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拟定《实业计划》,是在欧战告终的时候。所以中山先生主张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实业,同时拟定具体的《实业计划》,分送国内外当局,征求意见,并向民间作广大的宣传。本来中山先生的计划,虽然提出于欧战告终的时期,实际是早已成竹在胸的了。他的伟大的《实业计划》,不待说,是为了发展国家资本而写的。第一计划第一计划是以北方为对象的,包含五部分。......
2023-08-17
六艺为儒家之学,影响于后世者甚大,故略述之如下:
孔子虽以六艺教人,然未立六艺之名。六艺之名并提,见于《庄子·天下篇》。其言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而司马迁言六艺之内容与性质,更为扼要,其言曰: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六艺经汉武推崇以后,于是成为儒家的经典,而为学人所必诵。六艺之中,以《易》与宋儒理学有关,故略述其大意如下:
《易》有三义
《易》有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三者(见《易纬·乾凿度》)。宇宙现象与人事,如昼夜的运行,如人生由幼少而老死,都是变化不居,此之谓变易。但是,变易虽多,其间却有一定不易的理法,如天尊地卑,如君臣父子的关系者是,此之谓不易。此种理法,极明且简,此之谓简易。明此三义,可以知《易》。
阴阳对立
《易》为阴阳二元论,它用此以说明宇宙万有的现象及社会的人事,所以《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间一切的对立,都归之于阴阳的对立,如次表所示:
以对立的矛盾说一切变化
它以阴阳对立的矛盾,去说明宇宙一切变化,故曰:
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
宇宙之二元的说明,并不充分,所以《易》学者,又认为阴阳是从太极而来的,故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系辞》)
这便是包含的一元论,和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些相似。
阴阳对立的矛盾,在这矛盾中展开变化,便是《易》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之根本,今列举几条如次: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睽之时用大矣哉!(《睽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彖》)
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彖》)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彖》)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系辞》)
凡此,都是从对立的矛盾中去看出变化,《易》之有变易之意即指此,《易》之有辩证法的预知即指此。
但是,万事万物,虽有变化,却都有一定的秩序,《易》之有不易之意即指此,《易》之有简易之意即指此,故曰: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
阴阳对立,本是生殖器的象征,后来把这对立的矛盾,推到万物的生成,人事的变化,都无不正确,于是这种宇宙观人生观,便充满着辩证法的展开。但是讲到这里,提出一个“恒”的道理,就渐次把相对变成绝对而丧失了辩证法的意义了。因此,《易》在伦理上在人事上,便承认有固定的阶级,故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系辞》)
家人,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彖》)
以上述《易》之大意竟。不过我们要明白,《易》本来是为筮所用的东西,充分地含有宗教的迷信;而以上所引的这些文句,却都是儒家的《易》学。
又小戴《礼记》中的《礼运》《大学》《中庸》,亦与后此儒家的思想有关,兹分述之如次:
礼运
其言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壑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清世今文学家,言三世,言大同小康,即本于此。然观《礼运》所言大同,实受道家政治哲学影响甚深。
大学
《大学》,朱熹以为是曾子之作,汉贾逵与宋王柏以为是子思之作,其重要处在三纲领八条目,其言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止,知止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今表列如下:
由上所述,可知修己治人之道,尽在这一段中,所以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此书经程子表彰,遂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而宋儒言致知格物,全本于此。
中庸
《中庸》据《史记》说,是子思所作。《中庸》影响于后儒的,约有数端。
第一,言天、道与性。《中庸》第一句就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这就是说:性是天赋的,循性便是道。道虽至尊至大,然在吾人本性之外,实无所谓道。因此,天道便是人道,人道也就是天道。换言之:天地的法则,即是人之本性,也就是诚,故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是天地自然的法则,是无始无终恒久不变的,故曰: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微,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
天地的法则既然是诚,则不但人之本性是诚,天地万物之本性,也莫不诚,所以说: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这就是说:诚不但是天人合一的契机,而且是内外物我合一之枢纽,故曰: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这种见解,后来经过李翱的发挥,程颢的提倡,遂成为理学中的主要要素。
第二,修养。对于修养工夫,《中庸》揭出二大纲领,即“尊德性而道学问”。这是德育与智育两方面的修养,二者并重,不可偏废。道学问的细目,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与问,属于外的知识;思与辨,属于内的知识;至于行,就是去实行所知的东西。若拿“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段话来说,则道学问的五个细目,恰如次表所示:
这“尊德性、道学问”的修养工夫,到宋儒手里,便各有偏重,结果成朱陆之争。
此外还有“中庸”一个根本观念,也很重要,原是本于孔子之说而来的(孔子说中庸见前),限于篇幅,只好从略。
【注释】
[1]履,《孟子》通行本作“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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