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变迁：从儒学消沉到新学勃兴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经学统一在这过渡期中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经学的变迁。这样一来，儒学的消沉，便达于极点。李鼎祚啖助陆淳不过在天下士子都遵守《正义》的时候，也有二三人能够不受这种束缚，从别的途径，去研究经学，如资州李鼎祚与赵州啖助，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经五代而至宋，其新学的勃兴以及对于经典的批评，谓为由李翱、李鼎祚及啖助等所引起，亦无不可。[3]宋时《正易心法》，托之麻衣道者，认为陈抟之学所自出，实则南宋时戴师愈的伪作。

经学统一

在这过渡期中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经学的变迁。上面说过，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北派之分。《北史·儒林传序》：“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北派之分，即如此。隋统一南北，经学也因之统一，其时：《易》王弼注、《书》伪孔传、《诗》毛传、《礼》郑注、《春秋公羊》何休注、《穀梁》范宁注、《左传》杜预注，并行于世。由是南学战胜北学^[5]

五经正义

唐世，“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儒学列传序》）^[6]。于是经义定于一尊。今将《五经正义》所用注疏表列如次：

《毛诗正义》：毛传、郑笺、孔颖达疏

《尚书正义》：伪孔传、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王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郑注、孔颖达疏

《左传正义》：杜预集解、孔颖达疏

后《礼记》之外，《仪礼》《周礼》（二书均用郑注、贾公彦疏）并用，是曰三礼；《左传》之外，《公羊传》（何休解诂、徐彦疏）、《穀梁传》（范宁集解、杨士勋疏）并用，是曰三传；三传、三礼之外，再加《诗》《书》《易》，是为九经。

义疏之学

这种义疏，都是本诸六朝，对于经义，并无发明，所以章炳麟说：“唐初《五经正义》，本诸六代，言虽烦碎，宁拙不巧，足以观典型。”（《检论·案唐》）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颇能博采众说，而不主一家。

经义定于一尊

上面说过，唐初以《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而当时科举，又以《正义》取士；由是经义定于一尊，而天下士子，专务仕进，也就“尽入彀中”^[7]。这样一来，儒学的消沉，便达于极点。所以《旧唐书·儒学列传》说：“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于是醇 pagenumber_ebook=455,pagenumber_book=424 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说当时……至于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惟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韩愈《答崔立之》也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乎？”其《答窦秀才书》也说：“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是故学成而道益穷。”（并参看本讲概论注一）

李鼎祚啖助

陆淳

不过在天下士子都遵守《正义》的时候，也有二三人能够不受这种束缚，从别的途径，去研究经学，如资州李鼎祚与赵州啖助，就是这样的人。鼎祚有《周易集解》十七卷，网罗三十五家之说，以解《周易》。其《自序》中说：“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盖自王弼之《易》盛行以后，而汉《易》遂亡；今历千数百年之后，而能窥汉《易》象数的一端者，实赖鼎祚之有是书。啖助有《春秋例统》六卷，专考三传的长短，以补缀其阙陋。他爱公、穀二家，而不取左氏。他认左丘明决不是孔子的门人，决不是《论语》中的左丘明，而《左氏传》亦非其所作。他门人河东赵匡与吴郡陆淳，更鼓吹他这种说法。陆淳本其师说，著《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微旨》三卷、《辨疑》十卷。《纂例》十卷，其大意有三：（一）左氏为六国时人，非《论语》中的左丘明；（二）《左氏传》系杂采诸书而成之作，其中多不可信之处；（三）《公》《穀》二传系子夏所传，其中多可信之处。《微旨》三卷，首列三传的异同，再参以啖、赵二氏之说，以断三传的是非。《辨疑》十卷，专述辨驳啖、赵二家的三传之言。啖、陆的说法，固不免穿凿之病^[8]，但其所言，亦未必不是孔子之意，而实际上，唐代消沉的儒学，却正因此而获得新生命，以渐趋于改革之途。所以经五代而至宋，其新学的勃兴以及对于经典的批评，谓为由李翱、李鼎祚及啖助等所引起，亦无不可。

【注释】

[1]唐初极崇术学，设学校，开弘文馆，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然当时学者，多借此以为进身之阶，少有以明道修己治人的儒者。开元八年（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书曰：“《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穀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玚上奏曰：“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王劭也说：“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新唐书·元澹传》）

[2]王通亦言佛教不可用之于中国，《周公篇》：“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但他认佛为圣人，却不似韩愈对佛之开口谩骂了。

[3]宋时《正易心法》，托之麻衣道者，认为陈抟之学所自出，实则南宋时戴师愈的伪作。（见朱熹《书麻衣心易后》）

[4]晁公武说周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得其“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之偈。

[5]皮锡瑞言南学所以胜北学的原因，其言曰：“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经本朴学，非专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经学历史》）

[6]案当时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云，《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贾公彦、李善信、柳士宣、范义 pagenumber_ebook=552,pagenumber_book=521 、张权，并非一人之书，其标名孔颖达者，盖以名位所重云。

[7]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摭言》）

[8]欧阳修评啖助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章炳麟也说：“其后说经，务为穿凿，啖助、赵匡于《春秋》……皆自名其学，苟异先儒，而于诸子名理甚疏。”（《检论·案唐》）但是，惟其“不本所自”，惟其“苟异先儒”，所以啖助之辈，始能开宋儒发明经旨以义理相尚之风。

经学的变迁：从儒学消沉到新学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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