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既崇儒家，则为孔子删定的经书，就成为必修的科目，经学的特盛即由于此[10]。今将西汉五经的传授，表列如下：以上所述，都是西汉的今文家[11]。到平帝时，始有所谓古文家。古文家之源，盖出于刘歆。这一派为古文学。至东汉末年，马融、郑玄等提倡古文经，古文经由是大兴。经今古文之争，始自刘歆。六、经学传授不可考。......
2023-08-17
清谈与玄学特盛的原因-杨东莼文集·专著卷
【摘要】：有了上述这些原因，已经足以促成玄言与清谈之风，而当时儒业消沉，更足以使这种风气获得猖披的机会。儒业既已消沉，礼教又不足以范围人心，琐碎的训诂学更不足以束缚学者的思想，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学者学无所用，抑且使学者救死不遑，于是厌世的人生观随之发生，而转入于老子的虚无主义，清谈玄言之风，因之而开。
魏晋、南北朝，是怀疑主义的时代，同时，又是儒佛两宗的过渡时代。而此时代的特征，就是玄言与清谈之风。今考促成这种风尚的原因，约有以下数端：
第一，由于战争的扰乱，使学者思想发生厌世之观。原来汉末自张角倡乱以来，天下就没有安宁一天。继之而起的，又是军阀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绍、孙坚、刘备的互相厮杀，卒之弄成三国鼎立攻战不息的局面。后来司马氏虽然统一中国，但不久又有八王五胡之乱。在这个长久战乱的时期，必然闹成“原野厌肉，溪谷盈血”的景象。处在这种景况中的学者，既无所用，又日日在救死不暇的惶惑中，自然就谈不到实用的学术，而因感觉到死生无常，便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流入厌世这一条路上去了。这便是促成玄言与清谈之风的根本原因。
第二，由于训诂学的反动，使学者思想得以解放。原来两汉诸儒说经，都确守师说，争执门户之见，只知模仿因袭而少有创造；及其末世，训诂学大昌，由是弄成“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经，白首而不能通”的地步。在太平时候，生活安定，从事这种琐碎的训诂学，还不见得有什么毛病；但在离乱的时候，人人都感觉着生活上的威胁，又哪里有闲情来弄这个劳什子呢？所以训诂学的反动，就会使学者的思想由琐碎而趋于简易，由争执门户之见而趋于解放。
第三，由于礼教的反动，使学者思想不为礼教所束缚而趋于放诞。原来汉光武中兴，有鉴于新莽以爵禄来收买士大夫，使礼教扫地无余，于是尊崇儒术，提倡气节，而士风为之一变。当时士习，很重名誉，乡举、里选，都必事先考其行谊。如果一行不检，贻笑乡里，就易于抛弃终身。礼法之严，达于极点。东汉末世，汝南风俗有月旦评[1]，以品评乡里的人物；而太学诸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并与李膺、陈蕃更相褒重，标榜为高，而激成党祸。及曹操欲谋篡汉，认为这种标榜的风习，很不利于他觊觎神器的野心，于是崇奖跅弛之士[2]，而礼法大坏。不久司马氏又篡魏，禁网日密，言论渐不自由[3]。结果许多思想家目击魏、晋的篡窃，都无不是假借尧、舜揖让的美名，而所谓礼教，原来都是欺人的工具，到了这样的境地，就自然发出“礼岂为我辈设哉？”的反抗呼声，而放诞相高，便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有力的风尚了。
有了上述这些原因，已经足以促成玄言与清谈之风，而当时儒业消沉，更足以使这种风气获得猖披的机会。《魏略》所谓“太和青龙（魏明帝年号）中，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亦避役，竟无能习学”，“正始（在齐王芳年号）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即其时儒业消沉的明证。
儒业既已消沉，礼教又不足以范围人心，琐碎的训诂学更不足以束缚学者的思想，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学者学无所用，抑且使学者救死不遑，于是厌世的人生观随之发生，而转入于老子的虚无主义，清谈玄言之风，因之而开。但是，阴阳五行之说，自汉代以来，便久已深入人心，所以当此离乱之时，除遁入老子的虚无主义以外，丹鼎、符篆、占验之术，又必为时人所好，而神仙之说又大盛。至于佛教思想，则久已流入中土，所以此时代的学者思想，杂有佛家言，又是必然的趋势。要之，这些都是在此一怀疑主义时代所必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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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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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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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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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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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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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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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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