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起源及演进历程-杨东莼文集

一般研究文学起源的人，都以为文学肇始于风谣。《汉书·艺文志》：“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朱子《诗集传序》：“有欲则不能无思，有思则不能无言，言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这就是说：人生有欲则不能无情感，既有所感于中，就不能不谋有所以抒诸外。最初把情感抒诸外的东西，便是风谣。风谣合于自然的音响节奏，所以有韵之文又发生在无韵之文以前。

郭绍虞在《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上，有《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他说：

“一般研究文学史的人推论文学之缘起都以为肇始于风谣。风谣实是最古的文学。其于后世文学不同者，即在于后世渐趋于分析的发展，而古初只成为混合的表现。今人研究风谣所由构成的要素不外三事：

（一）语言——辞——韵文方面成为叙事诗，散文方面成为史传，重在描写，演进为纯文学中之小说。

（二）音乐——调——韵文方面成为抒情诗，散文方面成为哲理文，重在反省，演进为纯文学中之诗歌。

（三）动作——容——韵文方面成为剧诗，散文方面成为演讲辞，重在表现，演进为纯文学中之戏曲。

在原始时代，各种艺术往往合而为一，所以风谣包含这三种要素，为当然的事情。即后世的文学犹且常与音乐舞容发生连带的关系，而与音乐的关系则尤为密切。这因语言与动作之间，以音乐为其枢纽之故。欲使其语言有节奏，不可不求音乐的辅助；欲使其音声更有力量，不可不借动作以表示。所以诗歌并言，歌舞亦并言。以音乐为语言动作的枢纽，正和以歌为诗与舞的枢纽一样。”

“《毛诗大传》论诗歌之起源，亦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节说明这三种艺术混合的关系更为明晰。以文学为主体而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而其他都较为后起。这些意思，都可以于言外得之。盖昔人思虑单纯，言辞简质，虽有所感于中而不能细密地抒发于外，所以不得不借助于其他艺术。后来渐次进步，始渐与舞蹈脱离关系了；更进而后与音乐脱离关系了，迨到描写的技巧更进的时候，即由音乐蜕留的韵律，亦渐次可以破除了。至其依旧借助于舞蹈与音乐的地方亦更逐渐进步，而成为更精密的体制。于是文学上种种形式体裁与格律遂由以产生，而其源固导始于风谣。”

“风谣是原始的文学，由于风谣更进一步便成为诗。诗亦是原始的文学，诗亦可以概括一切的创作文学。本来由于各体文学发生的程序而言，韵文常先于散文，所以由风谣更进一步的文学，实可以诗作为代表。风谣与诗本来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由于内容而言，风谣是未成熟的文学作品，诗是较成熟的文学作品。再从表现的工具而言，风谣是以语言为工具，而诗则用文字为工具而已。”

“前言风谣有三种要素，即是语言、音乐和动作。及其进而为诗，遂由语言的质素以演成史诗（即叙事诗），由音乐的质素以演成抒情诗，更由动作的质素以演成剧诗。旧时把《诗经》分成风、雅、颂三类，我们若从大体上观察，则雅可以当史诗，风可以当抒情诗，而颂字训容，恰可以当剧诗。”

郭氏这几段话，是他全文的总纲，其大意就是：文学肇始于风谣，风谣是无文字时代的文学作品，包含语言、动作、音乐三种要素；风谣进一步便是诗，诗亦是原始的文学。换言之，即诗是有文字时代的最初文学，它也包含此三种要素，其后文体之所以各异，即在于后世之趋于此种要素之分析的发展。他最后又说：“由是可知无论何种文体，实在都有三个共同的倾向，即自由化，散文化，语体化。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无论如何曲折迂回，却总是向着这三个目标以进行。”以下就他这个总纲，把中国文学中的小说、赋、诗、词、曲、文等项目的演进，略述一番：

（一）小说。小说是由历史传记演进而来的，而历史传记又是从诗史演进而来的。中国有无诗史——《尧典》虽为诗史，但我们认为这是后人的伪造——不可征实，但以文学演进的行程论，则中国古代似亦有诗史。章炳麟说：

