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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研究成果:朴学的精神在考证及其他学术上的应用

【摘要】:朴学的精神在考证,朴学的研究对象为经书,但到朴学极盛时期,此种精神便运用到其他学术上而为专门化的研究。此外研究文字学的名著,更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及江声的《释名疏证》诸书。金石学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为清代研究金石学的最初著作。其他如类书的编纂[8],丛书的校刊[9],伪书的辨明[10],佚书的搜辑[11],以及古书的校勘[12],都是这些经师的最大业绩,而很有益于后学。

朴学的精神在考证,朴学的研究对象为经书,但到朴学极盛时期,此种精神便运用到其他学术上而为专门化的研究。兹分述之于次:

经书的注疏

朴学以经学为研究对象,而其最有功于经学之处,即为诸经几乎都有新注疏。如《书》有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及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如《易》有惠栋的《周易述》与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如《周礼》有孙贻让的《周礼正义》。如《诗》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如《仪礼》有胡承珙的《仪礼古今疏义》与胡若翚的《仪礼正义》。如《左传》有刘文祺的《春秋左氏传正义》。如《孝经》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如《论语》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如《尔雅》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与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如《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义》。如《大戴礼记》有孔广森的《补注》与王聘珍的《解诂》。

文字学

清儒教人读书必先识字,故许氏《说文》即其圣经。研究《说文》的名著,有段玉裁的《说文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义证》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此外研究文字学的名著,更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及江声的《释名疏证》诸书。而以极严正的训诂家法贯群书而会其通者,则有王念孙的《经传释词》与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音韵学

音韵学为文字学的附庸,清儒认考证古音,为诵读古书的工具,故此学亦特别发达,如顾炎武有《音韵古音表》与《唐韵正》,戴震有《声韵考》与《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均表》,姚文田有《说文声原》,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

金石

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为清代研究金石学的最初著作。其后有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的《金石三跋》,洪颐煊的《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陈介祺的《金石文字释》。这派专以金石为考证经史的资料,另外有黄宗羲一派,则从金石以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王芑孙、梁玉绳、郭麟、刘宝楠及冯登府等,都有著作。

史学

黄宗羲、万斯同为一代史学之祖,黄、万均浙江人,后此浙人如全祖望、章学诚、章炳麟均精于史,其风习实自黄、万二氏开之。宗羲有《明儒学案》,为中国学术史之始;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祖望先后续成之。斯同以独力撰《明史稿》,为唐以后所罕见。其后,赵翼有《廿二史札记》,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有《二十一史考异》,洪颐煊有《诸史考异》,诸书均以考证史迹订正讹谬为主。其专考证一史者,则以惠栋的《汉书补注》,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及钱大昕的《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为最著。至于表志之书,则有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其后,又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以及林春溥的《竹柏山房》十五种;此外又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倪灿的《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怀三的《补五代史艺文志》及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凡此都是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至于专研究史法者,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为一时特出之作;他不斤斤于考证,所用方法与朴学异;惟言“六经皆史”,则又与今文学家异。他如魏元以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均为一代佳构;而崔述精考证,其所著《考信录》,尤有功于史学。

理学

清初顾炎武、刘献廷都好地理学,惜著作均未成。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言天下险要,很为精详,而颇带考古的色彩。其后,所谓地理学,均无不偏于考古一途:如戴震的《水地记》与《校水经注》,孔广森的《水经释地》,全祖望的《新校水经注》,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洪颐煊的《汉志水道疏证》,陈澧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都属此类。其考证先秦地理者,则有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徐善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的《春秋地名考实》,焦循的《毛诗地理释》及程恩泽的《国策地名考》。其通考历代者,则有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与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其考证各史地理者,则以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与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最为精核。至于地图,则康熙时有《皇舆全览图》,杨守敬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他如研究青海、西藏、蒙古、新疆地理者,则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与《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天算学

清初治天算者,首推王锡阐、梅文鼎(见前),而黄宗羲、江永诸人,亦提倡斯学。圣祖尤好天算,著《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并其所著《律吕正义》,合称《律历渊源》。江永有《慎修数学》九种,戴震有《算经》:时尚所好,后此诸经师遂多兼治算学;其有名著作,计有:李锐的《李氏遗书》,董祐诚的《董方立遗书》,焦循的《里堂学算记》,张作楠的《翠微山房数学》,刘衡的《六九轩算书》诸书;而晚清李善兰、华蘅芳迻译西籍(见前),尤称名手。

其他如类书的编纂[8],丛书的校刊[9],伪书的辨明[10],佚书的搜辑[11],以及古书的校勘[12],都是这些经师的最大业绩,而很有益于后学。

【注释】

[1]圣祖时有庄廷鑨之狱与戴名世之狱,世宗时有查嗣庭之狱、谢济世之狱、陆生楠之狱与吕留良之狱,高宗时有胡中藻之狱、王锡侯之狱、徐述夔之狱与沈德潜之狱。

[2]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十三页,又《新民丛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亦可参看。

[3]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而于学无所不窥,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所谓别有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

[4]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定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

[5]阮元,仪征人,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历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在粤设学海堂,在浙设诂经精舍,又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学海堂经解》等书,以饷学者。

[6]纪昀,河间人,乾隆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修《四库全书》,昀为总纂。

[7]毕沅,镇洋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

[8]类书以《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为最重要。

[9]丛书以通志堂《九经解》、阮元《皇清经解》,毕沅《经训堂丛书》、卢文劭《抱经堂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以及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为最重要。

[10]见前节《朴学的启蒙时期》述阎若璩、胡渭、姚际恒各条。

[11]辑佚以马国瀚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为最丰富。

[12]校勘以子书为最多,如《墨子》《荀子》《孙子》《吴子》《列子》《慎子》《韩非子》均有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