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的启蒙时期与成熟时期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讲所要说的，只是周氏所说的第一期及第二期，即是朴学的启蒙时期与成熟时期，至于第三期及第四期，即今文学运动，则留到第十一讲再说。他这种见解，便是清代朴学的先声。而他治学的方法着重于创造与博证，则更为清代朴学奠立一个强固的基础；所以他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阎若璩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胡氏此书，也引起学者怀疑的精神。

本讲所要说的，只是周氏所说的第一期及第二期，即是朴学的启蒙时期与成熟时期，至于第三期及第四期，即今文学运动，则留到第十一讲再说。现在先讲朴学的启蒙时期。这时期的大师，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分述如次：

顾炎武

上面说过：炎武是反对王学最力的人；但他对于程、朱，即对于宋学，却不攻击，所以他说：“由朱子之言，以达乎圣人下学之旨。”（《亭林文集·下学指南序》）他既反对王学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所以他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之说^[3]。他这种见解，便是清代朴学的先声。而他治学的方法着重于创造与博证，则更为清代朴学奠立一个强固的基础；所以他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所著《日知录》与《音学五书》，为考据典制之作，很影响于后学。

阎若璩

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疑《古文尚书》为伪书者，始于宋吴棫朱熹，继之者有元吴澄、明归有光，然皆有所畏惮，不敢断定；自若璩出，才确定这书为伪书。这书千余年来，学者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无敢议其为伪者，自若璩力辨其为伪，于是这书的神圣地位因之动摇；学者受此刺戟，对于一切经义经文遂顿起疑惑，而一切经义经文，也就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了。

胡渭

胡氏著《易图明辨》，辨宋邵雍所传《河洛图书》非羲、文、周、孔所用，而与《易》义无关。他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邵雍、陈抟，明孔学自孔学，宋学自宋学；由是宋学所凭借的《河洛图书》遂失其支配学者心理的势力，而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的异说亦因之廓清。这样一来，学者才知道欲求孔子所谓真理，除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途径。他又著《禹贡锥指》，指摘汉伪孔安国《注疏》、唐孔颖达《疏》及宋蔡沈《集传》于地理上的疏舛；又博考群书，以辨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异同。胡氏此书，也引起学者怀疑的精神。

总之：清代朴学，实由顾、阎、胡三人开其端，而阎书专据康成以折伪孔，胡著《禹贡锥指》多引郑注及《说文》以正孔疏、蔡传，则更唤起一代朴学家崇拜许、郑的心理。他如毛奇龄的《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则更直攻程、朱，与后此清儒所治诸学颇有关系；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其怀疑精神亦颇影响于后学。

以上所述顾、阎、胡三人，均系朴学启蒙时期的主要人物；然当时王学势力业已衰落，而新学派如朴学者又未正式树立，学术思想界既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研究的精神特盛；不过因为承明季王学空疏之后，所以各人研究领域虽不同，但大致都倾向于“学以致用”的精神。现在就当时学者中其学术思想有影响于后代者的几位，分述如下：

黄宗羲

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虽不反对王学，然亦力矫王学空疏之弊。惟其如此，所以他特重经学与史学；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言之甚详：“忠端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儒。既求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我们由这段话，便知宗羲之特重史学；梁启超说他是一代史学之祖，诚非过誉。他所著《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他又深痛专制君王的毒害，故其所著《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均显露民权主义的思想，晚清梁启超、谭嗣同倡民权共和之说，很受他的影响。

王夫之

夫之僻处深山，其学無所师承。他力攻王学，其言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字一句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他对于宋学，提倡关学，其言曰：“张子之学，上承孔、孟，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张子《正蒙注序》）他于天理人欲之辨，有独到的见解，其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后此戴震思想，多由此衍出。而晚清谭嗣同，亦多受他的影响；他所著《黄书》《噩梦》，言黄帝为吾族之祖，指陈民生利弊甚切；他又长于史论，所著《读通鉴论》《宋论》，辨夷夏之防，明民权之理，都有特见；惜以后其学不昌。

