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的两位健将：谭嗣同与梁启超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维新运动的首领，固属是康有为，然促成此运动者，却要算谭嗣同与梁启超二大健将。谭、梁的学术思想，均能影响于当时的学者，故略述之如次：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金陵居士杨文会闻佛法后，其学又一变。他著作甚多，其学术宗旨，见于《仁学》一书。

维新运动的首领，固属是康有为，然促成此运动者，却要算谭嗣同与梁启超二大健将。谭、梁的学术思想，均能影响于当时的学者，故略述之如次：

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幼时好作骈体文，因是以窥今文学。又崇王船山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金陵居士杨文会闻佛法后，其学又一变。他著作甚多，其学术宗旨，见于《仁学》一书。《仁学》的精神，在于打倒偶像，在于“冲决网罗”，故其《自序》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既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于一炉，故其界说二十五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常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籍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仁学》中所谓冲决网罗者，到处皆是，不胜枚举，其冲决伦常名教之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其冲决善恶之别曰：“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适合乎佛说。佛即众生，无明即真如矣。且更即用征之，用固有恶之名也。然名，名也，非实也；用，亦名也，非实也。名于何起，用于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则皆人之为也，犹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沿习至今，亦孰知其恶者。乍名为恶，即从而恶之矣。或谓男女之体，生于幽隐，人不恒见；然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嗣同亦宗今文学，他说：“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之时，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钳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人之心，而猝不可与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其于微言大义，仅得托诸隐晦之辞，而宛曲虚渺，以著其旨；其见于雅言，仍不能不率于君主之旧制，亦止据乱之世之法已耳。据乱之世，君统也。后之学者，不善求其指归，则辨上下，陈高卑，懔天泽，定名位，只见其为民贼独夫之资焉矣。”又说：“孔虽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考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未尝不三致意焉。”唯其如此，所以嗣同又痛诋荀卿的冒孔子名，以败孔之道，其言曰：“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子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下，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益暴著于世矣。……故尝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执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仁学》下卷，多政治谈，其言国家起源与民治主义，则曰：“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以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既言民治主义，故当清政衰微的时候，又倡排满革命，其言曰：“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但是，他政治上的理想制度，却是大同主义与世界主义。所以他说：“以言乎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说：“以心挽劫者，不唯发愿救本国，并彼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由上所述，可知嗣同思想驳杂已极，然其尽脱旧日传统思想的束缚，努力于解放与独造，却是有清一代的唯一思想家。

梁启超又名卓如，广东新会人。他自述其学术思想的来源说：“启超年十三，治戴、段、王之学。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启超遂执业为弟子，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启超弗嗜也，则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书》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又二年，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导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习，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戊戌政变，嗣同死焉，启超亡命，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清代学术概论》）由这段话看来，可知启超之学，在戊戌政变以前，虽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然其绌荀申孟诸大端，却依然一宗师说。因此，戊戌以前，他只可以算是有为的走卒，而不曾独树一帜。戊戌失败后，有为的思想始终没有变化，启超亡命日本，习日文读新书，思想言论，便渐次地脱离有为的羁绊，终于和有为分立起来了。当时他在日本所办的报，前后共有三个名目：即《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他那时已绝口不谈伪经，也不甚谈改制，可是有为却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他因此就力驳有为的主张，他说：“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学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又说：“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以上《新民丛报》）又说：“摭古书片词单语以附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唯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国风报》）他这几段话原来是对保教一个问题而发的，但是，这几段话，却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痼疾，尤其是对于当时拿西学来比附孔子思想的毛病，予以严重的攻击。唯其如此，所以康、梁的思想，由是分道而驰。启超反对拿西学来比附孔子的思想，所以从这时起，他便尽力于他所谓移植的工作，他所著的《西哲学说一脔》《外史鳞爪》，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但是，他当时所介绍的，却不免于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不免于粗率浅薄，关于这个毛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不过自戊戌失败以后至辛亥革命前这个时期，他在思想界与言论界，确实握着很大的权威，尤其是关于破坏旧思想一点，他很有力量。鼎革以后，他便投身政治活动，想借北洋派的实力，来实现他的立宪政治；但是，每次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欧战以后，他从欧洲游历回来，目击欧洲战后的荒凉，由是他著了一部《欧游心影录》，大倡西洋物质文明破产、东方精神文明复兴之说。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尾巴主义者，只是跟着时代后面走，却不能做开路的先锋了，而他整理国故的宏愿，就从这个时候立起来了。他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曾说道：“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4]，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现在他已物故，他的宏愿并不曾实现，结果，他便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了。

维新运动的两位健将：谭嗣同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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