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的思想家：谭嗣同与梁启超

维新运动的首脑，固属是康有为，但促成这运动者，却要推浏阳谭嗣同与新会梁启超两个思想家。他两个人的学术思想，在前清末叶，都有很大的影响，故略述之如下。至于有为弟子南海陈千秋，虽其思想颇多独到之处，然因千秋早死，其思想无甚影响，所以略而不述。

嗣同思想的来源

嗣同所处的时代，正和康有为一样。他思想的来源，也和康有为有些相同。第一，他得力于今文学，所以他说“汪、魏、龚、王始是才”。这于他以后绌荀申孟、提倡民权反对专制很有关系。第二，他得力于王夫之之学，所以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又得力于黄宗羲，所以他力赞宗羲的《明夷待访录》^[13]。这于他以后提倡民主很有关系。第三，他得力于佛教的唯识宗和华严宗，他《仁学》之作，即受佛学影响很深。此外于格致算学之书，他亦有深造。他《仁学》一书，就是推以上这些思想，冶为一炉，故其界说二十五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言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籍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这在一方面看来，便知道他的思想的驳杂，没有一贯的体系；但从别一方面看来，却又指导他思想的驳杂，正是他那一时代的反映，因为中国和列强的战争屡次失败以后，精进的学者都明白只是“抱残守阙”还是无补于时艰，而必得在学术上另找出路；这原是一般人的见解，不过没有嗣同那样敏锐罢了。

嗣同的思想来源既已讲明，以下便分述嗣同思想的内容：

嗣同与佛学

第一，嗣同思想得力于佛教的唯识宗和华严宗，所以他主三界惟心，万法惟识，而力破一切的对待。他说：“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时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乌知为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乃……执妄为真……自愚自惑，遂为对待所瞒耳。对待生于彼此，彼此生于有我。我为一，对我者为人，则生二。人我之交，则生三。参之伍之，错之综之。……由是大小多寡长短久暂一切对待之名，一切对待之分别，淆然哄然。其瞒也，其自瞒也，不可以解矣。……虚空有无量之星日，星日有无量之虚空，可谓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人有不能见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见之微生物，可谓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又说：“暂者绵之永，短者引之长，涣者统之萃，绝者续之亘，有数者浑之而无，有迹者沟之而无迹，有间者强之而无间，有等级者通之而无等级。……可摄川于涓滴，涓滴所以汇而为川；可缩昼夜于瞬息，瞬息所以衍而为昼夜。”他抓住了这对待的融合，所以他对于生死、动静、善恶、奢俭、新旧、男女以及天理与人欲这些对待的问题，都能使之“各得其所”地消解起来。在《仁学》中，他处处用这方法以消解对待的问题；这里限于篇幅，恕不详细介绍，只好让读者自己去参看他的原著。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示的，就是以上所讲，乃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他运用这方法异常灵活，所以数学上的正负，物理学上的运动与静止，生物学上的生灭，在他看来，都无不是极容易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所以他才说“冲决网罗”，所以他才说“然既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

嗣同与今文学

第二，嗣同思想得力于今文学，所以他也言“改制”言“三世”。他说：“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夫孔子删《书》则断自唐虞，存《诗》则止乎三百，然犹早岁从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又说：“孔虽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改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未尝不三致意焉。”又说：“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勤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惟其如此，所以他主张变法，所以他绌荀申孟，所以他痛诋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孙复一班人，而反对君权提倡民权。至于他的理想社会，也和有为一样，同是归于世界大同主义，所以他说：“《春秋》大一统之义，不当有国也。”又说：“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

嗣同与宗羲、夫之

第三，嗣同思想得力于黄宗羲与王夫之，所以他又主张民主主义——这一点，和他治今文学有关联——与排满。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以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这便是他所倡道的民主主义。他说：“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然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这便是他的排满主张。

