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奔放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林、蔡辩论是1919年3月间的事，但一到五月，就发生了划时期的五四运动。9日午前，中国政府即答复承认。这便是五四运动的来历。它是个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后的五卅运动，便是它的继续。正因为这启蒙运动是多方面的，随而新文化运动才能向前奔放而到达它的成熟时期。新文化运动成熟期的主要现象第一，以前成为问题的，到“五四”以后便不成为问题了。

林、蔡辩论是1919年3月间的事，但一到五月，就发生了划时期的五四运动。原来在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向德宣战，出兵和英军会攻青岛，德军以势孤出降，日本遂占领青岛。后来中国要求撤兵，日本便于1915年1月18日由其驻京公使日置益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中国派曹汝霖等为全权委员于2月2日开始和日本会议。延到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迫中国政府速即承认，以5月9日午后6时为限。9日午前，中国政府即答复承认。这就是最可痛心的“五九国耻”。到了1917年，中国因德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攻击，也向德国宣战。明年大战停止，中国便于1919年1月派陆徵祥等为全权代表，参与凡尔塞和会。中国代表在和会提出许多要求，并要求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代表反对，会议由是停顿。最后由英国倡议将山东问题交由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会核议。这个消息传到中国，舆论大为激昂，于是5月4日，6月3日这两天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便先后举行两次激烈的示威运动，要求惩办与中、日交涉案有关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及币制总裁陆宗舆。风声所播，到处学校罢课，商店罢市。又有铁路工人联合罢工之说，形势日见紧张，政府不得已才将曹、章、陆三人免职。这便是五四运动的来历。

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从表面上看来，固属是为着外交问题而起，这运动的目的，固属是在于打倒卖国贼曹、章、陆；但是，这运动却有它的存在根据，决不是偶然的，上面说过的经济上的转变，国外局势的转变，政治的腐败以及军阀的割据，便是它的存在根据。它是个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后的五卅运动，便是它的继续。它是个反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运动，往后的一切解放运动，便是它的继续。这运动又是个划时期的运动，在这运动以前，全国的学生、工人以及商人，并没有团体的结合，并不过问政治；在这运动以后，各种各样的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生出来了^[1]，他们为着各自的利益都起来过问政治。但是，这里有一点我们要认清楚：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学生并没有它独自的阶级立场，并没有它独自的阶级意识，惟其如此，所以这运动的目标，虽然确定出来了，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具有阶级立场与阶级意识的阶级去领导这运动向着这目标走去，从而这运动自身固属是划时期的运动，却同时又是个启蒙运动，并不曾集中力量去到达那已经确定了的目标。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五四运动的直后，各种各样的新主义新思想，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同时并起；真可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这就是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正因为这启蒙运动是多方面的，随而新文化运动才能向前奔放而到达它的成熟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成熟时期有些什么现象可说呢？

新文化运动成熟期的主要现象

第一，以前成为问题的，到“五四”以后便不成为问题了。例如文学革命，在“五四”以前，还有林纾这些守旧派出来反对，但到“五四”以后，各地的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地一齐出来了，都一律改用白话文；在这个时候，只研究怎样去完成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并没有白话与文言孰得孰失之争了。

第二，以前不成为问题的，到“五四”以后却成为问题了。“五四”以前，固然也反对礼教，固然也提倡德谟克拉西；但是当时理论自理论，行动自行动，两者并不曾打成一片；“五四”以后，却因为一般人参加实际运动，在行动上往往和旧社会旧制度相抵触，在这个当儿，要求理论与行动打成一片，于是以前不成问题的，到现在都成为必得予以解决的问题了。以下把这些问题逐项予以简单的叙述：

（一）工人问题　大战期间，中国产业已有相当的进展，在这个时期，资本家与工人自然多少要发生冲突，“五四”以后，工人渐次觉醒，和资本家冲突的事件，就日益增加，而工人问题就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了；我们只要看到当时《新青年》讨论纱厂女工待遇问题以及发行《五一劳动节》特刊，便可以知道工人问题在当时之重要。往后从1921年至1923年，便不断地发生罢工风潮，例如：1921年1月1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3月3日开平煤矿工人罢工，6月20日京绥铁路机工罢工，10月12日粤汉铁路罢工，11月20日陇海铁路机师罢工，1922年1月12日香港中华海员罢工，7月22日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8月5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同日招商局海员罢工，8月30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9月8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0月19日唐山京奉路工人罢工，10月23日开滦矿务局所属五矿区矿工罢工，10月27日京绥路罢工，12月15日正太铁路罢工，1923年1月10日汉口花栈工人罢工，2月4日京绥路工人罢工，2月7日汉口军队干涉京汉路罢工，2月20日正太铁路工会因罢工风潮，被直晋当局解散。工人运动的兴起，后来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竟握着领导权。

