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输入与旧教传教事业的密切关系导致中国趋向西学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上所述，可知西学的输入，和旧教传教事业有密切关系。圣祖因此大怒，下令逮捕铎罗，送至澳门，并命凡不遵守利玛窦遗法的教徒，一律出境。在这内外多事之秋，中国的闭关主义已经无法维持，深感中国固有学术不足，而渐有倾向西学的表示。其后张之洞亦谈洋务，其目光亦只限于西洋物质科学，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成为这一时期的口号。以上所述，便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期。

由上所述，可知西学的输入，和旧教传教事业有密切关系。康熙中叶（1691年）以后，却生出一种新的变化来了。原来旧教徒如利玛窦等在中国布教，很能参酌中国风俗，容认中国教徒一面奉教一面拜孔子、拜天、拜祖先。后来这种情形传到罗马法王那里去了，法王认为破坏教规，遂于1704年派遣铎罗（Tourmon）来中国，并令凡不遵教规的教徒，一律退出中国。圣祖因此大怒，下令逮捕铎罗，送至澳门，并命凡不遵守利玛窦遗法的教徒，一律出境。世宗（1723年至1735年）即位，更令凡不在钦天监供职的教徒，不得居留内地，并改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奉教。这种禁令，经高宗（1736年至1795年）仁宗（1796年至1820年）两朝，形式上均未解禁，直到宣宗时鸦片之役（1840年）以后，为和约所限，西人布教事业始大进展。

玛礼孙

1807年，玛礼孙（Dr.Robort Morrison）受英国传道会委托至中国布教，原拟在澳门登陆，因旧教徒的嫉忌，乃往麻拉甲暂时驻足，以植基础；于是从事著作，成第一部《华英字典》，并以耶教《圣经》译成汉文，供华人披阅，为新教一派布教至中国之始。后此来华教徒，都奉玛礼孙所著字典及所译《圣经》，以为圭臬。鸦片战役以后，中国以香港割让与英，时玛礼孙已死，英人为纪念玛礼孙布教之功，遂于香港建立玛礼孙学校一所。英人既得香港，于是据此以为对中国通商布教的大本营。1844年，《中美条约》与《中法条约》相继成立。自此以后，又有英法联军之役，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由是又获得极强固的保障。同时，国内又有太平军的革命运动，从1850年起，至1864年始告平定。在这内外多事之秋，中国的闭关主义已经无法维持，深感中国固有学术不足，而渐有倾向西学的表示。

所谓洋务

鸦片战役以后，魏源便于1844年著《海国图志》，1849年徐继畬又著《瀛环志略》，由这一点便可看到中国学者倾向西学的趋势。中国经过几次挫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都震于西洋物质科学的可怕，而在政治上最有力量在社会上最有声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班人，因为在军事上外交上和西人接触的机会多，并目击西人华尔、戈登戡平太平军的力量，于是更感觉到西洋学术的可怕；所以在太平军平定之后，他们就努力从事于“洋务”。当时“洋务”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便是：

1863年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1865年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1866年　奏设轮船制造厂于福建；

1867年　江南机器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

1870年　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1872年　挑选第一批学生派容闳指导赴美留学；请开煤铁矿；设轮船招商局；

1875年　筹建铁甲兵舰；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化学、电学、炮法、兵法、火轮、机器、舆图、测算诸门，派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1876年　派武弁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术，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留学；

1880年　购置铁甲兵舰；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局；奏请建设铁路；

1881年　设开平矿务商局；

1882年　筑旅顺军港船坞，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1885年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以上这些新政，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创办的，就中尤以鸿章所创办者为最多（但在1861年时，北京即设有同文馆，附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聘西人为教习，教授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文字，分天文、化学、算学、格致、医学诸科目）。国藩死后，宗棠又以全力经营新疆，于是鸿章就成为主持洋务的中心人物。他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诸人，也都是鼓吹洋务最有力的分子。他们都认定西洋所长的是物质科学，是船坚炮利^[1]，所以迻译之书，亦多偏重于这方面。当时翻译西籍，以同文馆翻译馆为中心，西教会教徒，也多从事翻译。1903年，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把译出诸书，分为学、政、教三类；除教类之书不计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

译述之盛

（上卷）为西学诸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各类；

（中卷）为西政诸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各类；

（下卷）为杂书之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类可归之书各类。

以上各书，共计三百五十三种，八百九十三本。从事翻译者，有西人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李提摩太、艾约瑟，他如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亦任翻译，他们都学有根底，对于所译诸书，都能忠实。不过当时所译各书，偏重物质科学，略于社会科学，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从这一点正可以看出当时人士的眼光。其后张之洞亦谈洋务，其目光亦只限于西洋物质科学，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竟成为这一时期的口号。以上所述，便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期。甲午（1894年）战败以后，国人目光，始大转变，而渐着重于社会科学；惟当时所译各书，多出自日文，且肤浅不充实，却是一个缺点；至严复出，其风始一变。

西学输入与旧教传教事业的密切关系导致中国趋向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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