由上所讲看来，嗣同的学术思想，诚然驳杂；但驳杂之中，并非全无脉络可寻。他言今文学，同时又推尊黄宗羲与王夫之，其原因就在乎同是伸民权抑君权。他治佛学，同时又治西洋科学，其原因就在于能以佛理证科学。他崇孔教，同时又谈佛教与耶教，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变教同主平等^[14]。不认清他这个脉络，自然就只看见嗣同学术思想的矛盾，这样一来，岂不冤屈了嗣同么？

启超思想的来源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早年的思想，很受有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治过戴、段、王之学。后来与夏曾佑、谭嗣同友善，又受了他们一些影响；而曾佑也是个治今文学而排荀最力的。当时正是“学问饥荒”之时，启超深感中国固有学问不足以拯救时艰，所以他对于西学异常留心。这一点于他以后努力介绍西洋学术思想很有关系。他又好华严宗，与嗣同同受当时佛学大家杨文会的影响很深。民国以后，启超尝讲学南京，又从欧阳竟无学大乘唯识宗的教理。他晚年对于佛学有浓厚的趣味，与这一点有关。——以上便是他学术思想的来源。

第一时期

启超的学术思想，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他师事有为起至戊戌政变止。他在这个时期中，并没有他独自的思想，却完全以有为的思想为他的思想；有为倡保教尊孔，他也倡保教尊孔；有为斥伪经治今文学，他也斥伪经治今文学；有为言改制言“张三世”“通三统”，他也言改制言“张三世”“通三统”；有为绌荀申孟，他也绌荀申孟；有为主变法，他也主变法。总之在这个时期，他不过是有为底化身与走卒，在学术思想界中并无独立的地位。所以关于他这个时期，我们没有什么话讲。但在这个时期，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却已出了名，而一般人便以康、梁并称。

第二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戊戌政变以后至民国六年为止（1898至1917年）。在这时期中的前十四年（1898至1911年），他的思想言论几乎笼罩了全国的读书人，这时他才在学术思想界取得独立的地位。原来戊戌以后，有为的思想完全没有变化，启超亡命日本，读了些日译本的西洋社会政治的书籍，思想上便渐次地起了转变，而和有为立异；他在这时已绝口不谈伪经，也不甚谈“改制”，却谈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已经不谈保教尊孔，却“论保教非所以尊孔”。启超这时在日本前后办了三个报，从1898年10月至1901年叫做《清议报》，1902年以后叫做《新民丛报》，1901年以后叫做《国风报》。他这三种报的思想，前后虽有矛盾，但其一贯精神，却在于打破现状，所以他自己也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不小。”第一，他反对当时拿近世新学新理以缘附孔子之教，其言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1902年《新民丛报》）又曰：“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拉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旬；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在。……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1915年《国风报》）启超认清了中国几千年来思想的痼疾，就在于“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所以他力破这个痼疾，启发学者的思想向独立自由的路上走去。他这破坏现状的精神，的确很能影响当时的思想界。他为着要把西学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不可拿来和中国孔子这一些人的学说缘附，所以他又努力于移植工作，现在《饮冰室丛著》中所收集的《西哲学说一脔》等等，便是这工作的成果。他所移植过来的东西，虽然肤浅，虽然笼统，但当着那“学问饥荒”的时候，他这些著作却成为“甘露”而为一般学子所喜诵。这一点却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功绩。第二，他反对从容模棱之言，他说：“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定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不宁惟是，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1902年《新民丛报·敬告我同业诸君》）他这篇文章，虽然是对报界同业诸君的敬告，但这是他立论的一种方法，其精神在于打破现状，他能在当时思想界握有权威，就在于他能用这种方法，更何况他笔端常常带着感情具有吸引一般读者的魔力呢？——以上所述两点，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启超之所以能够支配当时的思想界就在这些处所；不过我们要认清楚：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学者都处在反动局势之下，又深感知识的饥荒，故此遇到启超那样偏激的言论与那种声情激越的文字，便不能不为启超的魔力所降伏了。不过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发行《民报》以后，启超的《新民丛报》遇着《民报》章炳麟、汪精卫那些劲敌，他在言论界所占“独执牛耳”的地位，就渐被同盟会推翻了。

