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杜佑：中国史评的开创者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陆贽的谋议，偏于现实的政治，在这里用不着说；所以以下仅就刘知几一人述之，并兼述杜佑。所以知几《史通》，实为中国史评诸书之祖，后此惟有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足与《史通》抗衡。

以上所述，是专论几个与理学有关的人的思想；但在这过渡期中，还有几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也很重要，也得在这里附带说说。章炳麟说：“然其卓荦自得，又不违于质信者，唐世亦非无一二也，史如刘知几，政典如杜佑，谋议如陆贽，齐此则止矣。”（《检论·案唐》）陆贽的谋议，偏于现实的政治，在这里用不着说；所以以下仅就刘知几一人述之，并兼述杜佑。

刘知几治学的经过

彭城刘知几自叙其治学经过曰：“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而其业不成。……先君……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旁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而窥览略周。……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批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

《史通》的宗旨与内容

他接着又言《史通》的宗旨与内容：“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 pagenumber_ebook=452,pagenumber_book=421 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矣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史通自叙》）

评古史

他批评古史轻事重言之失道：“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唐、虞之《典》，商、周之《诰》……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其于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雠，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启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史通·疑古》）

他又批评古史之“动皆隐讳，爱憎由己”，其言曰：“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复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三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在于鲁国，独无其章（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史通·疑古》）

他这样怀疑古史，于是旁及诸书，列举可疑之处十条，逐一批驳，而归结到“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史通·疑古》）。所以知几《史通》，实为中国史评诸书之祖，后此惟有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足与《史通》抗衡。至于他反对隐讳，反对主观的爱憎，注重兴废行事，则更是史家应有的史德与史识。

杜佑的《通典》

唐代更有万年、杜佑，贯通古今，网罗洪纤，以作《通典》。其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各门沿革演变，都有原原本本的叙述，实为中国文化史之祖。宋世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郑樵的《通志》，即本于《通典》而作。

刘知几与杜佑：中国史评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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