（二）家庭问题　中国家庭组织建立在农业经济上，自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来，中国整个经济组织已经发生变动，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崩溃，使家庭组织跟着崩溃。家庭组织尽管在崩溃，但家庭中的家长权及夫权却仍然有很大的力量，《新青年》时代，一般思想较进步的人，即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那时《新青年》上屡屡有反对礼教、讨论家庭问题并贞操问题的文章发表。自“五四”以后，一般青年的意特沃罗几起了剧变，觉醒了自己应做一个独立的社会的人，而不是家庭的附属品，这样一来，家庭问题便日益紧迫起来了。易家钺等所组织的家庭问题研究会，就是这种觉醒的产物。家庭问题所包含的方面很多，如孝的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男女平等问题，都总括在内；这些问题，在当时都经过很多人的研究，并且在社会上获得相当的成果；不过因为中国的经济组织与建立在这组织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整个而完全的改造，所以许多过激而有为的青年竟不免做了这个时代的牺牲者。

（三）教育问题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由外国移植过来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度里自有它的作用，但是移植到中国来却因为中国经济组织不曾整个地资本主义化，所以就失掉了它的作用，而其结果就是造就了许多高级游民。1914年黄炎培感觉到这种弊病，便提倡实利主义的教育，但在社会上不曾得到回声。“五四”以后，杜威来华讲演，他的实用主义的——美国式的——教育学说，便在国内掀起一个波涛，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所决议的新教育系统案恰恰就是受了他这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的产物。同时，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含有平民主义的倾向，而杜威的教育学说，也具有平民主义的精神，因此，平民主义的教育又盛极一时，而且有许多教育家从事实际的平民教育运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式的教育制度也自有它的存在根椐，美国是资本主义极发达的国家，它这教育制度自有它的“实用”——在资本主义正在崩溃的行程中，这制度在美国也发生出极显明的破绽——我们去模仿它这制度，便不见得“实用”了，不然，近年来又从何处会发生中国教育破产的呼声呢？

以上三项，不过是举其荦荦大端而言，此外还有宗教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在当时曾敦请梁漱溟、李石曾、屠孝实诸人讲演宗教问题，后来更有非宗教大同盟），男女社交问题等等，因其关系较小，恕不备述。

其次，新文化运动的成熟时期在学术思想方面又有些什么可说呢？

学术思想的变化

第一，关于哲学方面者：中国哲学，在这时期以前，并不是没有人去研究，但是，能够用有系统的方法去整理中国哲学，却要算胡适。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深受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又受过朴学家所用的治学方法的训练，所以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2]很有条理；不过他的毛病，只着重在“时代背景”，并不曾把经济转变影响到哲学方面的契机说出来^[3]。他如谈西洋哲学的张东荪，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都有相当的成就。李石岑主办的《民铎杂志》，在这个时候，发行几次专号，对于尼采、康德、以及柏格森的哲学，都作了有系统的介绍。同时，罗素来华主讲数理哲学，张崧年对它颇有研究。翻译的哲学书籍也很多，如《尚志学会丛书》及《共学社丛书》便着重在哲学方面，但是缺乏有系统的介绍。在这个期间，一般人研究哲学的兴趣都很浓厚，到1923年便有所谓玄学与科学之战^[4]，不过两方的战士在方法论方面都没有良好的武器，所以一场论战依然得不到最后的解决。