第三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从1917年到他死为止。启超在思想界最有权威的时期，严格地说，便只有从1898至1905年这个期间，过此以往，他在思想界的地位，便渐次为同盟会中一班人所夺取；等到辛亥革命以后至1917年这个期间，他全部精力与时间，差不多完全用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上面，于学术思想界便没有什么力量。1914至1919年的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接二连三的大变动，冲荡着他的头脑，在他思想上也曾掀起些波浪，但是，因为这旧有的意识不曾克服，所以在这伟大的转变期中，他不能做英勇迈进的领导者，却反成为时代的尾巴主义者。他经过几次政治活动的尝试以后，深感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于是他退而讲学，并从事著述事业^[15]。在这个时期中，他赓续《新民丛报》时代整理国故的事业，前后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诸书，又把这几年的讲演辑为《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三卷。他这些工作，多半是整理，而少有发明与特殊的见解，并且启超的最大毛病，就在“博而不精”四个字上面，所以他谈的方面愈多——艺术、文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佛学、历史、政治、法律、经济诸方面，无不谈到——他的结果就愈不精彩。世界大战以后，他从欧洲游历归来，眼见欧洲战后的荒凉，刺戟他著了一部《欧游心影录》，便大倡西洋物质文明破产东方精神文明复兴之说，往年醉心西化的心理，到这时却回转头来倾倒东方文明，他不曾把握着世界大战的本质，反说西方物质文明制造出大战的恶果，于是他的思想一天一天地落后，更够不上做开路的先锋，而他要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也就在这时立定了。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上曾说道：“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现在他已物故，并不曾做到“更有所贡献”一步，结局，启超真的做了“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

总之：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界，有功亦有罪；这用不着我们去批评，最好是看他自己的批评，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上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他这个自己批评，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很对的。

夏曾佑

谭、梁之外，关于钱塘夏曾佑，我们也得略为说说。曾佑亦治今文学，亦绌荀申孟，所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卷^[16]。其论孔子有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17]寥寥数语，颇具卓识。他如论“儒家与方士之糅合”、论“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都有特见，读者可以参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兹不赘述。

【注释】

[1]梁启超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弊，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清代学术概论》一百十二页及一百十三页）——观此可知方氏《汉学商兑》的重要。

[2]按“阳湖派”实出于“桐城派”，由刘大櫆之徒钱伯坰称诵师说于恽、张二氏，于是二人遂舍其声韵训诂之学而习古文，而“阳湖派”之名以立。

[3]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赞》（见《曾文正公全集》），竟将姚鼐和周公、孔子并列，足见曾氏对于道德观念之深及其与理学相结合之迹。

[4]何休《公羊传注自序》：“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即指“张三世”“通三统”诸义而言。

[5]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二十二页及一百二十三页）谭嗣同诗云：“汪、魏、龚、王始是才。”观此便知梁、谭诸人所受自珍的影响。

[6]《平均篇》说：“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源渊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

[8]见《新学伪经考》的《重刻伪经考后序》。

[9]见《伪经考》卷一。

[10]见《伪经考》卷一。

[11]《伪经考》卷一《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按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一则曰‘学残文缺’，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又曰：‘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按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而尽焚之，而仅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

[12]“告”当作余。

[13]《仁学》：“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14]《仁学》：“×××曰：‘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

[15]其实，当1915至1916年之交他办《大中华》杂志时，就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改造社会入手；但当时他却依然参加反帝制运动。

[16]《中国历史教科书》于190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闻现已绝版。全书分三册，叙至隋代为止，以下并不曾赓续作去。

[17]《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八十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