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理学：理学家在佛学中求得启示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排佛理学家得力于道家之处，在前一讲中已经说过了，现在要说理学家与佛学的关系。理学家与佛学理学开山祖师周、张、二程，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他们目击佛学横行，虽有孙复一班人攻击，而王安石辈却反为佛所化，所以他们虽力辟佛，却仍要从佛学中窃取其长，以入于儒，建立儒家的新哲学——即后来所谓理学——而与佛学相抗。

排佛

理学家得力于道家之处，在前一讲中已经说过了，现在要说理学家与佛学的关系。原来中国的佛教，在晚唐时候，只有禅宗的势力笼罩一切，上一讲所说的李翱便与药山禅师很有关系。当时有思想的文人，也多和禅师来往。韩愈立意卫道，在那时便竭力排佛。到了宋初，儒家大师孙复，也力排佛教，其言曰：“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也。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杂之于后；汉、魏以下又甚焉：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与儒相并而为三，甚可怪也！彼等破灭人伦，儒者鸣鼓而攻之可也。”（《儒辱说》）而欧阳修亦作《本论》，以斥佛教，其言曰：“佛法之为中国患千余岁矣。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无不欲去之。去而复集，终至莫可如何，此为我有阙废也。补缺修废，明王政，充礼乐，虽有佛，亦无所施事于我民也。”石介又作怪说和之，其言曰：“中国道德之所治，礼乐之所施，五常之所被也。然而汗漫不衍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满，可怪也。”像这种排佛的论调，一时朝野上下，无不如响斯应。

儒释融合

在这浓厚的排佛空气中，佛教徒中的有识者，很想作“儒、释融合”的运动。在宋代与欧阳修同时的，便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明教大师契嵩，一个是大觉怀琏。契嵩的《辅教篇·原敬》说：“万物有性情，古今有生死。”其自注云：“性者寂静不动，人之资质者也；情者感而通，人之欲者也。”这就是拿性情来配合本觉不觉。当时文人如王安石、苏轼兄弟、黄庭坚、陈师道之辈，看见契嵩的著作，竟渐次为佛所化。大觉答修选孙氏问教，更力倡儒、释一致的论调，其言曰：“妙道之意，圣人寓之于《易》。周衰，先王之法坏，礼义沦亡，奇言异术，出而乱俗。及我释迦之入中土，以第一义示人，以慈悲化众生，亦时之所趣也。……圣人之教，迭为扶持，化成天下，如天有四时，循环而生成万物。至其极也，而弊生焉。然弊迹也，道一而已。自秦、汉至今，千有余岁，风俗靡靡，愈趋愈薄，圣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诋訾，不知所从，大道寥寥，不知其返，良可叹也。”他这种论调，在学术思想界上也很有影响。惟其如此，所以当时儒者，也多和佛教徒往来，如苏轼之友佛印了元，欧阳修之友祖印居讷，张商英之友往洪觉范，都无不过从很密。

理学家与佛学

理学开山祖师周、张、二程，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风尚所及，他们自然也研究佛学。敦颐是否从学于寿涯，是否参禅于慧南，是否有得于佛印（《居士分灯录》），是否师事过常聪（空谷景隆《尚直编》），我们不必过问，但是他所著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却处处可以寻出禅家思想的脉络。横渠（即张载）是否伴着敦颐晋谒过常聪以得东林理性之论（弘益纪闻），我们也不必过问，但《宋史·张载传》却明明载着他“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又他批判《楞严经》，也有深得《楞严经》的处所。程颐是否问道于灵源禅师（《嘉泰普灯录》），我们也不必过问，但他以释敬为主一，却完全是佛教的心一境性。至于程颢，则程颐的《明道行状》更明白地说：“明道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不但他们四人如此，就是张栻、吕祖谦、游酢、吕大临、谢良佐、杨时以至朱熹，都无不与佛学有深切的关系；至于陆九渊，就更用不着说了。他们目击佛学横行，虽有孙复一班人攻击，而王安石辈却反为佛所化，所以他们虽力辟佛，却仍要从佛学中窃取其长，以入于儒，建立儒家的新哲学——即后来所谓理学——而与佛学相抗。明白了这一点，则所谓理学的源泉，也就明白了，并且，理学家既有得于释、老，何以又力辟释、老的道理，也就明白了。^[2]

佛学与理学：理学家在佛学中求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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