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学的重大转变：杨东莼文集专著（上中下）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本编第一章中曾说过：儒家思想简直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儒家的礼教，二千余年来，简直成为中国人行为的规范。但儒家本身却经过几次的转变[1]。而其中最显明的一大转变，就是从“说经义”谈“修齐治平”的儒家，转变为谈“理气心性”的儒家，即从经学变为理学。这便是宋、明理学所取于儒家的成分。

在本编第一章中曾说过：儒家思想简直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儒家的礼教，二千余年来，简直成为中国人行为的规范。但儒家本身却经过几次的转变^[1]。而其中最显明的一大转变，就是从“说经义”谈“修齐治平”的儒家，转变为谈“理气心性”的儒家，即从经学变为理学。从下面所引用的三位理学家的话看来，便知道这个转变的方向是朝着哪里走。

朱熹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张载说：“六经须著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程颐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须先识义理，方始看得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耳。”

所谓“性命道德”，所谓“义理”，便是理学家所走的方向。原来儒家立说，只看重人事方面，但自魏、晋、南北朝、隋、唐这长期间的佛、老之学猖披以来，便产生从佛、老学说去探究性命的一派，李翱的“儒表佛里”“儒表道里”的《复性书》便是一例。他的《复性书》便是这个转变的渡桥；而宋、明人的“儒表佛里”与“儒表道里”却比李翱更进一步。现在我们分析理学的成分，依旧不外儒、道、佛三者。

第一，黄震的《黄氏日抄》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他所谓三先生，就是胡瑗、孙复、石介。他三人都以师道自任，讲明正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一变词章训诂之风，实宋、明理学的先导^[2]。这便是宋、明理学所取于儒家的成分。

第二，朱震的《汉上易解》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李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时张载讲学于程、邵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穆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案陈抟为隐居华山的道士，而宋、明理学之所本，实源于陈抟。所以宋、明理学有取于道家（此系汉以后的道家，不是诸子的道家）的成分，便用不着说明了。

第三，空谷景隆的《尚直编》说：“穆修又以所传《太极图》，授于濂溪周子。已而周子叩问东林聪（常聪）禅师《太极图》之深旨，东林为之委曲割论。周子广东林之语，而为《太极图》说。”又《居士分灯说》：“敦颐尝叹曰：‘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黄龙山慧南），发明于佛印（庐山归宗寺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拭，无由表里洞然。’”——此足以证明周敦颐所受禅宗的影响。弘孟的《纪闻》说：“濂一日与张子厚等同诣东林论性。聪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谓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彻，理外无事，事必有理。’诸子沉吟未决。濂毅然出曰：‘性体冲漠，唯理而已。何疑耶？’横渠曰：‘东林性理之论，唯我茂叔能之。’”——观此则张载之学，也与敦颐同出东林门下。程颐作《明道行状》说：“明道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高攀龙说：“先儒唯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深。”——观此则程颢也和佛家有关。《归元直指集》说：“《嘉泰普灯录》云：‘程伊川……问道于灵源禅师，故伊川之作文注书，多取佛祖辞意。……或全用其语。’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此则程颐与灵源的关系很深。至于朱熹之学，则出于大慧宗杲与道谦。《居士分灯录》说：“熹尝致书道谦曰：‘向蒙妙喜（大慧）开示。……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投一语，警所不逮。’谦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两段。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话头，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熹于言下有省。并撰有《斋居诵经诗》。”后来道谦死时，朱祭以文，略曰：“……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语，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观此则朱熹所受大慧、道谦的影响很大。陆九渊说：“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于《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王守仁说：“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观此则陆、王之学，又与禅宗有关。

总之，宋、明理学，表面上是些孔子、子思、孟子，骨子里却夹着老、佛。但他们既有得于老、佛，却为何又辟老辟佛呢？钟泰编《中国哲学史》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得很好，现在抄录于下。他说：“或曰：诸儒既有得于二氏，而又辟佛辟老，何也？曰：是亦有故。不见朱子之言乎？朱子曰：‘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破瓮破釜。’此非为道家言之，盖为儒者言之也。又不独朱子之心若是也，宋儒之心，盖莫不若是。彼始有见于佛、老之理，既反索之于六经，而亦得之。且又应有尽有，一无欠缺也。于是乃信自有家宝，而不必于他求。故其辟佛辟老，非以仇之，以为实无需乎尔。且释道与儒，言道则一，言用则殊矣。以中国尧、舜以来礼乐刑政之备，而欲其绝父子、黜君臣、群趋于髡发逃世之教，此必不能者也。是以取其意而弃其迹，斤斤于空实有无之辨。如曰：‘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曰：‘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出了。’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并见《朱子语类》）此正宋儒善用佛、老之长，而无佛、老之弊。故明高景逸（攀龙）盛称：‘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夫岂独明道一人哉？宋儒之辟佛辟老，盖大抵视此矣。岂与昌黎《原道》之空言攻讦，而欲火其书庐其居者同乎？”要之，钟氏所说的“以中国尧、舜以来礼乐刑政之备……斤斤于空实有无之辨”数语，才真正是宋儒辟佛、老的原因。

儒家理学的重大转变：杨东莼文集专著（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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