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学说与今文学的关系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今文学的启蒙大师，便是武进庄存与。以上所述，可以说是今文学的初期运动，其中心专在《公羊》。至康有为出，乃全部推翻古文诸经传，而集今文学的大成，同时，所谓维新运动，亦自有为开其端。故以下详述有为之学，并阐明今文学与维新运动的关系。

清代今文学的启蒙大师，便是武进庄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而不致力于训诂名物之末，和戴、段一派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其后武进刘逢禄继起，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专发明“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1]。道光时，仁和龚自珍通《公羊春秋》，说经宗庄、刘，为今文学健将，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清末思想的解放，自珍很有功劳^[2]。龚自珍虽言经学，然与戴、段一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不同，盖自珍处清政衰微的时候，很留心于经世之学^[3]。以上所述，可以说是今文学的初期运动，其中心专在《公羊》。道光末，邵阳魏源著《诗古微》与《书古微》，才攻击《毛传》《大小序》以及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同时，邵懿辰又著《礼经通论》，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系刘歆伪作。这样一来，所谓古文诸经传，就渐次地都发生真伪问题了。至康有为出，乃全部推翻古文诸经传，而集今文学的大成，同时，所谓维新运动，亦自有为开其端。故以下详述有为之学，并阐明今文学与维新运动的关系。

有为少年时的事略及其学术思想的来源。“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夏，又号长素，咸丰五年（1855年）生于广东南海县。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父达初早逝，母劳氏，生子二人，长即有为，次广仁。有为既早孤，幼受教于祖父……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年十八始游朱九江之门授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最有心得……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入中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经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进步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圣经》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梁启超著《康有为传》）“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

有为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新学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毁其版，传习颇稀。……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非口授不能明。又不唯《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唯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可得言焉：（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原文如此）（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的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上两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书，略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大同书》之条理略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源、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至其当由何道乃能致此，则未尝言。……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

总观以上所述，知有为之学，初出于九江，及受廖平的影响，始尽弃其旧说。又当他道经香港、上海时，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因欲求所以“致此之故”，乃尽读当时所译西籍。结果，有为便以今文学《公羊》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又糅杂着肤浅的西学，就形成维新运动的中坚思想了。

原来洪、杨之役，清室借外力平内难，就震怵于西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才有制造局的设立，北京又设同文馆，并派幼童学生留美。中、日一役，海军全灭，老大帝国的声威一落千丈，于是变法维新的主张，就在这个时候取得势力了。有为利用这个时机，就在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他的变法维新的主义。他最有力的信徒，要算梁启超。后来在北京大小官僚中，又得到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一班同志；在督抚中，要算陈宝箴最和他表同情。浏阳谭嗣同，却要算他同志中的前卫战士。他同时又设立学会，开办报馆。他在两广讲学的时候，设立了一个桂学会。后来北京文廷式等人，组织强学会，他便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更立分会于上海。北京强学会又附设强学书局，发行一种报纸叫做《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又发刊一种《强学报》。后来御史杨崇伊说强学会宗旨不正，随即被封了。于是梁启超等又在上海发行《时务报》，大受当时人的欢迎，康、梁并称，就始于此时。但自强学会被封以后，有为的势力略受挫顿，唯不久因为德国强夺胶州湾的事件发生，全国人士很为震撼，有为利用这个机会，又在北京倡立保国会。这时各省感受这种维新运动的空气最厉害的，要算湖南，由谭嗣同等倡导，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设立一个南学会，创办一个时务学堂，又发行一种《湘学报》。由是维新变法的空气弥漫全国，有为得徐致靖的疏荐，面见了德宗，痛陈变法之利。到了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四月，便命有为以工部主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时，下诏定国是。七月又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地大干起来了。但是，当时旧派势力很巩固，德宗上面有一个西太后，下面又有一个军机处的裕禄，京师以外还有一个兵权所寄的直隶总督荣禄，都是反对维新运动最有力的人。所以维新运动不到百日，便发生政变，结果，西太后垂帘听政，德宗被禁锢在北海的瀛台，康、梁逃难日本，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即所谓六君子者——被杀。轰动一时的维新运动，从此告终，有为的政治生命与学术上的贡献，也随而告终。

维新运动虽告失败，然其影响于青年思想者至大。当《孔子改制考》刊行时，朱一新写信给有为说：“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窃恐诋讦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从朱氏这一段话看来，便知道有为的思想，足以启发学者的怀疑态度。学者既抱定怀疑态度，于是愈感觉中国旧有学识的贫乏，不足以满足其知识饥饿，而相率留学日本与从事译述事业的人，便渐次地多起来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之交，译述事业特盛，定期出版的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的输入，真是如火如荼。但是，当时译述，既无选择，又不精当，专以量多为贵，而不着重质的方面，而社会却以知识饥饿之故，反相率欢迎。唯当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从西籍直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今作亚当·斯密——选编者注）《原富》、穆勒约翰（今作约翰·穆勒——选编者注）《名学》及《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都是名著，中国不由日本重译而直接与西洋思想发生关系，实自复始。

康有为的学说与今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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