第二，关于科学方面者：科学方面最值得记述的，便是考古学的发展。1898年与1899年之交，河南安阳县曾掘出商代甲骨的破片；当时研究甲骨文的人，以王国维、罗振玉为最有心得。1921年，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J.G.Andersson）先后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采掘，获得石器、骨器、单色陶器及彩色陶器，断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后在他处又屡屡发见这时期的遗物，现总称为“仰韶期”。1923年，德国博物院古生物学专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及天津教士桑志华（E.Licent）在陕西、甘肃及鄂尔多斯各地发见旧石器时代的大宗石器，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又先后在甘肃洮沙县新店附近，狄道县李洼山、西宁县下洼及镇番县沙漠等地发见石器、陶器及少数铜器，断定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器时代初期的遗物。1925年，美国纽约博物院外蒙古调查团，在纳尔逊（N.C.Nelson）指导之下，发见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的石器。安特生将发见的结果，作成《中国远古之文化》一文。他如丁文江、翁文灏主办地质，对于考古学亦有相当贡献，翁文灏更撰《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一文，详记屡次发见的经过与结果。这些发见，很影响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古史的观念改变过来，知道以前所谓三代盛世并不见得那样完美。其次，科学方面值得记述的，还有：（一）杜里舒（H.Driesch）与葛拉普（A.W.Grabau）的来华讲学，杜氏有讲演集，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一书，为张嘉森译成汉文；葛氏所著《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有赵国宾译本。（二）史地方面，如顾颉刚的《古史辨》，颇具疑古精神，多半受有今文学家的影响；如陈垣专研究古代外国人同化于中国的历史，最有心得；又如冯承钧迻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搜考记》诸书，也于中国史地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三）他如王光祈研究西洋音乐理论，刘海粟的西洋绘画，李金发的雕刻与造像，均有相当的造就。

第三，关于思想方面者：上面说过，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在这启蒙运动时期，虽然大众的目标，在于改造社会，在于反抗旧势力与旧束缚，但是，当时的思想，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现在总括地说，可以分成以下各种：

第一，谈社会主义者：《新青年》在七卷一期的宣言上，原是拥护德谟克拉西，但到五四以后，陈独秀、李守常、顾兆熊一班人，却也谈起马克斯主义来了。当时《晨报附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戴季陶主办的《星期评论》、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进步党的《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国民党的《建设》，都无不时常登载介绍或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建设月刊》上，竟登载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以研究伦理的作品。风气所播，在当时几乎无人不谈社会主义，新青年社翻译的柯祖基著《阶级斗争》，商务印书馆翻译的马克斯著《价值价格及利润》与柯祖基著《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便是这时期的产物，不过当时所谈的过于肤浅，而且时有错误，在社会上并不曾获得回声。此外还有徐六几、郭梦良等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进步党颇接近，关于柯尔（G.D.H.Cole）的著述介绍颇多，但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谈无政府主义者：中国谈无政府主义最早者，要算张继、刘师复、吴敬恒，李石曾诸人。张继从事政治活动，师复早死，都与无政府主义运动无甚关系。敬恒、石曾二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力倡半工半读运动^[5]；大战以后，他们设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国内学子前后往法半工半读的，不下数百人。当时俄国革命已告成功，德国亦正在革命狂潮中，这些学子为这种革命空气所笼罩，后来竟有一部分成为××主义的信徒。敬恒又提倡物质科学，尝为文反对东方式的精神文明，颇得一般学子的欢迎。

第三，谈新村者：中国谈新村运动者，以周作人居首。这运动是用消极的方法，不采用反抗的手段，去谋社会改造。这运动在思想上，受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他们看见人类的堕落，社会的腐败，只想用温情主义不抵抗主义去转变它，所以他们主张组织新村。他们想离开现实社会，去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生活，这便是他们的根本错误。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经过一度尝试以后，已经宣告失败，他本人也渐陷于颓丧的状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中国新村运动也不过在纸上谈谈，并不曾见诸事实，它在社会上更没有什么影响。

第四，谈三民主义者：正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孙中山从广东失败回到上海，他目击思想界的转变与苏俄革命的成功，深知欲完成中国革命非从主义的宣传与建设不可。他在1917年，就作成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明年又作成《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建设月刊》出版时，他又在这月刊上前后发表他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后来把这三书合订一册，便是他的《建国方略》。同时，他的同志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也不时在《建设》上发表作品。1923年，他又把他的三民主义讲演一遍，并印成讲演录。三民主义——孙文主义——经过这一番深入的研究与宣传以后，才广布到全国群众。

此外还有少年中国学会，是些国内专门学校以上学生及留日学生组织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但改造社会的手段却不曾明定出来。总之：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各种思想与主义，都同时并起，各人所信奉的主义，一般地来说，也不曾确定；往后不久，思想与主义的分野，就显明地表现出来了。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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