“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意者仓、沮以前，亦直有诗史而已；下及勋、华，简篇已具，故《帝典》虽言多有韵，而文句参差，恣其修短，与诗殊流矣。其体废于史官，其业存于矇瞽，由是二雅踵起，借陈歌政，同波异澜，斯各为派别焉。”（《检论》五《附录正名杂义》）

由章氏之言，则知中国古代亦有诗史。后来因为“简篇已具”，有韵的诗史，便渐次变成历史的传记。用传记的体裁，描写荒唐诡异的事情，使成志怪小说。这种志怪小说，如《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即已开其端绪。降及两汉、六朝，志怪小说，始大发达，而小说一语，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汉书·艺文志》中，更列举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这些小说，都已不传，唯其中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后世仰为小说的鼻祖。《汉书》记虞初的事是：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陇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观此，虞初既是方士，则其书为神仙怪诞之说，属于志怪小说一类，便不用说了。时武帝信神仙，怪诞之说并起。东汉时代，方士之说更盛。魏、晋清谈，佛、道继起。故这一时代的志怪小说很发达。而其取材，要以方士、佛、道诸家灵异、神怪之说为主，他如儿女之私及朝野遗闻轶事以资谈助者，亦为小说材料，不过不及前者的重要而已。今就《汉魏丛书》中所收集的两汉、六朝小说之主要者，如托于汉东方朔所撰的《神异经》、秦王嘉所撰的《拾遗记》、晋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托于晋陶潜所撰的《搜神后记》、宋刘敬所撰的《异苑》、梁吴均所撰的《续齐谐记》、梁任昉所撰的《述异记》，便是志怪小说中之最有名者。如托于东方朔所撰的《海内十洲记》、托于汉班固所撰的《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托于汉郭宪所撰的《别国洞冥记》，便是属于方士神仙之说的志怪小说。如梁颜之推所撰的《还冤志》、宋刘义庆所撰的《宣验记》、齐王琰所撰的《冥祥记》，便是言佛家因果报应之说的志怪小说。他如记儿女之私的，就有托于汉伶玄所撰的《飞燕外传》及无名氏的《杂事秘辛》。资谈助的，就有托于汉邯郸淳所撰的《笑林》及刘义庆的《世说》。记朝野遗闻轶事的，就有托于汉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又如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与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虽录于《史部载记类》，但其中亦多小说的记载。总之，两汉六朝是志怪小说最盛行的时代，而其托名为汉人所撰的，大概都不可靠，或系魏、晋以后人所作。

唐代小说，较两汉、六朝更为发达，更为进步。洪容斋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其笔端。”是唐代小说，已转变至一新时期，即传奇小说时期。据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则唐代传奇小说，可以分作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类，今将《唐人说荟》（一名《唐代丛书》）所收集的小说依盐谷温的分类法略述如下：

（甲）别传：如韩偓所撰的《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三种，都是记录隋炀帝的逸事的；如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便是描写当时道教流行的作品；如陈鸿所撰的《东城老父传》，便是记玄宗时代斗鸡盛行的事；如郭湜的《高力士传》、曹邺的《梅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以及乐史的《太真外传》四篇，可以说是明皇内传，是记录玄宗宫闱间秘事的好史料。

（乙）剑侠：如张说所撰的《虬髯客传》，杨巨源所撰的《红线传》，薛调所撰的《刘无双传》，段成式所撰的《剑侠传》，都无不是些武侠男女的勇谈。

（丙）艳情：艳情类以佳人才子的风流韵事为主，实唐代传奇的精萃，如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许尧佐的《章台柳传》、元稹的《会真记》、张文成的《游仙窟》，都属此类，而尤以《会真记》为最重要，因为后此赵德麟的《商调鼓子词》、董解元的《西厢弹词》、王关的《西厢》杂剧、明人的《西厢》传奇，都是由《会真记》转来的末流，我们由此可以找出宋、金、元、明间声曲发达的沿革，最为清楚。

