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的启蒙运动者为顾炎武,然同时还有阎若璩、胡渭、姚际恒三人,都是替考据学辟坦道的人。这三人的工作,虽杂而不纯,但其为后此考据学奠立一个极强固的基础,却要归功于他们。建立考据学的功臣,首推戴震。这一段故事,已足以说明戴氏治学的出发点,而戴氏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学派的建立者,亦即在其治学方法。清代考据学的特盛,已如前述,而其一代学术的中坚,则在于诸经都各有新疏,观阮元所辑的《......
2023-08-17
夏曾佑论秦皇、汉武:“自来论中国雄主者,曰秦皇、汉武……综两君生平而论之,其行事皆可分为三大端:一曰尊儒术,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面观之,则互相牴牾,理不可解,既尊儒术,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杀戮,此后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然若论其精微,则事乃一贯。盖皆专制之一念,所发现而已。其尊儒术者,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开边之意,则不欲己之外,别有君长,必使天下归于一人,而后快意,非今日之国际竞争也。至于求仙,则因富贵已极,他无可希,唯望不死以长享此乐。此皆人心所动于不得不然,故能前后两君,异世同心如此。”[16]其论儒家与方士之糅合又云:“儒家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长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为王者之所喜,则其势必相妒,于是各盗敌之长技,以谋独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17]夏氏此说,颇有是处,但是还不曾把二家糅合的根本原因道破出来。
案五行原出《尚书》,自邹衍辈把它附会于天行,由是五行与阴阳相合,而有五德始终之说。《汉书·艺文志》载邹衍之书,有四十九篇,又终始五十六篇,今均佚失。但《吕氏春秋·应同篇》,尚存其说,其言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蚁。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其说之怪诞,可以想见。秦始皇统一六国,齐人上邹衍始终五德之说,始皇采而用之,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为水德之始——此即儒家与方士糅合之始。汉代秦兴,贾谊首谋改正朔,易服色,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此亦本于始终五德之说而来。自是以后,儒者莫不通阴阳之学。儒家倡尊君,固为帝王所好;但当鼎革之际,篡位窃国逐君弑君这些罪名,又非代起的帝王所喜,于是本来自己想登宝座,就偏说是“顺乎天意”不得不如此。始终五德之说固由此起,即符命之说亦莫不由此而起。儒家诸生既已做了帝王的工具,所以只要能够“得君行道”,又焉得而不容纳阴阳家的怪说而和方士糅合起来呢?更何况儒家本身就相信天命之说!帝室的代起,像这样大的事体,都要本于始终五德之说,于是其他一切灾异,也就不得不归之于天行了。中国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动而进入产业革命的阶段,则破除迷信的科学也就不会昌明,也就不能取得它的存在根据;所以当时虽有破除迷信的思想家桓谭、王充反对谶纬的怪说[18],然而终久敌不过阴阳家言,卒之变成“始之阴阳折入于儒者,终乃儒为阴阳所夺”的地步。直到今日,这种怪说,还支配着中国大部分人的心理[19]。以上所述,便是儒家与方士糅合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阴阳家的怪说能够至今支配中国人心理的原因。
由上所述,阴阳五行之说,既这样地支配着学术界,所以两汉的思想家,除掉一位大史学家司马迁、一位社会革命家王莽、几位批判家如王充、仲长统、王符而外[20],其他经学大家,都无不为门户之见所蔽,多模仿少创造,而于学术思想界,无所贡献,更何况他们又多为五行阴阳之说所困呢!今将两汉两位经学大家的思想略述如下,以证他们的思想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一)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以治《春秋》为博士。武帝时,以贤良策对,为江都相,复相胶西王。《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今传《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篇,实存七十九篇。但从《汉书》看来,《玉杯》《蕃露》,似各自为篇;然今以《繁露》名书,疑出后人掇拾。
以下分述其思想:
(甲)天人合一说。他的思想的精华,就在天人合一说。《为人者天篇》:“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谓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此言人之本于天。既本于天,便不可不循天之道,如天之为。但是,天地之道,分为阴阳,散为五行,故他又推广阴阳五行之说以论万事。其言曰:“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见《五行五事篇》)此实阴阳家的瞽说,而出于仲舒之口。他既着重于天,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见《贤良策》)。
(乙)论性。仲舒论性,颇与荀子相同[21]。《深察名号篇》:“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欤?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欤!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此言性不得谓善,与荀子同;然言善出于性,则与荀子异,故《深察名号篇》又说:“性比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他这样说善出性中,是虽不以性为善,也就未曾说性是恶;因为他的思想,一本于阴阳,天不能有阴而无阳,从而性也就不能有恶而无善,所以《深察名号篇》又说:“栠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栠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栠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栠,与天道一也。”
(二)郑玄。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后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最后师事马融。他精通今古文学,所以他注经不主一家,集汉儒的大成。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并作《天文七政论》《六艺论》《毛诗谱》等书,共百余万言。
郑玄的思想,散见于他所注各书,不易综观其全。如《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即其说仁之精。又如《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注云:“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此其说孝之精。要之:他的思想,一本儒家,并无独特的创见。然当时谶纬之说盛行,所以他受着纬书的影响,毕竟以纬释经。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即其明证[22]。
董仲舒与郑玄,为汉代两大儒。然一则推广阴阳五行之说以论万事,一则以纬释经。由此足见当时思想界的空气,全为阴阳五行与谶纬之说所笼罩[23]。所以两汉诸儒的业绩,除“结集经书”与“校勘诂释”[24]而外,实无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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