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大学者：顾氏、杨东莼、炎武、船山先生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顾氏高揭“经学即理学”的旗帜，而能为一代宗师者，却在于他的治学方法。这就是他所用的治学方法，乾、嘉以还，固为学者所共习，然其创始则不能不归于炎武。清初诸儒，多讲经世之务，即学问所以致用，宗羲得力于史，故于《明夷待访录》中所作《原君》与《原法》，更能道破君主制度的罪恶，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学者称为船山先生。

章炳麟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所以清初代表陆、王派的虽有李中孚、李绂，代表程、朱派的虽有陆世仪、陆陇其，调和陆、王与程、朱的虽有孙奇逢，但他们说来说去，都无非出自剽窃，在学术思想上，没有重要的地位。真能在思想界占有地位的，便只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人。他四人的思想，都是王学的反动，不过其反动所走的方向各各不同：顾、王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黄氏始终不非王学，而只是纠正王学末流的浮虚；唯有颜元一人，则不但攻击陆、王、程、朱，而且鄙薄考据之学，在四人中特出。今分述四人思想的大概如下：

（一）顾炎武。顾炎武字宁人，又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国变时，他母亲不食而卒，教他不得事二姓。他与同志举义兵不成以后，就刻厉为学，漫游南北，关塞险阻之处无不至。康熙时，诏征鸿博之士，他预告诸门人在京为之辞曰：“刀绳具在，勿速我死。”所著有《左传杜解补正》《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文集》《诗集》等，而《日知录》尤为一生经意之作。顾氏之学，为王学的反动，前已言之，所以顾氏治学的精神，亦从力排当时骛高无实之病而来，而以致用为鹄的，其言曰：“愚所谓于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被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答友人论学书》）又：“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虽然，顾氏高揭“经学即理学”的旗帜，而能为一代宗师者，却在于他的治学方法。他的治学方法，约有二端：①贵创。他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又论著书之难：“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以上《日知录》）其不蹈袭古人而贵创造，由此可见。②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又全祖望说：“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相合，即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表》）这就是他所用的治学方法，乾、嘉以还，固为学者所共习，然其创始则不能不归于炎武。总之，炎武高揭“经学即理学”的旗帜，采用博证的方法，而以致用为鹄的，实为一代考据学的辟祖。

（二）黄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明亡，鲁王立于绍兴，他纠合里中子弟数百人走从鲁王，号世忠营。又赴日本求援。事不成，而鲁王亦覆。但他复明之志仍旧，东奔西走，和故将遗臣相要结，希望有所成就。天下平定，他知事不可为，便返里一意从事著述。后清室屡征，都力拒未就。所著有《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又有《易象数论》《明史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南雷文定》等。又与子百家辑《宋元儒学案》，未完编，后为全祖望所完成。宗羲之学，出于刘宗周，不外阳明良知一派，然平生得力处，却在经史，所以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又：“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诸心，则为俗学。”清初诸儒，多讲经世之务，即学问所以致用，宗羲得力于史，故于《明夷待访录》中所作《原君》与《原法》，更能道破君主制度的罪恶，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原君》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诸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法》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宗羲此种思想，在今日看来固然浅薄，但在当时确系惊人之论。清季谭嗣同、梁启超辈倡民权共和之说，亦多受宗羲思想的影响。要之，宗羲于史独具卓见，实为一代史学之祖。

（三）王夫之。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亡，从瞿式耜于桂林。时桂王监国，授他为行人。后式耜殉节桂林，桂王亦覆。他知事不可为，遂退居不出，终身不剃发易服。学者称为船山先生。所著甚多，而其学略见于《噩梦》《黄书》《俟解》《思问录内外篇》《读通鉴论》《宋论》。《噩梦》《黄书》，言黄帝为吾族之祖，指陈民生利害甚切。《俟解》《思问录》，多为理气之谈，释、儒之辨。《读通鉴论》《宋论》，则辨夷夏之防，明民权之理。夫之黜明存宋，所以力攻王学，而倡关学。他说：“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即其攻王学之语。又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张子正蒙注序》）即其倡关学之语。他于天理人欲之辨，言之最当，所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实发前人所未发，后此戴震思想，多由此衍出。然以他僻处深山，又不与当时学者往来，故其学所传不广，唯其乡后学谭嗣同，却深受他的影响，竟谓：“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仁学》卷上）

（四）颜元。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直隶博野人。他先好陆、王之学，不久，又从事程、朱学，最后“始悟尧、舜之道在六府二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托。于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帅门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堂上琴、竿、弓、矢、筹、管森列”（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传》）。这样看来，习斋之学，实以事物为归，不以空言立教。唯其如此，所以习斋之学，能确守孔子旧章，而与后儒新说有别：“其一，谓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而六艺不外一礼……礼必习行而后见，非专恃书册诵读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游，大不得已而删订，著书立说，乃圣贤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为儒，举圣人参赞化育经纶天地之实事一归于章句，而徒以读书纂注为功乎？无极、太极、河洛、先后天之说，皆自道家，而以之当圣人之言性与天道，至谓与伏羲画卦同功，宜其参杂二氏而不自知也。其二，谓气质之性无恶，恶也者，蔽也，习也。纤微之恶，皆自玷其体；神圣之极，皆自践其形也。孟子明言‘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尔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气质有恶，是于天之降才即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况曰性善，谓智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尝谓全无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轻重不同，而其为金相若也；唯其有等差，故不曰同；唯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习染溺色溺货以至无穷之罪恶，则皆以习而远于善，即所谓‘倍蓰无算不能尽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三，谓圣门弟子不可轻议，诸贤一月皆至于仁，一日皆至于仁，每学之而愧未能。……子路鼓瑟不合雅颂，而门人不敬，孔子即不谓然；孟子谓‘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举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辞不遗一人。后儒乃动诋宰我、樊迟、季路、冉求、子贡、子张、游、夏诸子，而欲升周、程与颜、曾接席，是自亲贤于孟子矣。盖圣门弟子以竟业为本，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而后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视诸贤甚卑也。”（《颜元传》）观此，知颜元之学，不独不认宋、明理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盖其精神不在书本上的知识，而在实行。其弟子李塨、王源，都能实践颜氏之教。然因清室法网日密，他的实行精神，又为当局所猜忌，故其学不久中绝。

清初四大学者：顾氏、杨东莼、炎武、船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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