（丁）神怪：神怪类是关于神仙、道、释怪谈的小说，和《神异经》一样，但唐人的手笔，却情节有趣，文章华丽，固不可同日而语。如李朝威的《柳毅传》、郑还古的《杜子春传》、李公佐的《南柯记》、李泌的《枕中记》、皇甫枚的《非姻传》、陈元祐的《离魂记》，都是神怪类小说中的最有名者。要之，唐代传奇小说，大抵想象离奇，情绪丰富，文笔华丽，记叙委婉，皆非以前所及，实唐人的绝作。后此元、明间杂剧流行，每每取其事以被之管弦，也叫做传奇。如《会真记》便有元王实甫的《西厢记》（见前），《长恨歌传》便有清初洪昇的《长生殿》，《虬髯客传》便有明凌初成的《虬髯翁》，张凤翼、张太和的《红拂记》，《南柯记》便有明汤临川《四梦》的《南柯记》。至宋以后，诨词小说始代传奇小说而起，然唐人传奇体的小说，亦间有作品，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祐的《剪灯新话》、明李祯的《同馀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清钮琇的《觚剩》、清张潮的《虞初新志》、清余怀的《板桥杂记》以及清陈球的《燕山外史》均属之。

诨词小说起于宋代，盐谷温说：“小说起于汉代，从六朝经过唐渐渐发达，其文体为秾艳绮缛之文语体，然而还不过是词人文士的余业。真正的有国民文学之意味的小说，创于宋代。这叫做诨词小说。诨为戏言、笑语、滑稽谈之意味，诨词小说是以俗话体很有趣的写成的小说。”观此，便知道诨词小说，就是由文言转变为语体的一种国民文学。而且唐代传奇小说是短篇的多，宋以后的诨词小说却是章回体。宋代诨词小说传到今日的，只有《宣和遗事》一种，系南宋无名氏之作，徽宗、钦宗的二代记。至元代，诨词小说始盛行，这第一是由于元以异族入主中国，仕路沮塞，所以许多文人便喜以游戏的笔墨，描写社会的情状，以抒发其平日的积郁之气；第二是由于元人向处荒寒瘠苦之乡，一朝得志中原，醉心汉族文明，趋向娱乐方面，所以欢迎杂剧与小说，以取快乐；至于唐、宋以来佛家说法与理学家语录的喜用语体，也是促成此种诨词小说的原因。元代诨词小说的代表作品，有《水浒传》，相传为施耐庵所作，又有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至今还很流行，成为一般人的读物。降及明代，又有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及相传为王世贞所作的《金瓶梅》，并《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称为小说四大奇书。他如《平妖传》《今古奇观》《龙图公案》《两汉演义》以及《东周列国志》，都是明代小说中的最好者。清代诨词小说，则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一代代表作品。他如燕北闲人所作的《儿女英雄传》以及《三侠五义》（后更名《七侠五义》），便是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便是讽刺小说之祖。清末，更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及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如《镜花缘》便是拥护女权的作品，《花月痕》便是才子佳人的韵语，《品花宝鉴》便是美少年的秘话。清末，林纾又译西洋小说若干种，为西洋文学翻译的开始，但他喜用古文，所以弄到与原著者的意思相违。新文化运动以后，新进作家辈出，有如风起泉涌一般，创作与翻译，都有很长足的进步。

（二）诗。诗与赋原出于《诗经》中之所谓风，至春秋战国时才分为两途。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佺期）宋（之问）律诗。”最初诗与音乐是不能分离的，汉代以后，诗与乐分为两途：当时诗有五言、七言、四言、六言之分，五言始于古诗十九首（其中有九首为枚乘所作）及李陵、苏武之作，七言始于武帝时柏梁台的唱和诗，四言始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始于汉司农谷永（此外有三言始于晋夏侯湛，九言始于曹魏高贵乡公）。然汉、魏、六朝的作品，仍以五言、七言两体为多，这些都是古诗。至于乐府，则始于汉高帝的《三侯章》及唐山夫人的《房中乐》，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司马相如等所作诗赋，论其律吕使和于八音之调，而乐府之名始立。东汉以后，乐章亡绝，不可复知，由是所谓乐府之作，便不过是“依前曲作新声”^[1]的事业而已，而乐府也就因此成为诗中之一体。降及晋世，音韵学渐次发达，而梁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嗣后诸家遵轨，已开律体之端。到了唐代，所谓近体诗始正式成立。近体诗是别于古体而言，所谓古体诗，就是汉、魏、六朝的诗，这种诗虽以五言七言为多，但是每篇的句数并无一定，每句又没有定声。至于近体诗，却是取古体五言七言诗，调以声律，加以排整，而通篇都为五言或为七言的一种诗，不过近体诗中，又有律诗绝句之分。诗的体制，至是大备，后此宋、元、明、清都不能出此范围。唯自唐宋以后，受佛家说法与宋儒理学语录的影响，而以俚语入诗之风大开，其结果遂形成今日之所谓新体诗，即自由诗。诗之演进，大概如是。至于历代作家，则有文学史的叙述，故不复赘。

