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重视家族主义，注重仁义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孟子言孝，以无后为大，实由于重视家族主义而来。由此看来，足见孟子也重视君臣之分。虽然，孟子言性善，而侧重于万人同具善端之说，所以他力主平等，而流为民本主义的思想。上古之时，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思想，即孟子民本主义之所自本。仁义孟子言德，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尤着重于仁义。观此，更知孟子之特重仁义。观此，可知孟子之重视存养。

孔子之后，儒家有孟子荀子二大师，兹先述孟子。孟子邹人。邹与鲁近，都是儒家的根据点。孔子之志在于继周公之业，孟子之志则在于继孔子之业，所以他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以六艺教人，孟子亦以六艺教人；孔子崇周制，孟子亦“遵先王之法”，而言仁政。（参看《离娄上》及《滕文公上》）以下就《孟子》七篇，分述其学之大概：

性善

性善是孟子学的中心。当时人似乎很着重性的问题，所以《告子篇》记载论性的，共有三派：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孟子的答复是：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又曰：

富贵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

孟子在论性时，提出一个才字，才与材同义，所以朱子说：“才犹材质，人之能也。”这个才，就是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都具有善的可能性，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篇，把此四者，名为四善端，不过把恭敬之心易作辞让之心而已，其余皆同——所以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至于人之所以为不善，却是由于“不能尽其才”，由于“陷溺其心”。

人的本质，既同具善端，所以又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

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

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他言民本主义，即根据于此。

既言性善，则必然的结果，就要归到先天的良知良能论。所以他又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

后此王阳明的良知说，即祖述于此，而略有变更。

五伦

孔子未尝言五伦，至孟子始详述五伦的道理。他本于《尧典》上的五教而立论，其言曰：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后三伦用不着详说，现在只说重要的前二伦。兹先说父子有亲。上面说过，中国特重家族主义，而家族的道德，又以孝弟为本；孟子亦信仰此传统的道德，所以说：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至于孝道方面，则孟子主张顺乎亲，其言曰：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

后来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便以此为根据。其次，言孝必如曾子之养志，所以说：

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离娄上》）

再其次，事亲必以礼，《孟子·滕文公上》引曾子之言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

这正是孔子所谓“无违”的注脚。最后，言孝则不当绝祖先之祀。故曰：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离娄上》）

所谓不孝有三，就是：（1）阿意曲从，陷亲不义；（2）家贫亲老，不为禄仕；（3）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孟子言孝，以无后为大，实由于重视家族主义而来。

其次请言君臣有义。孟子距杨、墨，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又推称孔子的正名分，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由此看来，足见孟子也重视君臣之分。虽然，孟子言性善，而侧重于万人同具善端之说，所以他力主平等，而流为民本主义的思想。故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

惟其以民为本，所以孟子言君臣之分，有与孔子不同之处，他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

但是，此民本主义，亦非孟子所发明。上古之时，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思想，即孟子民本主义之所自本。惟其以“天命”“天意”为主，故此民本主义决非后世的民主主义。

仁义

孟子言德，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尤着重于仁义。故孟子对梁惠王言利，则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何谓仁义？他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由此看来，“居仁由义”，便是做人之理。

他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事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离娄上》）

观此，更知孟子之特重仁义。

存养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下。”（《尽心上》）观此，可知孟子之重视存养。孟子言存养，可分二方面述之：

（1）消极的　消极的存养法，第一在于寡欲，故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其次在于存夜气，故曰：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自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上》）

最后在于思，故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告子上》）

（2）积极的　积极的存养法，第一在于扩充，故曰：

凡有四端（仁义礼智）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公孙丑上》）

其次在于养气。孟子言养气，似乎注意于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其言曰：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志。（《公孙丑上》）

他所谓志，便是精神作用；所谓气，似乎是从肉体的方面来说的；观上所引用的一段，便知精神支配着肉体，而同时肉体也影响于精神。他本于这一点，主张养气为存养的方法。养气到达完满的境界，便是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

至于养此浩然之气的方法，孟子则曰：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公孙丑上》）

果能至此地步，则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仁政

孟子言行政，是从他的性善说而来的，性既善，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就是仁政。仁政就是王政，所以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以下分述其行仁政的方法与仁政的内容：

（1）行仁政的方法　行仁政的方法，与孔子同，也是由上而下的人治主义，其言曰：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惟其如此，所以他注重分工的原则，其言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滕文公上》）

至于其治民的方法，则曰：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

果如此，便可以化民成俗，其结果：“民曰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但是，如前所言，孟子力崇民本主义，故其言治，虽有劳心劳力之分，然治者阶级，要皆以民意为准，所以说：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既以民意为准，则一切反于人民利益的设施，都应与以反对。其言曰：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由此看来，所以为君者必得顺民意以尽君道，否则，便不叫做人君。所以《梁惠王下》有这样的一段：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2）仁政的内容　孟子的仁政，是他理想的仁政。他以为行仁政的第一要着，就是“制民之产”，其言曰：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

要“制民之产”，他就主张行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度：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

但是，因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禽兽”，所以又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

仁政到了这个地步，则人民自然就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

孟子：重视家族主义，注重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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