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艺海沧桑成长期的相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由发祥地北京向外地普及的过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侯宝林、郭启儒自东北、天津返京,献艺于上海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由于内容健康,格调清新,被誉为“文明相声”,受到热烈欢迎。清末以来,相声艺人逐渐从北京流向外地。最早离京赴津的是满族艺人裕二福。......
2024-06-06
宋、元、明三代学术的中心,当然是理学,但这时代的经学史学及其他,也有可述之处,现在分项说在下面:
(一)经学 经学至宋庆历间(1041至1048年)而一变,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举,至刘敞作《七经小传》及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才以己意改经,与前此诸儒之说立异。他如欧阳修排《系辞》,修与苏轼兄弟毁《周礼》,李觏、司马光毁《孟子》,苏轼讥《书》,晁说之黜《诗序》,都力排经师旧说;所以纪昀说:“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过于信传,宋儒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此言汉宋治经方法之异很扼要。今将宋代五经流派,表列如次:
宋代五经流派
四经正义
朱注盛行
此外又有《四经正义》:(一)《孝经正义》,(二)《论语正义》,(三)《尔雅疏》,(以上三书均邢昺作疏)(四)《孟子正义》(旧本题孙奭疏)。但是,自南宋理宗表彰朱学以后,言经已渐主晦庵之说,至元仁宗延祐元年(514年)定科举法,始专以宋儒《四经注》及《五经注》。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专用朱氏《章句》《集注》;五经则《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仍用《郑注》。明以制义试士,也专主宋儒:其时四书主朱氏《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经学至此,可谓完全统一于宋儒之下。至永乐间(1403至1424年),朝廷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始废注疏不用,经学之衰,亦从此时起,所以顾炎武说:“儒臣本旨修《四书五经大全》,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司马光
(二)史学 宋代编年体的巨制,首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其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朱熹本之,作《资治通鉴纲目》九十四卷,仿《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其中。刘恕又作《通鉴外纪》,录庖牺氏以后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事,以接《资治通鉴》之前;朱熹又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录自宋太祖至钦宗之事,以接《资治通鉴》之后。降及明代,又有陈桱作《通鉴续编》,专述宋代史事;胡粹中作《元史续编》,以补《元史》的阙略;商辂等作《续资治通鉴纲目》,述自宋太祖至元顺帝之事;薛应旆作《宋元通鉴》,专述宋、元两代事——以上属编年体。
袁枢
纪事本末体则创于宋袁枢。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其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传纪编年,贯而为一,名其书为《通鉴纪事本末》。明陈邦瞻仿其体例,作《宋史纪事本末》与《元史纪事本末》,并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李萍《辽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三藩纪事本末》,合称为《九种纪事本末》。
郑樵
马端临
文化史之书,则有宋郑樵的《通志》,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中最精要者为略,计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服器、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二十类。后马端临又作《文献通考》,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二书言典章制度沿革,均极详尽,与杜佑《通典》合称为《三通》。后并清世《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志》,合称《九通》。
至于正史,则宋以前,汉以后,代有著作,今表列如下,以供参考:
【注释】
[1]朱熹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张载说:“六经须著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程颐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须先识义理,方始看得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耳。”这所谓“性命”,所谓“义理”,都是理学的特色。至于舍经而言心,则实始于宋儒,程颢告神宗有云:“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限,万圣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2]钟泰《中国哲学史》:“或曰:诸儒既有得于二氏,而又辟佛辟老,何也?曰:是亦有故。……彼始有见于佛、老之理,既反索之于六经,而亦得之,且又应有尽有,一无欠缺也。于是乃信自有家宝,而不必于他求。故其辟佛辟老,非以雠之,以为实无需乎尔。且释、道与儒,言道则一,言用则殊矣。以中国尧、舜以来礼乐刑政之备,而欲其绝父子,黜君臣,群趋于髡发逃世之教,此必不能者也。是以取其意而弃其迹,斤斤于空实有无之辩。……此正宋儒善用佛、老之长,而无佛,老之弊。”金李屏山云:“李翱见药山,因著《复性书》。张载,二程出,其徒张九成、刘屏山、张南轩、吕伯恭、朱熹,皆借佛祖之意,笺注经书,自为一家之言。其论佛、老也,实与之而文不与,阳挤之而阴助之,盖有微意存焉。”李氏所言,虽为党佛之论,要亦颇当于事理。
[3]言天有四象,日月星辰。言地有四体:水火土石。推是以言天变,则有寒暑昼夜。以言地化,则有雨风露雷。以言动植物之感,则有性情形体。以言动植物之应,则有走飞草木。言人,则有耳目鼻口、声色气味。言时,则有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一时为辰,十二辰为日,三十日为月,十二月为岁,三十岁为世,十二世为运,三十运为会,十二会为元)。言经,则有《诗》《书》《易》《春秋》。言治,则有皇王帝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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