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与玄学：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中的研究成果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谈之风，开自何晏、王弼。又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易注》《老子注》，至今都还存在；其引老、庄之说，释孔圣之经，均能案寻。谈玄之风，虽倡于何、王，而广播这种风气的，却要算阮籍、嵇康二人。其轻蔑名教，抛弃绳墨，由此可见。晋初，王衍、乐广，都尚清谈，不问国事。渡江以后，流风更广；南北朝时，流风所及，所谓士子便无不崇尚清谈玄言了。

清谈之风，开自何晏、王弼。何、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无专传，仅附于曹爽、钟会传后。《曹爽传》：“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又：“晏，何进孙。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钟会传》：“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何、王二人的事略，尽在于此。然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却可以考见二人的生平。又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易注》《老子注》，至今都还存在；其引老、庄之说，释孔圣之经，均能案寻。案王、何同宗老、庄，所以《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然考何劭为王弼作传，则何、王言老子各有不同，劭说：“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4]这样看来，足见何晏专主无，而王弼虽主无亦不废有。又《三国志·齐王芳传》载有何晏奏，其言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这样看来，又足见何晏虽好老、庄，却并不见得遗落世事。要之，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老子注》《易注》，对于东汉末叶腐儒的咬文嚼字，确系一剂清凉散，而清谈之风，虽为他二人所开，要亦时势有以促成之；至于末流的专尚浮虚遗落世事，则更非首倡者的罪过。

谈玄之风，虽倡于何、王，而广播这种风气的，却要算阮籍、嵇康二人。魏室末年，嵇康为中散大夫，好言老、庄，尚奇任侠，与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往来，都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号为“竹林七贤”。康著《释私论》，以为“君子者，心不^[5]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籍著《大人先生传》以为：“世之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乎虱之处于裈中乎？”其轻蔑名教，抛弃绳墨，由此可见。晋初，王衍、乐广，都尚清谈，不问国事。其后，“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通，次者名之达”^[6]。这较之阮籍、嵇康，又变本加厉了。渡江以后，流风更广；南北朝时，流风所及，所谓士子便无不崇尚清谈玄言了。《南齐书·王僧虔传》载有僧虔戒子书，其言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后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东方朔）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十数家注。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马融）郑（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焉。”“开《老子》卷头五尺许”，就“自呼谈士”，便足见当时谈士之多了。

清谈的风尚，既这样地波及天下，元嘉（宋文帝年号）之间，遂至专立“玄学”，以相教授。《宋书·何尚之传》：“上（宋文帝）以尚之为丹阳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学，谓之南学。”到了梁代，更以《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谈论则为“玄言”，著述则为“玄部”。玄学之盛，达于极点。

当清谈玄言大盛的时候，两汉儒者所结集的经书，除一部《周易》以外，其他都无人过问。到了王弼注《易》，舍象而言理，就连汉儒言《易》的象数之说，也都抛弃了。何晏的《论语集解》，则不尽用郑（郑玄）义；晋世王肃的伪孔安国《尚书传》，更和郑玄立异；郑氏之学，由是大衰。他如杜预的《左传集解》、范宁的《谷梁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都无不和汉儒家法相异。南北朝时，北朝风气，变动稍晚，他们说经，多遵汉儒家法。《北史·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又：“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服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由此看来，便可想见当时南北学派之不同。隋代统一天下，专尊南学，而北学遂绝。及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则《易注》用王弼，《书》用孔安国，《左传》用杜预《解》；而郑注《易》《书》，服注《左氏》，都弃置不取，所以从此以后，南学独盛。至于子书，向秀、郭象的注《庄子》，张湛的注《列子》，以及王弼的注《老子》，则更系玄言之宗。

最后，因为老、庄之学，多可与佛学相通，所以当时谈玄者，又往往杂有佛家思想。如孙绰的《喻道论》，所谓“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便是杂有佛家思想的道家言。又绰所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便是儒佛一致的论调。他如支遁用佛说解《庄子》，周颙的儒、佛、道三教并论，都无不杂有佛家思想。所以当玄学之衰，佛学遂代之而起。

清谈与玄学：杨东莼文集·专著卷（上中下）中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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