颜元

颜元之学，重实行而恶空谈；他不但反对宋学，而且反对汉学，其言曰：“昔者孔子没而诸子分传。杨、墨、庄、列乘间而起，鼓其诐说。祖龙遂废井田封建，焚书坑儒。使吾儒经世之大法，大学之制，沦胥以亡。两汉起而治尚杂霸，儒者徒拾遗经为训传，而圣学之体用残缺莫振。浸淫于魏、晋、隋、唐，训诂日繁，佛、老互扇，清谈词章，哗然四起。祸积而至五季，百氏学术，一归兵燹。尧、舜、周、孔之道，更孰从而问之乎？宋代当举世愦愦罔知所向之时，而周子独出，以其传禅僧寿崖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相率静坐顿悟，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曰：以不观观之。暗中二氏之奸诡，而明明德之实功溷矣。相率读讲注释，合清清训诂为一堂，而习行礼乐兵农之功废，所谓亲民者无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于尧、舜三事之事，周、孔三物之物，偭矩而趋。而古大学教人之法，秦人强使之亡而不能尽者，潜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祸，倍甚晋、唐。道法遂湮，人才寥落。莫谓虞、夏、商、周之文物，尽灭其迹；虽两汉英雄之干才，贤守令之政务，亦莫及焉。而语录恣其张皇，传赞肆其粉饰，竟若左右虞、周，颉颃孔、孟者。试观后世之国学乡学，尚有古大学学习之物否？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学人尚行禹、益、孔、颜之实事否？徒空言相续，纸上加纸，而静坐语录中有学，小学大学中无学矣；书卷两庑中有儒，小学大学中无儒矣。”（《习斋馀记·大学辨业序》）他既薄宋、明之学，又恶汉、唐之训诂注疏，然则他究以何学学教人呢？他以为“尧、舜之道在六府二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托。于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师门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堂上琴、竿、弓、矢、筹、管森列”。（戴朢《颜氏学记·颜元传》）由此看来，可见颜元只是教人实践，教人做事，所以他说：“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他有弟子李塨、王源，均能实践其教；然以清室法网日密，其实行精神，又为当局所忌，故其学不久中绝。

唐甄

唐甄有《潜书》九十七篇。他称道阳明，而自比孟子；因为唐氏之学，自阳明而入，而阳明言良知又出于孟子。惟其宗孟，所以抑尊，其言曰：“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螘之不类于我，贤人退，治道远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虽贵为天子，制御海内，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恶，无异于野处也，无不与民同情也。”（《潜书·抑尊》）他注重治世之术，而其言治，则归于上下平均；其言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则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荍稈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潜书·大命》）因为他这样主张，所以在《室语》篇中，竟斥自秦以来的帝王为贼，而在《省官》篇中又说官多害民。他既注重事功，从而他就认定只有治世者才叫做儒，其言曰：“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潜书·性功》）他著书，不肯一字袭古，其言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王闻远《唐圃亭先生行略》所引）

胡承诺

承诺有《释志》六十篇，又《自叙》一篇。其学以宋儒为依归，务实务平，不离事而言理，其《古制》篇论古封建井田的兴废，很可以看出他这种精神，其言曰：“虽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之后，制度不相近也。虽有汉、唐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之后，利病不相因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损益用焉已尔。”他这样言损益，足见他不是个泥古的人，而和陆生柟、吕留良一班人不同。

梅文鼎

文鼎为清代天算学开山之祖。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凡七十四卷。其孙瑴成亦精算学。同时，吴江王锡阐亦通天算，有《晓庵新法》六卷，文鼎治天算，不分中西，均能取其所长，而无主奴之见；清代经师多治算学，文鼎之功不小。

刘献廷

献廷精地理学，喜游历，观览山川形胜，以证所学。又长于音韵学，著《新韵谱》，惜其书不传；惟全祖望《刘继庄传》中记其厓略，今注音字母，即采其成法不少。

以上诸人，其学术思想都有独到处。他如余姚朱之瑜（有《舜水文集》），则以其讲学日本，日本受其影响很深，而中国反无所闻。又如太原傅山，则以任侠闻，信老、庄之学。他们两个人，都与后此学术无关，故略而不述。至为宋、明理学守残垒者，则有以下数人：

理学诸子

（一）容城孙奇逢以阳明和通程、朱讲学于北方；

（二）太仓陆世仪以紫阳和通陆、王讲学于南方；

（三）平湖陆陇其一主程、朱，力攻阳明；

（四）桐乡张履祥虽师宗周，而得力于紫阳，其学着重于治生，曰：“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

（五）盩厔李颙，其学虽得力于自己，而一宗陆、王家法，又力补王学之失，曰：“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答顾炎武书》）；又曰：“理学经济，原相表里”（《答许学宪书》）。

总观以上五人，虽仍守理学残垒，然已由明而返于宋。不过他们个人道德都很好，所以能够斤斤自守，较之以后拿理学去逢迎时主的大官们却要高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