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在中国兴盛之因-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要说明佛学何以特盛于六朝、隋、唐，首先就要说明自汉以来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牟融有《理惑篇》，其主旨在于祛除那些怀疑佛学者的所见。便是儒、佛、道一致的论调了。佛学到这时候，竟成了与儒、道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清谈玄言之风愈盛，则佛学亦随之而盛。这个关联，便是佛学特盛于六朝、隋、唐的根本原因。而隋、唐国外交通频繁，有利于高僧的往外留学，也足以促成佛学的进展。

佛教的输入及其发展，在第二编第九章中已说得很明白，本章用不着重述。本章所要说的，就是佛学何以特盛于六朝、隋、唐；就是诸宗的历史，及其教义。

要说明佛学何以特盛于六朝、隋、唐，首先就要说明自汉以来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梁僧祐撰《弘明集》，其后序有云：“俗士疑骇觉海、惊同河汉。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身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戒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树。”由这段话看来，便知佛学在魏晋以前，还为一般士子所惊疑。但在东汉季世，却有一位牟融，引中国圣贤之言，阐西来佛陀之教。牟融有《理惑篇》，其主旨在于祛除那些怀疑佛学者的所见。其第七篇说：“问：‘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逾经传、美圣业哉？’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旦学吕望，丘学老聃。四师虽圣，此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牟融这论调，明明是尊佛而卑孔、老。但他又以老子之言，证明佛家言之无失。如：“问曰：‘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牟子曰：‘夫长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狭后。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妻子财物，世之馀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故前有隋珠，后有虓虎，见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许由栖巢木，夷、齐饥首阳：孔圣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即其明证。到清谈玄言之风特盛的时候，就开始从佛理说老、庄，继而又援老、庄而入佛。所以孙绰《喻道论》（绰，东晋人，《喻道论》见《弘明集》）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而张融《门论》（融字思光，宋时为封溪令，卒于齐世）所说：“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其犹乐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礼之不袭，三皇之圣岂三。此皆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安可辄驾庸愚，诬罔神极。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道，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夫澄本虽一，吾自俱宗其本；鸿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专遵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便是儒、佛、道一致的论调了。佛学到这时候，竟成了与儒、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儒家学说，在清谈盛极一时的时代，已经不为学者所道；而老、庄的言虚无，却和法空之旨不远。所以清谈玄言之风愈盛，则佛学亦随之而盛。这个关联，便是佛学特盛于六朝、隋、唐的根本原因。而隋、唐国外交通频繁，有利于高僧的往外留学，也足以促成佛学的进展。

佛学在中国兴盛之因-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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