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的成熟时期：汉学的堡垒已建立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以上所讲，为朴学的启蒙时期，那时汉学的堡垒尚未建立，说经还是汉、宋兼采。乾隆以后，才正式进到朴学的成熟时期。玉裁、念孙、引之并戴氏，为朴学的中坚人物，故世称戴、段、二王。在这朴学独占时期，其他学术思想，几无立足的余地；但是，在这时期中，依旧有几个学者肆力于他种学问。

以上所讲，为朴学的启蒙时期，那时汉学的堡垒尚未建立，说经还是汉、宋兼采。乾隆（高宗年号，从1736年至1795年）以后，才正式进到朴学的成熟时期。促成这种机运的原因，如前所述，固属是：

（一）顾、阎、胡为之先导，（二）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三）法网日密，使学者不得不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但是，还有两点，也是促成这种机运的原因：

促成朴学成熟的原因

第一，外来的研究方法：自明季利玛窦等输入西学于中国以后，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只有治天算学的人运用这种方法，到了这个时候就把它运用到别的方面去了；所以近人谓他们治学的方法，合于西洋科学的精神^[4]。

第二，达官要人的提倡与维护：当时达官要人如阮元^[5]纪昀^[6]毕沅^[7]等，大都倾心朴学，尽提倡与维护之力。

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而惠为吴派首领，戴为皖派鼻祖，今分述之如下：

（一）吴派：吴县惠栋，世传经学；周惕、士奇，虽宗汉诂，然有时仍以空言说经，至栋始弘布汉学，而汉学的门户因之建立。栋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左传补注》诸书，其《九经古义·首述》云：“……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我们看到他这几句话，便知道他的笃执古训，所以梁启超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八个字概括惠派的治学方法。——这一派可以说是纯粹的汉学，而与皖派不同。

栋弟子最著者有：吴县江声，著《尚书集注音疏》《六书说》；吴县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沈》。萧客弟子有甘泉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嘉定王鸣盛与同乡钱大昕，也都受学于惠栋，而以史学闻于世。江都汪中亦倾向惠派，有《广陵通典》《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诸书，而《述学》内外篇尤为有名。

皖派

（二）皖派：皖派鼻祖为休宁戴震，而震受学于婺源江永。震治学方法，与惠栋相异，震主精审有识断，栋则淹博而笃执古训。他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钱大昕说他“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廷灿说他“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戴东原先生事略》）。——观此足见戴氏治学方法，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所以刘光汉《戴震传》说：“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后此朴学之所以光大，完全是受了他这种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一派可以称为朴学。

戴氏著述宏富，其最著者有《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原善》《原象》《勾股割圜记》《策算》《声韵考》《声类表》《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古历考》《历问》《续天文略》《水地记》《校水经注》及《直隶河渠书》等，而《孟子字义疏证》，则为戴氏哲学的著作。他这种哲学，很得力于王夫之所谓“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这两句话。原来宋儒把欲与理与性视为两种东西；戴氏却视欲与理与性为同物。所以他说：“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之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又曰：“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释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以上见《孟子字义疏证》）他这些话的根本意思，就是要人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勿悖于道义；欲以外更无所谓仁义礼智，更无所谓理。他这种人生哲学，着重在“欲遂其生”四个字上，所以他又说：“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孟子字义疏证》）总括一句，就是以遂人之欲达人之情为“遂其生亦遂人之生”的方法，以“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指针。戴氏人生哲学的大意，尽在于此。

戴氏后学，名家辈出，今分述之如下：

（一）金坛段玉裁，讲求古义，深于小学，著述很多，而以《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录》为尤著。

（二）高邮王念孙，亲受学于戴氏，精训诂，著有《广雅疏证》及《读书杂志》。其子引之，亦精训诂，著有《经义述闻》与《经传释词》。

玉裁、念孙、引之并戴氏，为朴学的中坚人物，故世称戴、段、二王。他如治数学者有汪菜，治韵学者有洪榜，治《三礼》者有金榜、胡匡衷、凌廷堪；而任大椿、卢文昭、孔广森辈，亦莫不师戴。——戴学之盛，可谓达于极点。

朴学启蒙时期与成熟时期之异点

以上述朴学的成熟时期竟，进而请言朴学启蒙时期与朴学成熟时期的异点：

（一）启蒙时期对于宋学，仅攻击其一部分，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成熟时期，则置宋学于不顾；

（二）启蒙时期学者均抱有“学以致用”的精神，成熟时期的学者则为经学而治经学，为考证而考证；

（三）启蒙时期的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仅居一部分势力；成熟时期则占学术界全领域而日益精密。

在这朴学独占时期，其他学术思想，几无立足的余地；但是，在这时期中，依旧有几个学者肆力于他种学问。今分述于后：

彭绍升

汪缙

罗有高

吴县彭绍升，休宁汪缙，瑞金罗有高三人都是在朴学独占时期，以和会儒、释，而独树一帜者。彭有《二林居集》，汪有《汪子文录》，罗有《尊闻居士集》。三人之学，最相契合，要皆华梵交融，禅净并重；盖不但空言参悟，而且力事行持：这与宋儒糅杂佛说只谈明心见性而不发愿往生者大有分别。

洪亮吉

亮吉亦治经学，亦治史学，有《诗文集》六十四卷，《意言》二十篇。他于清代盛世，亟言生计之学，其言曰：“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子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曾高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意言·治平篇》）——他这见解，《韩非子·五蠹篇》上早就说过了，不过生在盛时，人人都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而能深虑于民生问题，却是当时不可多得之士。

他如李汝珍著《镜花缘》，俞正燮著《癸巳类稿》，其中多讨论妇女问题的地方，颇有可观，不过不为当时人士所重视罢了。

朴学的成熟时期：汉学的堡垒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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