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文集专著卷简介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考据学的启蒙运动者为顾炎武，然同时还有阎若璩、胡渭、姚际恒三人，都是替考据学辟坦道的人。这三人的工作，虽杂而不纯，但其为后此考据学奠立一个极强固的基础，却要归功于他们。建立考据学的功臣，首推戴震。这一段故事，已足以说明戴氏治学的出发点，而戴氏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学派的建立者，亦即在其治学方法。清代考据学的特盛，已如前述，而其一代学术的中坚，则在于诸经都各有新疏，观阮元所辑的《

考据学的启蒙运动者为顾炎武，然同时还有阎若璩、胡渭、姚际恒三人，都是替考据学辟坦道的人。阎著《古文尚书疏证》，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这种伪书，千余年来，学人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无敢议其为伪者，自阎氏力辨其为伪，于是学界受此刺激，对于一切经义经文顿起疑惑。胡著《易图明辨》，辨宋邵雍所传《河图》《洛书》，非羲、文、周、孔所有，而与《易》义无关。他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抟、邵雍，明孔学自孔学，宋学自宋学。由是宋学（理学）所凭借的《河图》《洛书》，遂失其支配学人心理的势力，而学人才知道欲求孔子所谓真理，除宋人所用方法外，还有别的途径。姚著《古今伪书考》，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甚至疑《孝经》与《易传十翼》，其怀疑精神，异常炽烈。这三人的工作，虽杂而不纯，但其为后此考据学奠立一个极强固的基础，却要归功于他们。

清代考证之学，已由顾炎武等开其端绪，然能使这种学问成一体系者，当首推乾隆时的吴派惠栋与皖派戴震，而戴的精深，远过于惠。

惠栋吴县人，字定宇。承祖周惕、父士奇之后，世传经学。栋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诸书。其弟子最著的，有余萧客、江声、沈彤诸人。萧客弟子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把栋列为汉学的正统。其实，栋不如戴震，未足以完全代表一代的学术，不过汉学的阵营，从他才建立起来罢了。栋治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遵古守家法为究竟。其言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训……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九经古义首述》）这样看来，足见他的治学，专以“古今”定“是非”，虽树立汉学的阵营，而清初诸儒怀疑的精神，却因之消失。所以梁启超说：“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清代学术概论》）其批评可谓至当。

建立考据学的功臣，首推戴震。“戴先生震，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生具异禀，十岁始能言。……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节，问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刘光汉《戴震传》）这一段故事，已足以说明戴氏治学的出发点，而戴氏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学派的建立者，亦即在其治学方法。以下就其治学方法的特点分述之：

“年十五，普读群经。每字必求其义。好汉许氏《说文解字》，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存于今者参互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

“年十七，即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能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通其语言。……故其言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则先生之学，以小学为入门。”

“然音韵之学，较训诂之学尤精。尝以‘训诂必出于声音，当据声音求训诂’，成《转语》二十章。”

“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

“先生有言：‘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故凡守一说之确者，当终身不易。’”

“又曰：‘读书当识其正面背面，好学当得条理；得其条理，则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无不可为。’”（以上《戴震传》）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戴学分析条理， pagenumber_ebook=278,pagenumber_book=247 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章炳麟《清儒》）

综上所述，得知戴氏治经，以小学为入门，有清一代小学的发达，实由于戴氏提倡之功。又得知戴氏治学方法，不外：（一）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二）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三）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四）贵精不贵博。（五）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六）分析条理，识断精审。这些方法，都为后此考据学家所沿用，故戴氏有功于一代学术即以此，而与惠氏相异亦以此。盖惠氏淹博而不精；笃好古法而鲜审思明辨；富于引申而寡于裁断^[1]。

戴氏著作，其最精的，属于小学的有《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属于历算的有《原象》《历问》《续天文略》《策算》《古历考》《勾股割圜记》；属于水地的有《校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水地记》。而《孟子字义疏证》则为他晚年最得意之作。但《孟子字义疏证》不属考据学范围以内，而欲借此以树立他的哲学。原来宋儒讲学，以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唯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他本于王夫之的学说，力斥其非，其言曰：“古人所谓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无憾，然后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于欲中。盖一人之欲，即千万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见为理，舍是非而论顺逆，然后以空理祸斯民。故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传》引《孟子字义疏证》）。

戴门后学，名家辈出，而尤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为最著。段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都是遵守戴氏治学方法而成功的名著。道光间，继戴氏之学者有俞樾，同治间则有孙诒让。俞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孙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是为考据学的全盛期。清季今文势盛，而能宏大正统派的考据学者，则有章炳麟。所著有《文始》《国故论衡》，其精义多为乾、嘉时人所未发。但章氏之学，已不限于考证学的范围，而转趋于排满的言论。关于这点，以后再说。

清代考据学的特盛，已如前述，而其一代学术的中坚，则在于诸经都各有新疏，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以及王先谦的《续编》所收罗的著作家，多至百五十七家，其业绩的伟大，即可想见。然其业绩，尚不止此，如小学，如音韵学，有清一代，也是作家辈出。他如史学、地理学、金石学、历算学，清儒亦多有发明。至于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抄踵刻的伪谬，罗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也是清儒的伟大工作。

【问题提要】

（一）试略述清代考据学特盛的原因。

（二）试述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何以他为一代考据学的辟祖？

（三）试略述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三人的学说。

（四）颜元之学，何以不久中绝？

（五）阎若璩、胡渭、姚际恒三人对于清代考据学有何贡献？

（六）试述戴震的治学方法及其与惠栋相异之处。

【注释】

[1]梁启超论戴、惠之别：“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并不墨守之。”（见《清代学术概论》）

杨东莼文集专著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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