一种说中国经济是封建性的经济;例如谈文学,便有民族主义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分野;例如谈哲学,便有观念论与唯物论之分野。
第二,在这转变期中,新兴社会科学得到异常的进展:这种进展,绝不是偶然的,而自有其存在的根据。自1930年至1931年,讨论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特别丰富,并且渐次地能用新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又如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也渐次地能用新的方法从科学上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不用说,这些讨论与研究,都能替中国学术思想界开辟一个新局面。
中国的学术思想,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间经过几次的大转变,这从本书以上所述各讲看来便可了然。海通以来,不满百年,其间又经过维新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更进到新文化运动的转变期。今后我们学术思想的出路,就从这转变期中决定。我们生在这一时代的人,都负着中国文化的未来的重任,所以我们决不能放松这个转变期,而必得从意识上予以认识。
(北新书局,1934年4月二版)
【注释】
[1]1912年,江亢虎虽已打出社会党的招牌,各地虽有工会的组织,但都是“空有其表”,没有丝毫力量;所以中国有真正民众团体的组织,却只能说是从这个时期起。
[2]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最初在北大印成讲义,1919年2月始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关于批判胡适的著作,可参观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胡秋原著《贫困的哲学》一文。又最近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颇能运用黑格儿的辩证法,于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上辟一新天地。
[4]1923年,张嘉森(君劢)在北京清华学校讲演,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接着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反驳张氏的讲演,为科学辩护。——玄学与科学的论战由是发生。当时学者如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吴敬恒、唐钺、范寿康、任鸿隽、王星拱、张东荪及林志钧等,都参加这个论战。
[5]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他们提倡半工半读运动;又当时王光祈等所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也可算属于这一派。
[6]1920年,苏俄优林到北京,与北大教授学生发生了一点关系。1921年,苏俄代表越飞到北京,北京新潮社等十四个团体以国民团体的资格开宴会欢迎他,表明中国智识阶级代表全体国民对苏俄表示友好的意义。从此以后,北京《晨报》才有联俄问题的讨论。这一点,颇影响于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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