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文集·专著：清代考据学的特盛原因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学术，可以叫做考据学时代。但清初学派，真能代表考据学的启蒙运动者，却只有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诸人；他如颜元一派，则重在躬行实践；黄宗羲一派，则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时之务；王锡阐、梅文鼎一派，则专治天算；王夫之一派，则在于复兴关学，而力排阳明学，都不能列为考据学派。这寥寥数语，竟道破了清代考据学特盛的原因。现在总括起来，其特盛的主因，要之不外以下三端：第一，王学的反动。

清代学术，可以叫做考据学时代。但清初学派，真能代表考据学的启蒙运动者，却只有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诸人；他如颜元一派，则重在躬行实践；黄宗羲一派，则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时之务；王锡阐、梅文鼎一派，则专治天算；王夫之一派，则在于复兴关学，而力排阳明学，都不能列为考据学派。不过因为颜元、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在明末清初学术思想转变的当儿，也和顾炎武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本章有一节专讲这四位学者。而由黄宗羲一派所衍成的史学，以及王、梅的天算，则留到以后再讲。至于嘉庆以后的今文学，则因其与光绪时的维新运动有关，所以也留到以后再讲。“开场白”道过了，再来说清代考据学特盛的原因。

章炳麟《訄书》中的《清儒》有云：“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学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学近工眇踔善矣。”这寥寥数语，竟道破了清代考据学特盛的原因。现在总括起来，其特盛的主因，要之不外以下三端：

第一，王学的反动。王学末流，专尚浮谈不务实学，故其反动为实事求是；当时学者，且以亡国之罪，归之王学。顾炎武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向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又：“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以上《日知录》）又：“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贳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他这样力排王学提倡实学便为清代学术界别开一条出路。虽然，力排王学，却还不曾伤及程、朱。所以炎武一方面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他方面却说，“由朱子之言，以达乎圣人下学之旨”（《亭林文集·下学指南序》）。他如黄宗羲则始终不非王学，不过纠正其末流的空疏罢了；王夫之虽黜王学，却宗宋学，而好言名理。唯颜元一人，直攻程、朱，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入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至惠士奇、惠栋、戴震出，始专于训诂之学。戴震以为，“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东原集·古经解钩沉序》）。于是又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东原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至是考据学（即所谓汉学）的阵营始整，而夺了宋明学的地位。

第二，属于政治者。明季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当时有志之士，如顾宪成等，都结党以议朝政，且与宦官敌对，卒之酿成党祸。这一班有志之士，虽未得君行道，可是由他们所养成的尚气节持正谊的风气，却弥漫于一般士子的头脑中。鼎革时为这种风气所薰染而抱有家国之痛的学者，便有意来匡复明室；但累次的复明运动，都归失败，清室的江山已安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只好干些实事求是的学问，以备日后的应用。所以顾、黄、王、颜这四位学者以及其他许多有志之士，都带有学以致用的色彩。当时王学的空浮，自然担不起这个重负，而要想谋社会的改革，树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又自非寻根究底地去研究从来一切典章制度的得失不可。这样一来，许多学者自然就并力于考古之一途，而精神所注，便不知不觉地集中在传世久远的经书上面。研究从来一切典章制度的得失，既只有集中经书，便要把经书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所以最初反对王学的空浮，继而又攻击程、朱的说经，而抬出去古不远的汉儒以压倒传统已久的宋儒，汉学的招牌，就由此树立起来了（后来的今文家，更进一步而复先秦之古，关于此点，留到以后再讲）。不过因为清廷累兴文字之狱，法网日密，却使学者不能不由经世致用之学而日趋于狭义的考据之学。

第三，属于经济者。自后三藩平定以后，康、雍、乾对于蒙古、准（噶尔）部、西藏等边地虽累累用兵，但中国本部，却久已平定无事。这个平静的期间，有一百多年，生产的增加，已经超过明末清初之上，随而国库的储蓄也日益增加。在这个期间，清廷开了几次博学鸿词科，来罗致一班逸民，借以消灭反清的恶感。所以康熙时虽有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魏禧诸人立志不就，但毛奇龄、尤侗、汤斌一班人却已纷纷入彀。雍正时编辑《古今图书集成》时，也罗致很多的学者。乾隆时，除开博学鸿词科外，又开四库全书馆，当时参与校勘的人，除总纂官纪昀外，还有朱筠、戴震、王念孙一班积学之士。在这种情况之下，反清的恶感，自然会渐次地消失下去，而原来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就必然地一变而专于考据之学了。

杨东莼文集·专著：清代考据学的特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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