（三）赋。上面说过，赋也是出于诗，所以班固《两都赋序》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之源固合于诗，但其末却不同于诗。从性质上说：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诠赋》）。从作用上说：诗——“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赋——“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诗与赋的分别，大概如此。最初的赋，叫做短赋，短赋可以说是无韵的小诗，因为当时的诗都与音乐有关，而短赋却和音乐无关。《左传》载士为夷吾筑城不慎，被献公所斥责，士便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便是短赋的好例。由短赋而进为骚赋。骚赋的开创者是屈原，它是诗与赋间过渡的产品，所以刘勰说：“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由骚赋再进而为辞赋。赋的名称之成立，实由于荀卿与宋玉，而屈原之赋全属抒情，还有古诗的遗意。至荀卿之赋，却已和屈原不同。刘勰说：“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尽境。”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盖骚赋为诗人之赋，而辞赋则为辞人之赋。后此司马相如、枚乘、扬雄诸人，都是辞赋的大家，而他们所代表的汉赋，即是赋的正宗。由辞赋再进而为骈赋。骈赋为魏、晋、六朝时之赋，专用俳体，竞尚奇巧，其气势局格，已比不上汉赋。由骈赋再进而为律赋，就益加比不上汉赋而流入为下品了。所谓律赋，始自唐世，以迄宋代，盖从沈约四声八病之说起，而唐诗有律诗，唐赋亦遂有律赋。律赋专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至于情韵气势，却置诸不顾的了。由律赋再进而为文赋。文赋就是散文的有韵者。其体虽源于荀卿《礼智》诸赋，然实完成于宋人。原来自唐韩愈提倡古文力排骈文以来，至宋而散文始完全战胜骈文，所以宋人别创一格，而以散文作赋。如欧阳修的《秋声》及苏轼的《赤壁》，便是文赋的好例。最近语体流行，所谓语体的散文诗，或许就是一种白话赋。

（四）词与曲。王元美《艺苑卮言》：“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合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谙南耳而后有南曲。”由他这段话看来，便知道词与曲的来源了。原来唐人拿绝句度曲，至五代两宋衍成长短句就创成为词，所以有人说，词是诗之馀。词要播入管弦，所以讲究音律。但自金元入主中原，所用胡乐，词不能按，就更成为北曲。其后北曲不合于南乐，所以明初又创南曲。至于词与曲的作家，则有文学史为之讲述，故不复赘。

（五）文。这里所谓文，是指散文而言。以前说过，有韵之文发生在无韵之文之先。中国六经，诗固全为韵语，而其余各经以及周、秦间诸子所著书，其间皆时有韵。至秦、汉间，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界画始清。秦世作家如李斯辈，两汉作家如贾谊、晁错，都是很有名的，而司马迁的《史记》，更为唐代以后直至清代古文诸家所宗法。后班固撰《汉书》，亦能继迁之业。降及东汉，便每每以单行之句，运排偶之词，文体遂和西汉不同。至建安七子出，骈俪之风始盛。晋初陆机的《连珠五十》，尤为四六文的嚆矢。南北朝时，谢灵运、颜延年、鲍照、徐陵、庾信继起，便专事绮辞缛句，置情理于不顾了。唐初王、杨、卢、骆四杰，虽其为文，力事遒劲，然托体仍为骈偶。后陈子昂出，始稍复两汉的旧观。迨韩愈、柳宗元出，才毅然以转移文风为己任，效法秦汉之文，力倡古文运动。宋世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继起，始完全战胜骈文。自是以后，直至清代，虽间有骈文作家，然文章正宗，却不曾逸出唐、宋所谓古文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